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盛世为后世留下深远影响 这个盛世具体表现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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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武盛世是在文景之治后汉武帝开创的时代，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大力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开启了中国文明富强的序幕，为后世留下深远影响。

　　汉武盛世体现在哪里

　　政治方面

　　人才辈出

　　西元前141年，16岁的汉景帝子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汉武帝在位54年，将中国历史带领到新的阶段。按照班固在《汉书?武帝纪》赞语中的说法，汉武帝“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他的功业，其实是当时“海内”“俊茂”们共同创造的成果。

　　汉武帝即位之初，一方面政治形势比较稳定，国家经济状况也相当好，另一方面诸侯王国的分裂因素依然存在，潜在威胁还不小。所以，他在继续推行景帝各项政策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在政治方面，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削弱汉初分封的诸侯国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加强监察制度等。汉武帝还变古创制，包括收相权、设刺史、立平准均输等重大改革与创制，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政治制度。这种法制传统，成为此后二千年间中华帝国制度的基本范式。

　　巩固集权

　　汉武帝即位后，经过文景两朝的“众建诸侯”与平定七国之乱后，同姓诸侯王的势力大为降低。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汉武帝为了巩固大一统的国家，于是持续推动专制的中央集权，又进行了各方面的努力。

　　元朔二年(前127年)，汉武帝采用主父偃的建议推行推恩令。允许诸侯王推“私恩”把王国土地户口的一部分分给子弟为列侯，由皇帝确定这些侯国的名号。于是使诸侯王多以分户邑封子孙，致使王国里不断分出若干由郡统辖的小侯，一时诸王的子孙都得以成为列侯。另一方面，对于一直渴望削弱地方诸侯势力的王朝中枢来说，收到“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的效用，中央政府不必刻意打击，各个诸侯国已经在实际上自行解体。

　　削弱相权

　　汉武帝亲政后，有意提升君主的权利，于是改变丞相位高权重的传统。他经常更换丞相，在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间，先后用相十三人，平均任职时间只有四年多，其中三人在任上去世，有三人被免职，二人有罪自杀，三人下狱处死，这是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见到多位政府高层官员受到严厉处置。汉武帝还曾经有设置左右二丞相的意图。征和二年，他任命刘屈氂左丞相，颁布诏书，宣布分丞相官署为两府，以期待天下远方合适的人选。后来分设左右丞相的设想，并未付诸实施。

　　汉武帝还特意从身份低微的士人中破格选用人才，担任参与国家政治中枢主要决策的侍中、常侍、给事中等职，让他们能够出入宫禁，随侍左右，顾问应对，参议要政。这些成为近臣的官员，身分相当于帝的宾客和幕僚。皇帝亲自任和直接指挥的高级将顉，也往往参议机要。大司马大将军卫青、大司马骠将军霍去病，权势都超过丞相，又兼以“侍中”之职，具有了参与宫廷重要决策的特殊地位。于是，和属于丞相、御史大夫和九卿所构成的官僚机构“外朝”相对应的“中朝”得以形成。

　　“中朝”又称“内朝”，由皇帝左右的亲信的近臣所构成。重要政事，“中朝”在宫廷之内就先自作出了决策，再交由“外朝”的丞相来执行。

　　尚书，本来是皇帝身边掌管文书的官员。“中朝”形成之后，尚书的地位日益重要。尚书和一般仅仅参与宫廷议政的官员不同，由于既有官署、官属，又有具体的职司，作为皇帝的秘书机构，在“中朝”逐渐居于核心地位。

　　主管郡国上计和考课，并且根据官吏的政绩，奏行赏罚，是丞相的主要职责之一。然而在汉武帝时代，却有皇帝亲自接受“上计”的情形。元封五年(前106年)春三月，汉武帝曾经东巡至于泰山，接受诸侯王列侯朝贺，“受郡国计”。太初元年(前104年)，又曾经“受计于甘泉”。汉武帝直接“受计”，说明当时他已经牢牢把握了对各地诸郡国的控制权(前112年)。

