《明史》和《四库全书》有什么价值？编纂代价极大！

　　很多人都不了解《明史》和《四库全书》有什么价值?接下来跟着趣历史小编一起欣赏。

　　文字狱，指的是从学者作品中摘抄只言片语，然后罗织罪名，构成冤狱的一种莫须有的罪名。

　　剃发令

　　文字狱是王朝统治者进行文化专制、思想控制的重要措施之一。它在历朝历代都有所表现，比如秦朝的焚书坑儒、宋朝的苏轼乌台诗案、明朝的文字狱等等。但清朝文字狱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牵连之广、用刑之酷举世罕见，规模更是空前绝后，这是中国几千年文化思想专制最黑暗最血腥最丑陋的一幕：清朝268年时间内就有200多起文字狱，其数量比历朝历代所有的文字狱的总数还要多，特别是乾隆时期，60年间至少有130多起文字狱，而且只要牵扯到文字狱的学者们和其亲朋好友，下场都极其惨烈。文字狱主犯绝大多数都是凌迟、车裂、斩立决等重刑来惩罚，就连已故的人都被开棺戮尸。

　　文字狱无疑是清朝统治者为稳固自己的统治而在以汉人为主的学者知识分子阶层中开展的大规模清洗运动，清朝不仅想让学者知识分子从肉体上进行屈服，而且对学者知识分子实施精神侮辱，比如吕留良曾静案，雍正就与曾静就“夷夏之防”这种涉及清朝民族旗汉之分的问题展开争辩，名为辩论自由，实则要求曾静自证其罪行，雍正还对其逐字逐句的驳斥。

　　雍正帝

　　但是到了乾隆皇帝那里，文字狱就越来越疯狂。乾隆皇帝对任何一个人的文字，都觉得可疑。 而且文字狱的处理都是异常残忍与血腥。绝大多数流放边远，充军为奴，主犯基本都逃不过斩头凌迟。就算是死人，也不会被放过。而且株连特别广，只要一个人沾上一点关系，所有近亲家属，不管是否知情，即使是日不识丁，也一概连坐。

　　文字狱的本质就是大规模制造冤狱，汉字多音、多意、含义众多，寓意复杂，白纸黑字的想怎么解释都行，皇帝本就多疑，莫须有之罪最为恐怖。

　　屠刀一刀刀的砍下去，造成的局面就是整个国家风声鹤唳，黑暗腐朽。在社会上，只有阿谀奉承的马屁精能生存下去。

　　“寻章摘句，吹毛求疵：穿凿比附，诛意攻心;探头探脑，告密成风;疑神疑鬼，保官为上;过犹不及，文网日密;宁严勿弛，诛连日众”这段关于清朝文字狱的描写充分体现了清朝统治者的血腥残暴和人性中的冷漠阴暗。

　　这给中国整个社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也为晚清时期中国学者知识分子与百姓的愚昧无知奠定了基础，其流毒甚至残留至今。

　　明史案文字狱

　　清朝文字狱的主要几条措施包括：

　　一、大规模杀害学者、史学家

　　清朝十分重视文件资料收集工作，将资料史料的汇编与公布一起作为思想钳制、文化统治的一种有效的政治手段，上至中央下至地方都专门设有资料档案管理机构以及专门从事档案文献资料删减编撰歪曲的机构，而且除了清朝的文件资料档案人员之外，当时民间很多学者都有私自从事文件资料汇编和研究的，他们大部分都是因为个人兴趣爱好而进行收集，所以他们很少受到官方约束，大多数都有着正确的史学观，敢说敢写，把写出真实的历史事实的史书作为自己的职业素养和人生信仰，所以其中难免会出现触犯清朝统治者忌讳的言辞，而满清统治者远不是唐宋时期宽宏仁和的皇帝，这些清朝统治者的暴虐远超想象，对待学者的手段极其残暴血腥。

