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鼎立连连征战，虽然分裂了中国，但是军事大比拼却向周边国家传播了华夏文明

　　汉末以来政局演变到三国鼎立，对中国的统一性固系反动，而相反方面，从集中北方的中国势力分散意义，汉族势力与文化，却也因此得分三个中心与三个方向各别坚实发展。

　　赤壁之战后三国鼎立雏形

　　魏国向朝鲜半岛与日本海方面推进的东方事业，蜀汉自长江上流域与吴国自江南的发展方向， 同样对汉族中国领土内非汉族诸种族的开化具有重大贡献。所以，三国时代政治上呈现分裂，对落后地区的经济、文化开发而言，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汉族势力膨胀时代。

　　自二世纪末以来， 以辽东郡为中核的公孙氏独立地方政权， 全有辽河流域与朝鲜半岛大半， 势力并渡海向山东半岛进出， 渤海湾南北以及鸭绿江内外的广大地域， 统一于此一迅速强盛而以 “ 燕” 为国号的王国支配之下。

　　公孙氏政权自公孙度， 历康、恭、渊，计祖孙三代四世五十年， 被三国成立时统合北方黄河流域的魏国消灭， 时间是魏明帝景初二年 (公元238 年) 。 燕国包含半岛乐浪、 带方两郡的领域， 全体转移入魏国主权。

　　公孙氏燕国势力范围

　　次年 (公元 239 年)，便是日本史上大事，倭女王卑弥呼向魏国国都洛阳入贡， 日本与中国间开启直接交通的第一页。

　　燕国的消灭对其附庸高句丽并非佳兆，魏废帝正始五年 (公元 244 年) 大将毌丘俭的大攻击来临， 高句丽遭遇空前严重的致命一击， 丸都陷落被屠城， 兵锋下高句丽东川王辗转逃亡，先至半岛东海岸的东沃沮， 再回头渡越图们江避入北沃沮，最后北走牡丹江、 乌苏里江方面通古斯系肃慎诸种族界内，才得逃脱。

　　也幸得魏国巨大压力于追赶至北沃沮后解除， 大军凯旋， 高句丽人始获喘息机会， 重返丸都， 在废墟上重建新城。 刻文记述魏军攻屠高句丽丸都城， 追向日本海方面功绩， 著名的毌丘俭记功碑断片， 清朝光绪三十一年 (公元 1905 年) 的于辑安县北境板石岭发见，可明了此次惨烈战争的史实内容。

　　汉隶作品三国魏《毋丘俭纪功碑》残碑

　　而高句丽蒙此毁灭性创伤， 发展一时陷入低潮， 迁移丸都初期的高句丽历史亦至此告一段落。 相对方面， 魏国便以正始五年幽州刺史毌丘俭与次年玄菟太守王颀两次攻伐下的高句丽为跳板， 继续向半岛大力经营， 北自高句丽控制下接收东濊、 东沃沮支配权， 南又予半岛南部韩族集团以强力统制， 如 《 三国志》 魏志韩传所说明的 “ 二郡 (乐浪、 带方)遂灭韩” ，时在正始七年 (公元 246 年) 。

　　诸葛亮 《出师表》名言 “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以及流传广远的七擒七纵，德服南蛮王孟获民间故事，所代表便是蜀汉南向泸水地区， 对云南、贵州方面征服与开拓成功史实。 中国西南内地，今日以四川、西康、云南为中心，西向出缅甸可通印度，东向则贵州省与广西的广大地域，所居住异民族，包含藏、泰等诸种族，司马迁 《史记》 给以“西南夷”此一概括的名词。三国蜀汉事业，便踏袭以及加大汉朝的西南夷开化轨迹。

