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帝国为什么会频繁迁都？迁都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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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社会不断发展进步、民族不断融合的漫长历史进程中，王朝变迁是历史必然趋势。新政权面对不稳定的政治、军事、经济环境，为了实现王朝中兴，开启新的政治统治，常会决然地选择迁都。

　　在尘封的历史长河中，帝国昌盛就能造福百姓，帝国败落便是生灵涂炭。一段段历史进程中，迁都演绎着封建帝国前进上升的轨迹，诉说着政权更迭的沧桑变幻。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迁都那些事儿。

　　逃避洪水，人不胜天

　　在新旧石器交替的远古时代，面对自然灾害，王朝是束手无策的，要么选择在依赖与畏惧中徘徊，要么选择无奈逃避。商朝就是一个典型。

　　商朝，由汤至盘庚，经历九世，曾先后定都亳(河南商丘)，后迁至相(河南安阳市内黄)、刑(刑台)、奄(今地不详)、联地(山西河津)，以至坐稳殷地(安阳小屯村)。

　　“经不起折腾”，这是传统国人追求人生平稳的俗语，也同样适用于一个国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商王朝的频繁迁都?

　　翻开中国地形图，不难看出，商朝的六次迁都之地，都集中在中部大平原上、黄河岸边。这里土地肥沃，水草丰美，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好地方。

　　但是，上述其中前五个地方并不是理想的居住地，它们都毗邻黄河。当黄河汛期到来，河道不定，洪水肆虐，这几个地方也时常受灾，无法居住。

　　此外，除了洪水，还可能有凌汛的侵拢。因为从地图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亳、相等地与山东接壤，处在黄河曲拐东北方向的地域内。这就意味着，商朝子民不仅要经受每年夏秋雨季洪水的威胁，还得做好冬春凌汛灾害侵扰的准备。

　　由于商是从新石器时期转向青铜器时期的过渡时代，彼时先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微乎其微。在那种恶劣生存条件下，他们的选择只能是在自然条件变化的同时，国都随之屡屡变迁。

　　在不断的探索与努力下，盘庚时期定都之地终于选择了殷地，由此奠定殷商接下来的数百年基业。殷，据地形图可知，位于太行山东麓，背靠大山脉，面向大平原，远离河道，且北临洹水，便于生活，是当时相当理想的地方。

　　纵观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商朝始终未能离开水丰草美的肥沃之地——黄河岸边。因为如果离开水源，在没有足够能力改造自然界，饥寒贫苦将会更加困扰王朝的发展。可见，商朝迁都的决定因素不是政治、军事、经济，而是他们真正无法抵御的洪水、冰凌灾害。

　　天人和谐，顺应自然，这是来自最远古的先人们给我们上的第一课。

　　畏惧夷狄，避其锋芒

　　人类无法抵御自然灾害，会选择规避。同样，种族冲突、民族存亡危机时，王朝依然会选择妥协退让，避其锋芒。接下来的周王朝平王迁都，就是最好的证明。

　　镐京(在今天的陕西长安县西北)，自周武王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直到周幽王身死国灭280多年间，一直是西周王朝的首都，被称为宗周。

　　据史料记载，周平王在外祖父的帮助下砍死老父亲周幽王以后，把首都从镐京迁到了洛邑，历史由此进入了东周时代，春秋战国时代开启。

　　周平王为什么要废弃营建了280多年的镐京，而把首都迁到800多里外的洛邑呢?是悔恨于父亲的死，心中有愧而不得不离开这个伤心之地吗?还是其他政治斗争的需要，比如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

　　通常认为，答案是后者，即周平王迁都的原因是和其讨伐周幽王的同盟——犬戎有关。

　　当初为顺利即位，周平王请来了饿狼一般的盟友犬戎相助，犬戎部队攻入镐京以后大肆烧杀抢掠，搞得镐京一片狼藉，几乎成了一片废墟。可怜的首都人民成了幽王父子家庭矛盾斗争的牺牲品，也成了“友邦”犬戎的猎物。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请神容易送神难。犬戎这些以游牧为生的部落没有中原人的乡土观念，他们过惯了游猎生活，哪里水草丰美，就要在哪里安营扎寨，哪里有好处，就去哪里，不择手段地去争抢。