　　满清统治者对文字狱当事人都是十分残暴与残忍，对于死者开棺戮尸，生者凌迟灭族，就算轻微者都是斩立决，亲朋好友族人都广受牵连，就算是无辜无错的人只要粘上边都是直接流放烟瘴蛮荒之地，惨不忍睹。

　　而被处罚的案犯中主要以学者、史学家和各阶层的知识分子为主。 比如康熙三年的庄廷龙《明史》案，只因为书中奉明朝为正朔，清朝统治者大为震怒，决定大兴文字狱，庄廷龙虽然早已经死了，仍然被挖棺刀碎尸，庄家15岁以上都尽数处斩，凡参与《明史》整理、润色、作序的学者及其全家老小和亲朋好友全部获罪入狱;参与《明史》有关的写字、刻板、校对、印刷、装订的人员，甚至很多购书者、藏书者统统受到牵连，入狱者多达千人，同时凌迟、斩立决、处绞了70余人，绝大部分都是江浙地区的学者，其中被凌迟处死的就有潘桂章和吴炎两位年轻的史学家，根据有关记载推算此次文字狱最终直接被杀的人至少有1000人，至于间接被杀、沦为阶下囚、死在狱中、死在边远蛮荒之地的人数不胜数。

　　自此整个社会笼罩在恐怖的文化氛围中，大批学者知识分子闻“文字狱”胆寒，经过明史一案以后，私撰明史的学者、史学家都十分的小心翼翼，甚至很多学者改行变成注释佛经道藏、儒家经典的经学家，到了乾隆时期，学者不仅不敢记述当朝历史，就连汉唐时期的历史都不敢触碰。

　　令人胆寒的明史案文字狱

　　自此，中国史学界、思想界、文化界可以说是进入最黑暗的时代。

　　章太炎在《哀清史》中说道：“士人不敢记述时事以触罗网、后虽有良史，将无所征信。”

　　二、禁封销毁大量文件史料

　　清朝文字狱与前朝不同在于将文字狱与禁封销毁文件史料结合起来，大部分文字狱都是因为写了清朝统治者忌讳的文章或者收藏清朝统治者忌讳的禁书引起的，而引起的后果就是大量相关史籍资料被查禁销毁。

　　还是以康熙年间的《明史》案为例，当时的史学家所编写和记载的内容触犯了清朝统治者的忌讳而被勒令全部焚毁。除此之外，雍正年间的汪景祺《西征随笔》案以及吕留良曾静案中，《西征随笔》和吕留良的著作全部被销毁。

　　乾隆年间被禁封销毁的书籍的文字狱更是开启“疯狂”模式，各种文字狱案件更是多如牛毛。就连钱谦益这种降臣贰臣的作品都全部被销毁，就连诗集都被禁封，乾隆皇帝更是把文字狱推向顶峰，以编纂《四库全书》的由头来进行大规模的禁毁书籍与文字狱。

　　乾隆下诏：“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辞，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力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

　　军机处勒令各省査处搜缴，前前后后二十几年，禁封销毁众多各类图书，制造冤狱。

　　清朝文字狱

　　自秦始皇焚书以后，历代均有所谓禁封销毁之事发生，但是与清朝禁封销毁相比，那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清朝以修书的名义查缴全国的藏书，中国古籍藏书特别是晚明、明末清初的大量书籍、资料、史料被大范围大数量大规模的销毁，了无痕迹。

　　据统清代乾隆皇帝开创的编纂工程，集结图书3471种、79337卷、36281，计249万页共十亿字。

　　从修书之始到乾隆四十七年(1783年)期间，清王朝前前后后共烧书24次，烧毁书籍多达538种，至少13862部;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清王朝全部焚毁的书籍多达2400种，至于总数已经无法准确计算，但是至少有60000部。

