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举制是如何演变成科举制的？两者有哪些区别？

　　中国古代，商周实行世袭制、世族世官制，社会等级是凝固的，诸侯世国，大夫世官，士之子恒为士，农子之恒为农;然而随着生产的发展，礼崩乐坏，出现了“士”阶层及家臣制度。汉初刘邦建汉大封诸侯，以后又灭异姓诸侯而封同姓王国，这些封国有如独立的小朝廷。同这种经济结构与政治体制相适应，汉代的取士任官制度是察举制。

　　刘邦要求诸侯王、郡守等高级官吏，察访民间德高望重的人，并亲自探视劝勉，安排车辆送这些人到相国府报到，同时报告他们的简历和表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实行察举的诏令。汉武帝于元光元年(前134年)，根据董仲舒的建议“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这是每年必须向朝廷荐举定数人才的开始。孝廉意为孝子廉吏，原为二科，后合成一科，并成为察举的主要科目。这标志着察举制度的正式建立。

　　诸侯、郡守等推荐给朝廷的人，由皇帝任官或提升他们的官职，没有淘汰。文帝、武帝时的贤良方正科考试，应试者也须首先被推荐，才有资格参加考试;考试只定高下，没有取舍。这等于由地方世族掌握任官权，增强了地方割据势力，不利于中央集权。

　　推荐没有具体的、可量化的标准与测量方法，仅凭察访调查，更无有效的监督机制，必然导致腐败，尤其在武帝时，大土地所有制形成，各地出现了田连阡陌的大族。他们掌握着察举制的推荐权，通过察举制，把持地方政权、步入朝廷，至东汉后期形成累世公卿的政治局面。

　　魏文帝曹丕针对汉代察举的弊病，于黄初元年(220年)建立了九品中正制，由专职官员“中正”负责考察工作，评价也量化为九等，这是考察方法的一大进步。但因世族垄断“中正”职务，而评价方法也无客观、科学的标准与方法，因此，不久便流弊丛生。入仕的条件主要是家世血缘是否高贵。九品中正制本想加强中央的权力，但在世家大族的把持下，反而变成了保证他们世袭权力的工具，形成了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各方面都享有特权的世族。

　　隋朝为了改革九品中正制，隋文帝于开皇七年(587年)下诏各州每年推荐三人(制诸州岁贡三人)，应考“秀才”。隋炀帝在大业元年(605年)设进士科取士，成为科举的开始。唐朝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制度。宋朝则进一步完善了唐朝的科举制度，废除行卷公荐之法，建立弥封誊录制度，确立一套相当完整的体制。可以说,，科举制度是中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和人才选拔制度，建立了一套文官选拨制度，而西方做到这一点还是在近代。

　　科举制的影响

　　科举制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文官政治之先河，选拔了大批优秀人才参政，加强了皇权，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度。

　　隋开科举，至唐五代以后，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现象不复存在，即使出身于官宦之家，也须与平民一起参加科举考试，否则也难保其政治地位，平民百姓只要刻苦学习，通过考试，就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据统计，唐代宰相中，有半数以上是进士出身，唐敬宗以后各朝(825—936年)进士出身者在宰相中的比例更高，进士科已成为士子出身入仕的首要途径。明清以后，科举日重，“非进士不得入翰林、非翰林不得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各省乡试由学政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主持，会试则由礼部在京城举行全国统一考试。则以皇帝的名义举行，试题由皇帝圈定，评卷由皇帝委托大臣“读卷”，一甲第一、二、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由皇帝钦定，金榜以皇帝名义发布，登进士第者成了“天子门生”。

　　稳定的选官制度带来了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稳定发展，儒学思想作为意识形态浸润着天下士子文人，“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儒家思想与科举制度的结合维护了统治者的长期统治，也维护古代社会长期稳定。

　　由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唐五代以后，中国没有再出现春秋战国、三国、魏晋南北朝时的大分裂，宋以后，除农民起义外，则是民族间互相融合的战争。

　　在教育与学术发展层面，真正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占统治地位意识形态的是科举制。唐宋明经科及进士科策论，元明清以后之进士科，均以儒家经典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因此，所有举子，为了入仕，获得名利，无论家境贫富，是否入学，都必须自幼苦读儒家经典，这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惜时、读书的好风气，他们立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抱负，孜孜不倦，无论入仕与否，构成了庞大的“士”阶层，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中坚。士为四民之首，士习影响民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至今都是千古名句。

　　另一方面，科举制在古代专制独裁的社会环境下，是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创制的。科举制把读书、应考 、做官三者联系在一起，读书不单是修身养性所需，而是为了“学而优则仕”，科举使知识与教育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

　　人才培养方面。科举制度造就了古代中国的人才，塑造了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历史上文韬武略之辈多出自科举，白居易、柳宗元、苏轼、欧阳修等也对科举制多有溢美之词。

　　科举取士任官向平民开放，促进了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调解了统治者与平民之间、地主阶级内部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官绅地主与庶民地主之间的关系，巩固了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制度。

　　17世纪，欧洲传教士利玛窦把科举制介绍到欧洲。18世界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的思想家推崇中国的公平和公正制度。直到19世纪，英国公务员的方法和科举十分类似，很大程度上吸纳了科举的优点。

　　中国的农业文明毫无疑问是非常璀璨的，他让我们的国民衣食无忧，接受教育，推动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我们曾经无比辉煌，但却遗憾于近300年的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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