　　在镐京发了横财的犬戎部落，此后便经常到镐京附近寻找发财的机会，四处抢掠滋扰。可怜王位刚坐稳的周平王心想，我惹不起，总能躲得起吧。他心一横，便决定逃跑，逃到八百里开外的洛邑。

　　无辜百姓成了权利斗争、甚至于不同民族领土财物斗争的牺牲品，这样的迁都，充满了流血牺牲下的无奈哀鸣。

　　民族融合，相互借鉴

　　至此以后，中原与边疆少数民族的斗争从未止息过。在中原帝国看来，少数民族强悍、游走、居无定所，他们是边患，是蛮夷。

　　而中原王朝对于少数民族的这一认知，自然体现在与其民族关系的处理上。在秦汉时期，基本上是抗御、打击;南北朝、唐宋以后，时缓时和，出现了融合统一的发展趋势。

　　据历史记载，北魏时期，中华民族出现了一次大融合。这次融合的最好证明，就是迁都。

　　鲜卑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古老的北方民族，拓跋部是鲜卑族活动在大兴安岭北端东麓一带的一个分支。为了生存与发展，其不断南迁，踏上了民族征服的道路。

　　在这条道路上，拓跋部建立的北魏王朝，最初几任统治者对各族人民实行了民族歧视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在征服战争中也常常出现疯狂的民族杀戮，民族矛盾不断激化。

　　到北魏孝文帝时，王朝开始改革，民族融合出现了转机。孝文帝深知，对于北魏政权来说，四面楚歌不断，国家内部因征服战争而导致的民族矛盾依然存在。此时，只有吸收中原文化，改革一些落后的风俗，才能增强民族凝聚力、吸引力，转移国内民众视线。

　　而孝文帝选择调和民族积怨的一个重要法宝，就是引入汉文化。而加强学习汉文化的便利措施，就是国都南迁。游牧民族天性善于进攻、突袭，而农耕民族封建、固守，且文明发达。所以迁都中原，既可为柔然部落日后攻击赢得战略缓冲，亦可提升民族素质，加强中原地区的统治。

　　《迁都议》中，孝文帝曾说：“国家兴自朔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强调了引入中原文化治国的重要性。

　　从民族间征战不断，到相互借鉴并积极融合，在这条道路上，迁都是一个催化器，也是一个见证者。

　　政权东移，控制全局

　　而除了考虑与外族关系的南北迁移外，朝廷也会有稳定国内局势的迁都选择。首先，就是国内的东西向迁都。这一点，在唐武则天建朝时期体现的最为鲜明。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掌握君权且因此得到普遍承认的女皇帝，武则天创立大周时定都洛阳。东都洛阳的确立，标志着政治中心东移。事实证明，迁都洛阳是正确的政治举措。

　　在武则天称帝后，自恃李唐老臣的徐敬业等人纠集十万之众拥李显复帝。如果武则天继续身处长安，那么旧室忠臣掀起的复唐之风，很可能使武周复亡。

　　所以，迁都之举，迫在眉睫。因为在最高权力纷争之际，也是武则天一朝面临内忧外患之时。

　　679年，东突厥发兵攻入河北;687年，西北的吐蕃反唐夺走安西四镇，并攻入甘肃;同时，山东盗贼长期活跃猖獗。如果没有定都洛阳，就不会拉长与吐蕃的战略纵深，也不会有效地打击复国后的东突厥，更不会有力震慑山东的盗贼。

　　朝权稳固则四方稳固，对于这一点，武则天心知肚明。自古以来，得中原者得天下，洛阳会为平定内乱、外患打好反扑基础，也会有效地避开李唐旧势力的威胁。

　　所以，这一次迁都，不单避免了内外祸乱，也为新政权奠定了安稳基业。在为控制全局打下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基础之后，一代女皇才可以安心地开启霸气统治，创造盛世。