　　儒表法里

　　尽管汉武帝亲近儒者，推崇儒学，不过实际上武帝对儒家是尊而不用，汉武时代的政治精神，外表像是文德并茂，实质却是刻薄严厉的。汉武盛世的丞相，只是摆设，实权却是在御史大夫身上。当时御史大夫的人选，如赵禹、张汤、杜周、桑弘羊等人皆是法家代表人物，为了讨伐匈奴，必须使国力高度集中，他们便遵行这种政治原则来办事。他们最重要的任务为：一、严密防止国内发生叛乱。二、尽量开发利源。

　　察举制度

　　汉武帝也非常注重人才的开发，他确立了察举制度，是中国有系统选拔人才制度之滥觞，对后世影响很大。

　　汉武帝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口统计。

　　军事方面

　　在军事方面，主要是集中兵权，充实了中央的军事力量;改革兵制。派卫青，霍去病出击匈奴，使北部边郡得以安定，派张骞出使西域，开括了西北边疆：开通了西汉联系西域以至中亚给地通道。

　　武帝时代，以军事成为条件实现了汉帝国的疆域扩张。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北边军事形势的改变。匈奴自秦末以来一直威胁中国北边，使农耕生产的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匈奴骑兵曾经侵袭长安邻近地区。武帝即位之后，决心设法解决匈奴的外患问题。于是对匈奴发动一系列的战争。

　　经济方面

　　在经济方面，采取重农轻商，整顿财政，颁布“算缗”、“告缗”令，征收商人资产税，大力打击奸商;又采取桑弘羊建议，将冶铁、煮盐收归官营，禁止郡国铸钱，统一铸造五铢钱;设置平准官、均输官，由官府经营运输和贸易，大大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同时兴修水利，移民西北屯田，实行“代田法”，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在经济方面还有一条重要的举措，就是将当时的货币进行统一。

　　文景二帝，延续汉代开国以来的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主张轻徭薄赋、削省刑罚与避免征战等休养生息的政策，这些政策实施的成果，让生产日渐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

　　不过武帝时代，由于长年征讨四方，因此在军需方面消耗庞大，加上本身个人生活的享受，于是将文景之治所累积的积蓄花得一干二净。为了解决经济上的困窘，汉武帝重用桑弘羊和孔愅等人，制定了一套经济措施，整顿币制，实现货币的统一，使中央政府控制金融要脉。

　　汉武帝时代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统一货币、官营盐铁、建立均输和平准制度，以及强化重农抑商政策。当时藉由这些关键变革，使西汉帝国的经济基础得以空前强固。

　　社会方面

　　西汉开国之后，初期的几位皇帝鉴于秦王朝迅速灭亡的教训，采用休养生息的一系列政策，减轻赋税，又废除几项秦代严厉的法律，例如挟书律、诽谤罪、妖言令等，使得当时的社会较为安定稳固，政治较为廉洁清明，得到了普遍民众的爱戴与拥护。

　　然而汉武帝多年北伐匈奴、征讨四方，加上武帝本人生活的享受，以及严酷的刑罚与经济政策的推行，产生不少社会问题。

　　第一个问题：表现在兵连祸结，百姓因此受尽困苦。汉武帝的军事征伐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极为明显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战争所需要的人力物力最终都要转嫁到百姓的头上，另外国力的过度浪费，武帝末期呈现出一片饥馑盗贼的乱象。武帝末年的全国人口，比初年减少了400万人。

　　第二个方面：汉武帝不仅好大喜功，而且在生活上过著穷奢极欲的生活，加大了政府的经济开支，导致了民众生活的困苦。汉武帝曾多次巡游全国，每次巡游都带著众多官员浩浩荡荡出发，他所到之处，皆是大肆铺张、奢侈浪费，都带给当地的官吏与民众沉重的负担，另外在任内推动许多大兴土木建设工程，他把原有的甘泉宫加以扩大，又兴建了建章宫、明光宫，皆是富丽堂皇、规模非常宏大。