　　关于诸葛亮南征 (公元 225 年) 开化云南省，《三国志》 蜀志诸葛亮传本文与注引《汉晋春秋》 补充记事，以及常璩《华阳国志》，都是了解其伟大业绩的重要资料。蜀汉在三国分立形势中领土为最小， 仅得汉朝十 三 部 中 的 益 州 全 境(十二郡国) 与凉州一郡， 结局在相同面积土地上增加到二十二郡， 以及 《三国志》 蜀志记载追随诸葛亮诸拓殖英雄马忠、张嶷等，继承诸葛亮遗志加诸夷人的恩泽与得夷人拥戴的描写，可了解三世纪蜀汉的开发效果。

　　毌丘俭(Guànqiū Jiǎn，?-255年)，字仲恭，曹魏后期重要将领。景初二年(238年)从司马懿攻灭公孙渊;正始五年(244年)至正始六年(245年)两次率兵征讨高句丽，攻破丸都，几亡其国，刻石纪功而还;253年击退吴国诸葛恪的大举进犯，战功累累。司马师废帝，毌丘俭感昔日魏明帝之恩，为曹魏政权做拼死一搏，于正元二年(255年)发动兵变，即后人所谓“淮南三叛”(王淩、毌丘俭、诸葛诞)之一，惜准备不足，兵败身亡。

　　与蜀汉齐头并进，三国吴国的路线与对象，则浙江、福建、广东方面，秦、汉时代的南越或百越，以及湖广南蛮。如上种族大体与西南夷同一文明来源，开始接触汉族文明之光较西南夷略早，但开拓与发展的加速，却仍须至吴国时代。吴国占有汉朝十三部中扬州六郡与荆州七郡的绝大部分 (仅安徽省北部扬州九江郡与河南省南部荆州南阳郡属魏国)，以及汉朝交州的全部。自孙权立国，郡数增加至三十一，国势隆盛与 发 达 的 迅 速，又 超 过 了蜀汉。

　　吴国南方开发重心置诸先住民 “山越”方面。早期文献中并无有关“山越”情事的说明，大体便是 “百越” 系统的一支，而以住居山中为特征，而后汉末年才有 “山民” 与“丹阳山越贼”之语，出现于记录。

　　《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记载：“丹阳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猿狖之腾木也。”可了解山越生活情况，以及他们由一度隔绝深山而至寇掠平地，为汉族所知，实际便因汉末混乱期，汉族流民逃亡入山与之勾结的结果。

　　山越分布范围

　　经诸葛恪传介绍，又明了山越分布地域的广泛，自江苏省、安徽省、江西省， 通过浙江省全境至福建省，都有其踪迹。丹阳郡南部 (今日安徽省南境与浙江省钱塘江以西)山地尤其人数最多与势力最盛。 吴国建国大事业展开，山越问题的解决， 自始便是前提性课题。《 三国志》 吴志周瑜传叙述：“(孙)策曰：吾以此众取吴、会，平山越。”以迄孙权时代，名将贺齐、全琮、诸葛恪等前后辛勤经营，约半个世纪间，占有南方山地的如上强悍土人才完全平定，而史料中有关山越的记载结束。

　　同时，山越问题解决，恰当说来， 也是山越完成汉化的意味。吴国强劲军队兵员一部分，其时已以山越补充，如诸葛亮之侄吴国风云人物诸葛恪早年受命任丹阳太守前拟定的计划：“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万。”此一事实，便必须立于山越相继汉化的基础。惟其山越汉化，南方新郡县乃得不断建置，今日福建省最早由县升格为郡， 便自吴国于公元260年以会稽郡南部分置建安郡。

　　吴国南方拓殖势力继续推展，目标已是粤江流域与红河流域的南越之地。此一地区，于汉朝十三部或十三州中称“交州”，但与汉式统治并存，独立于郡县制度之外的南越酋长领有土地仍多，实质开拓仍待三国时代吴国。于此，前导者士燮的业绩不容漠视。　　士燮(xiè)(137—226年)，字威彦，苍梧广信(今广西梧州)人。