　　更加恐怖的是，这仅仅只是官方有记载的销毁书籍的种类和数量，在民间许多藏书家迫于文字狱的压力将自己的藏书大量销毁，其数目远超官方，具体书目无法估量。

　　三、删改违悖忌讳字词，篡改扭曲史实真相

　　除了禁封销毁文件资料史籍之外，清朝统治者还对所有档案文献资料进行删减、篡改、隐瞒、模糊历史真相、捏造史实、摸黑某些史实，以达到肃清思想、洗白清朝、钳制文化的目的。

　　为此，乾隆皇帝还在乾隆四十三年(1779年)专门颁布了为查缴禁书运动执行的专门律法——《查办违碍书籍条款》，罗列出查缴禁书的范围：其中包括“反清志士的书籍俱应销毁;凡宋人之于辽金元，明人之于元，其书内记载事迹有用敌国之词，都要改正或者销毁;各违碍文集俱应清毁或抽毁。”

　　查缴禁书运动在全国范围进行，自上而下进行征集图书，进献检查，对“反清、违禁”的书籍进行焚毁、修改和歪曲。对于反映社会矛盾、民族思想和战斗精神的所有档案资料史料均被删改和歪曲，凡是涉及北方边疆少数民族的反抗压迫斗争等事迹全部被篡改，到了最后，清朝统治者甚至丧心病狂到连历朝历代的诗词歌赋戏曲小说这些不涉及朝政的文学作品都不放过，比如岳飞的满江红中的句子“壮志饥餐胡虏肉，谈笑渴饮匈奴血”在收录进《四库全书》时都被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谈笑欲洒盈腔血。”因为“胡虏”“匈奴”这些字词都触犯了满清统治者的忌讳。

　　不仅如此，还抓典型代表，将一些爱国学者志士的文章用国家意志手段进行扭曲，并且流传于世，达到让广大学子百姓愚昧麻木的结果。比如将志士吕留良所著的《四书讲义》等作品一条条摘驳，装订成书并刊印颁发各地学官，规定学子必须观看，达到震慑学者、歪曲学子三观、愚昧百姓的目的。

　　这一措施造成清朝所有文档档案的真实性和参考价值都被质疑，严重影响了明清朝所有文件资料档案汇编的可靠性，这也是为什么《明史》与《四库全书》倍受质疑的最重要也是最主要原因。

　　文学价值高，史学价值无法确定的明史

　　总结

　　1792年马嘎尔尼访华，然而来到中国，他们却发现生活在清朝的中国人：“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更胆小，也普遍缺乏自尊心，自私、冷漠、对公众事务漠不关心。”

　　英国人通过分析，认为这种畸形的民族性格是中国清朝统治者，满洲皇帝精心塑造的结果：“就现政权(清朝)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而英国大使马戛尔尼对中国政权清朝的结论是：“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乾隆帝接见副使斯当东小儿子

　　而这就是中国清朝时期特别是乾隆时期整个社会的真实写照。

　　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先生也曾说过：“自汉晋以来三千年，私家史料之缺乏，未有甚于清者，盖缘康雍乾间文网太密，史狱屡起，禁书及违碍之书什九属史部，学者咸有戒心。”

　　编纂《四库全书》是好事，但是当与“文字狱”扯上关系的时候，那就是大灾难。

　　这时候的华夏大地，学者们都生活的及其小心，不敢有自由思想，不敢突破传统，也不会去搞创新，学者已经丧失了学者精神，整个社会就是一潭死水。

　　清朝晚期中国人民表现出来的愚昧无知，很大程度上也要归结于清朝那人人为之战栗、为之恐惧的“文字狱”，即便清朝自嘉庆以后再也没有大的“文字狱”，但中国人的脊梁已经被打断。

　　直到中国进入近代社会，经过魏源、徐继畲、王韬、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严复、邹容、陈天华、孙中山、陈独秀、鲁迅等几代思想家、启蒙家的呐喊与奋斗，中国人民才算真正的重新铸就了新的脊梁，中国人才重新站起来了，屹立在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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