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宋朝的很多皇帝都不长命呢？他们有何共同点？

　　宋朝皇帝是个“多愁多病”的群体，平均寿命偏低。在宋室的遗传基因中，精神性疾病和脑血管疾病顽固不去，常表现为抑郁、狂躁、中风等症状。

　　狂躁症发作往往是间歇性的，比如宋太祖总体来说还算正常，但宋人石介编纂的《三朝圣政录》中载，太祖曾迷恋一个宫女，被臣子劝谏后很快走向另一个极端，趁宫女熟睡时亲手将她杀死。这种暴戾之举与太祖的一贯为人大相径庭，以致宰相韩琦审核此书时坚决主张删去此事，理由是“充斥负能量，不能给后世做榜样”。

　　自天禧三年(1019年)起，真宗多次中风，有几次甚至病危。他临死那年再次中风，宰相只能去寝殿朝见他，而他已说不出话，面对上奏只能以点头表示赞同。仁宗、英宗、神宗到晚年时，也多次出现因严重中风而不能理政的情况。尤其是神宗，对西夏仓促用兵以致惨败，后导致中风，这与他急于求成的狂躁性格不无关系。

　　光宗的狂躁症更为典型，他格外敏感多疑，素有“疯皇”之称。他在精神失常的状态下，统治国家长达两年半，以致昏政不断、乱局频出。他刚临政时亲自放逐“大恶”陈源，后来却让陈源重做宦官班头，并发还之前抄没的家产，搞得朝堂乌烟瘴气。自发病后，他怀疑宗戚和臣子发来的讣报都在骗自己，比如四川统帅死后半年，他仍认定这是诈死而拒绝选派新帅。他还怀疑老爹要废黜或加害他而不去朝见，甚至在老爹死后拒绝出主大丧，搞了一出人伦闹剧。

　　眼看光宗越来越不像话，臣子叶适建议宰相留正将皇帝的病情公之于众，以免朝野议论皇帝德行有亏。留正却说：“陛下讳疾忌医，自我感觉良好，臣子绝无资格指摘陛下有病。”于是，一众臣子只能联袂上演“皇帝的新衣”，谁也不敢戳穿光宗的反常之举。

　　此外，不少皇帝智力发育迟缓，也是宋室心照不宣的秘密。宁宗向来消化不良，所以格外注意饮食禁忌，这本是人之常情，但他的行为让人啼笑皆非—命人以白纸为底、青纸为边糊了两扇屏风，上面分别写着“少饮酒，怕吐”“少食生冷，怕痛”。他每次巡行后宫，都有两个宦官各扛一扇屏风先行开路，到后妃的寝宫后竖好屏风，若有人劝他饮酒或食生冷，宦官就指着对应的屏风以示拒绝。

　　作为一国之君，宁宗竟不能掌握接见金朝使者的相关礼仪，只能安排宦官替他应答，他的治国能力有多差劲可想而知。他明知被贬的太子太傅陈傅良德才兼备，问起陈傅良如今何在，权臣韩侂胄有意打压，随口说“台谏曾论其心术不正”，他连查都不查，立刻打消了起用陈傅良的念头。

　　臣子华岳反对权臣史弥远专政，被捕入狱，拟定斩首。案卷呈到宁宗面前，他久闻华岳为人正直，想饶其一命，史弥远说：“刑减一等如何?”宁宗竟不知斩首刑减一等是杖毙，表示同意，于是华岳被活活打死。当世史官对他的评价较委婉，只说“临朝渊默寡言，于事少所可否”，晚宋词人周密则毫不客气地说他“不慧而讷于言”。

　　度宗也是有名的“弱智皇帝”，自幼手足软弱无力，七岁时还不会说话。《宋史》为他打圆场，说他“资识内慧，七岁始言，言必合度”，完全是在尬夸。他是理宗的亲侄子，理宗无子嗣，为不让皇位落入远支宗室之手，竟谎称有神仙托梦说自家侄子是“十年太平天子”。于是，度宗在21岁时被立为太子，理宗也知道他“智商欠费”，尽力为他创造最好的教育条件。史书说他“终日手不释卷”，不可谓不用功，但理宗每次考他的功课都不顺心，偶尔答对了才赐坐赐茶，更多时候反复讲解仍不奏效，只能压着火气等次日再讲。“为尊者讳”的史料尚且如此，可见度宗的智商实在不敢恭维。度宗的生母是王府小妾，怀他时被夫人逼着喝了堕胎药，他最终虽出生了，但身心发育迟缓估计与那碗堕胎药脱不了干系。

　　度宗即位后，蒙元政权对中原虎视眈眈，宋朝接连丧失战略要地，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他却毫不担忧国运，甚至连奏章都懒得批，一心躲在后宫纵享酒色。更荒唐的是，他将批奏章的事交给四个宠妃，号称“春夏秋冬”四夫人。皇帝又蠢又坏，臣民只能跟着遭殃。

　　明明自己痼疾缠身，却因贪恋君权而不肯早议立储之事，以致朝堂生变、后妃或权臣干政—这是宋朝多位皇帝面临的窘境。英宗直到病重失语时，对臣子奏请立储的行为仍老大不快。弥留之际，韩琦递上纸笔，请他早立太子以安众心，他才哆哆嗦嗦地写下“立大王为皇太子”，韩琦又请他亲笔注明名字，他吃力地添了“颍王顼”三字。韩琦唯恐变生不测，提醒赵顼朝夕不离英宗左右，皇位这才顺利传给赵顼，即宋神宗。

　　神宗病重时，他的同母弟赵颢有觊觎皇位的迹象，常与异母弟赵頵出入宫禁，甚至要求留宿大内。当时神宗已说不出话，只能怒目而视。宰相王珪、蔡确等重臣也与两个王爷暗通声气，神宗这才想起要尽快立年仅10岁的长子赵煦为太子，怎奈既不能说话也不能写字。直到他临死前四天，宰相在病榻前奏请立赵煦为太子，他才哭着点头，这场夺位之战终于定了大局。

　　至于宋朝皇帝为何“多愁多病”，除遗传、性格、经历等因素外，也源于沉迷酒色的“享乐传统”，正如明人朱国祯所说：“疾病多起于酒色，而帝王为尤甚。”更重要的是，自雍熙北伐失败后，两宋诸帝先后恐辽、恐夏、恐金、恐蒙元，长期处于动荡、屈辱的负压氛围中，严重缺乏安全感，消极的精神状态可谓“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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