　　士燮以广西地方 (苍梧郡)汉族移民后裔而“少游学京师”，返回交州后，汉朝末年仕至今日越南河内地区的交阯郡太守，把握全国性动乱与中央权力失坠的机缘，以两弟分任日南郡(今越南中部)太守与南海郡(今广东省广州)太守，在中国极南地区建立稳固的半独立政权。

　　《三国志》 著者非只推崇士燮 “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也引述汉末群雄割据局面中时人之言：“大乱之中，保全一郡，二十余年疆场无事，民不失业。羁旅之徒，皆蒙其庆。虽窦融保河西，曷以加之?”交州如何得士燮领导而发展为和平康乐之土可知。

　　此汉朝十三州中惟一未沦为战场的交州割据者，最先系与荆州刘表携手，以后从名义上服从孙权吴国。如同北方辽东公孙氏与魏国的关系。公元 226 年士燮年九十岁死时，在交阯已四十多年。

　　便在同一年，吴国势力随士燮之死而介入交州，先分割交州东部建置广州(治所南海郡)为前进大本营，将军吕岱大军继即接收士氏家族支配权。又便在同一年，广州撤消建置回复并入交州，两广、越南直接受吴国强力支配。士氏被消灭，乃是汉末群雄割据局面形成以来，最后结束的两支半独立势力之一，稍后辽东公孙氏也被魏国消灭。

　　士燮割据势力范围

　　吴国吕岱的士氏讨灭与西南经略， 余势愈向南伸， 推展中国声威远播中南半岛南部与南海。 中国对南方的海上发展，汉朝海上通商与海外贸易无疑是第一步。吴国又在汉朝的事业基础上加大开拓步伐。

　　吕岱(161-256年)自公元220~231年驻节南方的方面统帅任期中，累以贸易需要而连续派出远征队、探险队，其接受派遣的部下朱应与康泰，“南宣国化”到达目的地，已是今日柬埔寨的当时扶南，以及今日越南南部的林邑。朱应、康泰滞在扶南与林邑活动期间，所得附近诸国与海洋各国、各岛传闻，以及由种种情报而吸收的新知识范围，及于一百数十国之数。

　　待两人归国，都以之笔录为报告。康泰著《扶南记》与《吴时外国传》(两书被疑即同一书的异称)，对三世纪南洋各国风土民俗的了解，特具价值，遗憾是原书于后世散失，只佚文断片被《水经注》 等引用。正史之一《梁书》 海南诸国传，亦即以康泰之书为编纂蓝本， 而得保存原书部分内容迄今。朱应著《 扶南异物志》 后世也因引用文始得知其书。另两本吴国时代著作，万震 《南州异物志》与沈莹《临海水土志》，同样代表了吴国努力东南海上事业倾向的成果说明。

　　台州首航台湾 巨幅国画《卫温浮海夷洲》

　　吴国海上发展而影响久远的大事，又是中国一大地理发见的台湾最早印上汉族足迹。《三国志》吴书孙权传黄龙二年(公元230 年)条：“春正月，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与亶洲。 ……(亶洲)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由于水土不服，士卒死亡大半，231年卫温与诸葛直皆以“违诏无功”入狱被杀。

　　亶洲系今日何地固不容易臆测，夷洲的考定便是台湾，今日学术界已无异论。继海南岛之后，今日中国领土内的两大海岛，一千七百年前便已相继决定其归属。

　　三世纪吴国当三国分三个方向开拓中国北、西、南，铸定最早的定向性南方开发形势时，其着眼是全面的。

　　当四世纪初中原鼎沸，躲避战乱寻求安定和平之境的北方汉族，相继追随指导者“行主”逃离故乡与移住江南以来，江南地方经济文化的进步，乃得于东晋—南朝踏袭吴国轨迹的两百多年间，再度飞跃加大，于江南开发史上刻划明显标志。于此期间渡江流向江南的汉族，对早已定着南方的汉族而言，都是新来者。江南开发，却便因如此众多新来者的充沛力量增加，而掀开空前活泼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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