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两面性多可怕！春秋战国的军事家竟为成名而杀害妻子！

　　吴起是两千四百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不论是司马迁的《史记》，还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对他的生平有详细的记载。吴起具有极高的治军才能和军事天份，也可这样说，在相互攻伐的春秋战国时代，他助谁，谁就强;他攻谁，谁就败。就是这样一个军事能人，但就他的人品来看，则充分地表现出了人格的两面性来：既有人性善的一面，也有人性恶的一面。因此，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世，对吴起的评价一直都是赞赏和贬谪相并存的。

　　吴起，卫国人，喜欢专研兵法。曾经是曾参(孔子门生)的学生，后来在鲁国做官。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齐国发兵进攻鲁国，鲁君想任用吴起为将，但因为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鲁国人担心他对齐作战不会尽力，所以不放心把兵权交给他。为了获得鲁君的信任而得到将军的职务，吴起就将妻子杀死，以表明忠于鲁国的决心。鲁君遂用吴起为大将，吴起率军向齐军发起进攻，结果，鲁军大败齐军。

　　但鲁国人不喜欢吴起，随后就有流言传到鲁君的耳朵里，传言说：“吴起为人残忍，年少时，吴家很富有，为了出仕，吴起四处游说，终未成功，结果把家也弄败了。乡亲们嘲笑他无能，他就杀了三十几个讥讽过他的乡邻。在逃出卫城前，他与母亲诀别，咬臂发誓说：‘不做到卿相，决不再回卫国。’遂师从曾子，没过多久，他母亲去世了，他也不回去守孝。曾子看不起这样的人，便与他绝交了。他为求将而杀妻，更证明了他的残忍。况且，鲁和卫是兄弟之国，鲁君任用了吴起，实际就是抛弃了卫国。”鲁君因此疑虑重重，吴起害怕起来，听说魏文侯很贤德，他就投奔到魏国去了。

　　魏文侯问李克(师从孔子门生子夏，中山相)：“吴起这个人怎样?”李克答：“吴起贪而好色，不过，若论打仗用兵，司马穰苴(齐国大司马，深通兵法)也不如他。”李克所说的贪，魏文侯知道不是指吴起贪财，而是指他贪图名誉，至于好色，因为所有的记载都没有提及，也就不知所指了。魏文侯确实是贤君，用人知道扬其长，抑其短，即用吴起为大将，去进攻秦国，结果，吴起率军一连夺取了秦国的五座城池。

　　吴起虽然是将军，他却能与最下层的士兵同甘共苦;他和士兵吃同样的饭菜，穿同样的衣服，睡同样的地方，就连行军也不骑马，同士兵一样步行;而且还亲自搬运军粮，分担士兵的辛劳。有个士兵生了毒疮，他亲自为其吮毒，士兵的母亲听说后，哭了。有人问：“你的儿子只是个士卒，而将军亲自为他吮毒，你为何哭泣呢?”其母道：“你有所不知，当年吴将军也曾为孩子的父亲吮过毒，其父在战场上就决不后退，结果死在敌军中。如今吴将军又为我儿吮毒，不知道我儿将会死于何处，所以为之哭泣。”

　　魏文侯知道吴起善于用兵，廉洁且平易近人，并深受士兵们拥戴。便派他镇守西河，以抗拒秦国、防卫韩国。

　　十六年后，即周安王十五年(公元前387年)，魏文侯去世，魏武侯即位。一次，魏武侯乘船顺河而下，船至中流，魏武侯对随行的吴起感慨道：“太壮美了!坚固的山河，是魏国的风水宝地。”吴起回答：“国家的巩固在于君主的修德，而不在于山川的险要。当年三苗氏、夏桀、商纣的所在地都有山川天险，但因为他们不修政德，结果都灭亡了。由此可见，国家的兴衰在君王修德，不在天险，若君王不修德，船中之人都可能成为敌人。”魏武侯说：“说得太好了。”