　　第三个方面：危机爆发在统治集团上层，巫蛊之祸爆发后。仅在长安城内，死亡人数就高达数万人，还有不少朝廷百官卷入其中，动乱结束后，朝廷有一半官职的位置空出来。后续在追查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各地又有数万人被株连受害，动摇了武帝末期的统治。

　　文化方面

　　西汉文化建设，是在汉武帝时代取得重大突破。例如“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等，继周代之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赞美汉武帝时代在文化方面的贡献和创造。

　　汉武帝时代，数十年来多次挑起战争，割据地方的分裂势力完全被平定。秦隶终于成为西汉帝国所通用，完成文字上的统一，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文化政策，结束先秦以来“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于是“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中国文化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以宽怀之心，广聚人才，给予他们文化发挥的宽阔舞台，诱使他们充分表现自己的文化才干。班固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后的赞语中列数当时许多身份低下者受到提拔，终于立功立言的实例，指出正是由于汉武帝的独异的文化眼光，使这些人才不致埋没，于是备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形成了历史上引人注目的文化盛况。

　　外交方面

　　发动战争

　　汉武帝对外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自前133年马邑之战起结束高祖以来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开始对匈奴正式宣战，先后派李广、卫青、霍去病征伐，解除了匈奴威胁，夺回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区，扩张了西域版图，将匈奴置于被动称臣的局面，保障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

　　出使西域

　　汉武帝在发动对匈奴战争同时，他派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著名的丝绸之路，进一步加强了与西域的联系，并发展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

　　开拓疆域

　　汉武帝时期攘夷拓土、国威远扬，东并卫满朝鲜置汉四郡，南灭百越开疆万里，北破匈奴收复河套置五原郡、朔方郡，攻占河西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并修建外长城居延塞、光禄塞将边境推向戈壁沙漠，西征大宛使西域诸国臣服，自此奠定了汉地的基本范围。

　　如何评价汉武盛世

　　汉武盛世，使西汉帝国以其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成就成为东方文明的骄傲。在这一时期，西汉进入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第一个鼎盛局面。在林立于世界的不同文化体系之中居于领先的地位。不过传统历史学家如司马迁、班固和司马光均认为，汉武帝力行中央集权、开疆拓土、独尊儒术、设罝五经博士等政策，虽然在历史留下不可磨灭的贡献，不过在位中期之后，由于武帝本人好大喜功、放纵享乐、荒诞迷信、残暴多疑、穷兵黩武等种种行为，造成西汉国力、社会经济、人口数量大幅衰退，当时人民承受这些现象的苦果，生活陷于水深火热，因此他们称所谓的“汉武盛世”，不过在文治学术方面尤为人称道，至于武功方面则通常同情于对人民财货与生命付出过度的损失与牺牲。

　　汉武帝创立年号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个使用年号的皇帝。他登基之初，继续他父亲生前推行的养生息民政策，进一步削弱诸侯的势力，颁布大臣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以法制来推动诸侯分封诸子为侯，使诸侯的封地不得不自我缩减。

　　同时他设立刺史，监察地方。在军队和经济上则加强中央集权，将冶铁、煮盐、酿酒等民间生意编成由中央管理，同时禁止诸侯国铸钱，使得财政权集于中央。他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儒学成为封建正统地位地位铺平了道路。不过事实上汉武帝时期从来不曾缺少法治思想，在宣扬儒学的同时汉武帝亦采用法规和刑法来巩固政府的权威和显示皇权的地位，因此汉学家认为这更应该是以法为主以儒为辅，内法外儒的一种体制，对广大百姓宣扬儒道以示政府的怀柔，而对政府内部又施以严酷的刑法来约束大臣。而宣儒并不等于弃法，法依然是汉武帝时期的最终裁决手段，当时积极启用的汲黯和主父偃即是其中著名的例子。

　　春节始于太初改历，汉武帝改正朔。汉武帝时期，卫青、霍去病三次大规模出击匈奴，“漠南无王庭”。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从此西域成为几大文明交汇之地，汉武帝被称为“冠于百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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