　　重心南移，经济主导

　　继武则天东西向迁都以后，宋代王朝选择了融合前代经验，走上国内南北迁都之路。

　　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数百年动荡与战乱，中原北方的人口、先进生产力、技术开始转移，经济重心转向南方。到隋唐时，南北经济已相差无几;南宋时期南移完成，南方经济甚至超越了北方经济。

　　北宋灭亡后，南宋将都城建在了临安(今浙江杭州)。直到南宋中期，朝廷虽有能力迁回北方土地，但也放弃了北归汴京(今河南开封)。排除政治与军事的原因，南宋之所以坚持偏安于江南一方，苟安半壁，与当地繁盛的经济也是分不开的。

　　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正式定都临安府(杭州市)，杭州经过唐宋数百年的发展，至北宋，已经成为“东南第一州”。

　　从当时形势看，这是南宋选择在此建都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杭州的正式建置，始于隋开皇九年(589年)，彼时的前身名为钱塘县，始置于秦朝，县治在武林山麓，人称山中小县。隋朝迁州治于今杭州城南钱塘江边凤凰山麓的平原上，与江南运河相邻，成为今日杭嘉湖平原的重要城市，这为杭州城市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经过唐代三百年的建设，杭州已成为“江南大郡”，再经过五代吴越国近百年的建设，至北宋，已被汴京(河南开封)文人誉为“万物富庶”的“地上天宫”。南宋定都后，影响更加深远。

　　宋室南迁促进了杭州都市的繁荣，使杭州成为国际上第一流的都市。耐得翁在所著《都城纪胜》一书的序中云：

　　自高宗皇帝驻跸于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虽市肆与京师相侔，然中兴已百余年，列圣相承，太平日久，前后经营至矣，辐辏集矣，其与中兴时又过十数倍也。

　　宋室南迁，也进一步促进了北方文明向南方、特别是向杭州的渗透，从而使杭州的都市文明有了质的飞跃。从当时及后人的文献记载来看，北方先进文化对杭州的影响，几乎涉及各个层面。

　　总之，宋室定都杭州，既缓解了北方的人地矛盾，也给南方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既带动了南方的经济发展，也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南北经济大融合、文化交流畅顺，这对一个国家政权而言，何乐而不为呢?

　　天子守边，稳固疆土

　　我们以上所说的朝都更替不穷，多是经历了不同朝代。在王朝没有中断的情势下，迁都却是很少见的，这里的例外，是明成祖朱棣迁都。

　　在明朝初期，明成祖在国运蒸蒸日上的情形下，将国都迁往燕京(今北京)。这么做究竟为何?原因就是天子为守国土四方。除了当时复杂的内部矛盾外，边疆安宁、国家统一才是主要矛盾，这也成为明成祖朱棣一生追求的事业。

　　当时，北方的蒙古瓦剌等少数民族虽已臣服，但时常借故扰边犯境。天子戍边，既是成祖自信的表现，亦是国家意志的高度提升。这在其征战史上可以看出，朱棣五次远征蒙古，甚至最后死于北征回师途中的榆木川(今内蒙乌珠穆沁)。

　　有日本学者曾考证说，明成祖是古代唯一一个亲自跨越沙漠远征的皇帝。不仅北征，明成祖对南方的安南也进行了征讨，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所以，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不仅是平定边疆、安定疆土的需要，也为日后一致抵抗外族入侵、形成凝聚力，打好了基础。

　　以武治边，天子戍边，历史罕见。正是把国都置于边患之缘，才能砥励民心、凝聚力量，稳固疆土。明成祖此举，开创了后世世代定都于北京的传统，并延续至今。

　　应该说，封建帝国迁都，无论是躲避自然灾害、夷狄威胁，还是促进民族融合、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稳固疆土，帝王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即实现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政治状态，使国家统一，让国运昌隆。这一愿望，既是个人的，也是民族国家的，更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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