　　吴起镇守西河，声名鹊起。魏武王用田文为相国，自信且自负的吴起很不服气，他直接找田文说：“我要和你比功绩，可以吗?”田文答：“可以。”吴起问：“率领三军，抵御外敌，士兵不怕死，敌国不敢图，你与我相比，谁强?”田文答：“我不如你。”吴起又问“治理百官，亲近百姓，让国库充实，你与我相比，谁强?”田文答：“我不如你。”吴起再问：“镇守西河，使秦兵不敢东进，使韩、赵都服从我国，你与我相比，谁强?”田文答：“我不如你。”吴起说：“以上三条你都在我之下，而官职却在我之上，这是为什么?”田文说：“如今国君年轻，国人对他处理国事的能力还存在疑惑，大臣对新君还没有完全服从，百姓对新君还没有完全信服，在这种情况下，是由你出任相国好，还是由我出任相国好?”吴起沉默良久，说：“还是你出任相国好。”田文说：“这就是我的官职在你之上的原因。”吴起自知在协调各种政治关系上不如田文，从此尊重田文的相国地位，成为魏国的将相和。

　　不久，田文死了，魏武侯任用公叔为相国，并把魏公主嫁给了他。公叔是一个奸佞小人，他忌妒吴起的治国治军才能，必欲除之而后快，便与人商量设计陷害吴起。他向魏武侯提出可以用美人计试探吴起是否忠于魏国。于是，就让魏武侯对吴起说要把公主送给他，并告诉魏武侯，若吴起忠于魏国，必然会留下公主，若相反，他就会推辞。吴起不知是小人使坏，果然辞谢了魏武侯送公主之意。魏武侯虽然起了疑心，但并不完全相信。吴起却担心得罪了君上会招来杀身之祸，只好离开魏国，投奔到了楚国。

　　楚悼王早就知道吴起的贤能了，吴起一到楚国，就被任命为相国。吴起也不辜负楚悼王的的信任，一开始就申明法令，革新吏治，裁减冗员，废除王族中疏远者的待遇。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安抚和奖励征战的将士。吴起还严明军法，强化军队，驱逐“纵横论”的游说者，楚国在吴起的管理下一天天富强起来了。于是，楚国在南方平定了百越;在北方吞并了陈、蔡，抗拒了韩、赵、魏的进攻;在西方征讨了秦国;楚国的日益强盛让各诸侯国都感到了害怕。而在楚国，既得利益受到损害的权贵们，却对吴起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极尽造谣中伤、诬蔑陷害之能事，共同对付吴起。

　　周安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81年)，楚悼王去世。有贵戚大臣作乱，当他们围攻吴起时，吴起就跑到楚悼王的尸体上伏下来。攻击者在刺射吴起时，也把箭射到了楚悼王的尸体上。楚肃王即位后，命令令尹(即相国)诛杀了因射吴起而一并把箭射到悼王身上的人，受株连被灭族的有七十余家。这也是吴起在临死前，最后留下为的自己雪仇的极端手段。

　　司马迁在《史记.吴起列传》中说：“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而亡其躯。悲夫!”窃以为，吴起在楚国，针对楚之现状，申明法令，裁撤冗员，减除部分王族的待遇，首先得罪的是既得利益者和权贵们，这才引起了楚国贵族的仇视，这很难说就是施行了暴政。所以，司马迁的这一判断值得商榷。

　　从总体上来看，吴起在品德上受到诟病的，主要是少年杀人、母死未归、杀妻求将这一段。而在魏国和楚国，应该说还是干得不错的。但为什么吴起总是不能在一个地方长期立足呢?我想，除与他个性中因有本事而自信与自负，容易招人忌妒外，还和后来君主的变化有关。而这恰恰也是吴起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君主手下所表现出来的人格双重性。而吴起人格的两面性也折射出一个道理：一个好领导，能让下属展示出人性善的一面;一个坏领导，会使部下表现出人性恶的一面。而一个社会制度的好坏，对人性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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