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红灯区里的众生相 妓女流氓勾结的朝代

　　据《东京梦华录》称，北宋时京师汴梁的“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打个大折扣，算它为3000家之数吧。则可以推定，仅汴京一地就食色情业的篾片帮闲起码不下数万之众。

　　以陪宴写帖、房中做手、楼下相帮、王八龟儿等名目形色直接在官私妓院里勾当者，彻头彻尾地同卖淫生意捆在一起，并依“营业额”大小和老鸨、妓女分享物质利益。他们中有的靠相席行令、插科打诨的本事，在色媒酒宴上陪座;有的凭下棋打牌、做局“抬轿”的伎俩，在房内博局上伴赌;还有的仅仗弄腿使拳的狠劲、传言送语的口劲或撒泼行赖的刁劲，分别担任了“维持秩序”、兜揽生意、索讨欠账等差使。据耐得翁《都城纪胜》等资料介绍，这些人的来历，多为失业游民、破落户子弟。还有—些，原先也是嫖客，嫖光本钱后靠老鸭或红妓的面子，“留院勾当”。《夷坚志》里介绍过一个如此履历的人，名叫傅九。性喜狎游，在花街柳巷中淘空了家业，然后堕落到“为娼家营办生业”，最后的一手是拐上一个院中姐儿，欲“窃负而逃”，来个人财两得翻本。但妓院里满坑满谷的“做手”、“相帮”，也不是吃干饭的，结果落得个被迫自缢的悲惨下场。

　　在笑贫不笑娼的病态社会生活环境里，这些完全以妓院勾当为“业”的流氓，就算是端上了相对稳定的饭碗，还有许多不属于“勾栏所有制”的篾片，靠在市井间引诱富家子弟、外来客商等来院嫖妓与娼门拆账。宋人沈所著《谐史》里，就有一则事例：有个叫戴伯简的年轻人，因父亲猝亡，家承巨产，便有一帮光棍贴紧来，专引导他去妓院里作狎邪荡游。戴家老仆杨忠在屡劝小公子无效的情况下，只好一手拿刀，一手拿钱，同这班流氓谈判，逼他们答应今后不再来当“导游”。条件是一次性付一笔钱给对方，用作他们从此少一个“顾客”的补偿。当时的社会风气之一，就是无论官私筵会、富户宴乐，都要弄一些粉头歌伎来陪伴。要想随时请到“走红”的角色，最简捷的方式，莫过于和这种与色情业有广泛联系的人搭上。周密《癸辛杂识》记载，北宋时有个专门帮国子监学生招妓赴宴拉皮条的篾片团伙，共十多个人，常驻堂堂学府内以“专充告报”，为首者叫卜庆，绰号“野猫儿”。观其“业务”，倒是名副其实。

　　专在出卖色相场所寻机会向嫖客打秋风行讹诈，也是一种勾当。吴曾《能改斋漫录》里就有一则：石曼卿任集贤校理时，偷偷溜到娼馆去买春，违犯了国家对官吏治游有级别和范围限制的规定，结果被这类混迹妓院的流氓抓住把柄敲竹杠，引起争吵，“为街司所录”，还吃了杖责。所以不少既想偷欢又不想落到狼狈结局的嫖客，每每在挥霍缠头之外，还要向这些人“孝敬”一些。

　　病态的社会风气也造成两宋时男娼现象的空前严重。印证史料，可知这种男娼已非汉晋时专供豪富取用的“嬖人”“娈童”一类，而是大多由“无赖”充任，直接游荡于社会并成为民间卖淫业的一大品种。如陶谷《清异录》称，目下京师出卖色相的户头将近一万家，乃至男娼自卖肉体，进退怡然。此类特殊的风月作坊，俗称“蜂窠”。朱《萍州可谈》则披露，这类场所的开设还不止京师一处，“至今京师与郡邑间，无赖男子用以图衣食，旧未尝正名禁止。政和间始立法告捕，男为娼，杖一百，告者赏钱五十贯。”但女娼既不能禁，又何能禁男娼?据《癸辛杂识》称，这股秽风到南宋时更盛，临安新门外一带是著名的男娼区。这种“吃软饭”的无赖，也结成一个个团伙，“为首者号‘师巫’、‘行头’”。尤其让人恶心的是，这些男娼也个个涂脂抹粉，插戴首饰，各取女性化的名字为代号，举止体态，般般比拟妇人。周密为之惊呼，“败坏风俗，莫此为甚!”尤抱怨政府立法不严，未能像政和时明拟法令禁止。其实“红灯区”里的众生相，本来就光怪陆离，“蜂窠”、“行头”之类的出现，不过是再抹上一道重彩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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