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的一个小小叫魂案 为什么会波及大半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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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座破桥引发的惨案。汉臣刘统勋(刘墉的父亲)和著名外戚傅恒为纠正乾隆行为、叫停这场闹剧,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叫魂案并不像表面呈现的那么简单,好似一幅画卷,其中勾勒出当时那个时代和社会背景下的众生相,这其中包含了君主、官僚、百姓的恐慌状态,而恐慌的原因却截然不同,皇帝怕谋反,官员怕丢官,百姓怕丢命。因为立场和地位的不同,使得自上而下各阶层的关系看起来更加趋于立体化,反映了若干个看似不相干,实质却影响事态发展和结果的不同层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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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偶然还是必然?

  亚马逊流域一只蝴蝶翩翩起舞,而得克萨斯州则掀起了一阵龙卷风暴,这个问题本身就同时参杂着偶然性和必然性,偶然性在于,并不是所有蝴蝶翅膀的每一次挥舞都会引起龙卷风,必然则在于暗合规则之下振翅,微小的作用被累积,能量的级别也在不断递进,最终可能会引发大气运动。

  叫魂案的蝴蝶效应,起源于德清知县的破桥修补计划,也可以说是一座破桥引发的惨案,破桥只是引线,所引爆的能量来自封建迷信意识和对“巫术”、诅咒的恐惧,这毫不稀奇且古已有之,甚至包括皇权之争,后宫之乱都不乏这种手段。诅咒古字诅祝,传说,这种方式可以借助受诅人的头发,衣物,常用物品,乃至生辰八字、名字来施法,你可以把带有“受害人”信息的物件钉在地基上,以房屋镇压,还可以钉在柱子上,甚至可以压在房梁下,除非天崩地陷房倒屋塌受诅人都不能翻身,你还可以用针扎,用斧剁,用刀砍,用嘴啃,堆进小雪人再用开水烫,反正怎么解恨怎么来,不愧为释压良药,抑郁克星,对方境况如何先不管,反正自己是舒坦多了。小纸人、鞋底子?您很有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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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士良,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在他得知叫魂的传说后,怀揣梦想找到了被知县召来修桥的石匠吴东明,想让他将带有自己两个侄子名字的纸条放到木桩顶部,受桥面所压,希望妖术成功发起,以泄受虐之愤,石匠不但拒绝了沈士良的要求,还发扬朝阳群众精神,自发将其押解到县衙,而就在一天前,同是这个吴石匠,已经把一位企图利用它“施法”的采药人送到了官府。可见当时百姓的恐惧来源,不单是叫魂,还有清廷的高压政策。

  如果将叫魂案比作丙烷爆炸,那么一次爆炸后的再裂变过程起源于“剪辫案”,剃发易服是清廷入关前就最为重视的降顺标志,两层压力令民众陷入了极大的恐慌,并且这种恐慌情绪迅速从浙江蔓延到大半个中国,波及2亿人口,一时间,民间大乱,相互攻讦,各式攀诬也不在少数,像极了明朝的蓝玉案和胡惟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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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员们欺下瞒上,一边瞒报朝廷,一边对谣言散布者进行严惩,并安抚群众,这本是正途。但乾隆帝震怒于官员对于极权机构和皇帝本人的敷衍,责令严查清剿,自山东巡抚富尼汉始,官员们出现了“抢功”风潮,国家机构急速运转,军机大臣审问之下,发现大多都是以讹传讹,危言耸听,信证半点全无。

  剪辫案更是如此,根本没有半分进展,本来就是无中生有,哪来的证据,最终全都不了了之。仅仅是虚惊一场?不不不,乾隆帝下令停止追查前,民众泄愤的目标大多是乞丐和“僧人”和“道士”(民众们并没有攻击寺院、道观,而是针对那些未出家、无度牒、传播“类巫术”骗取钱财的人,而乾隆得到消息,很多反清复明人士在失败后都选择出家蛰伏避祸。),已经有很多无辜生命惨遭屠戮,甚至很多离家出走的人都被当成可疑分子揪出来暴打并扭送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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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和官员们初期的态度一致,都觉得是无稽之谈,但不同的是,乾隆受富尼汉启发,觉得隐隐有一只黑手在幕后操纵着这一切,这是影响稳定,甚至可能利用大乱威胁皇权的根源,必须除之后快,而富尼汉一边坚决执行最高领导的指示,一边还危言耸听夸大严重性,直接屈打成招,把叫魂案改写为谋反案,想借此获得乾隆最大程度的重视和重用,这就对事态进一步恶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全国都有类似案件,为何江苏没有?看来江苏官员都有问题呀,一时,江苏官员压力山大,冤假错案与日递增。最终,全国受到处罚的官员达到195名,无论是积极分子还是消极怠工的官员,都受到了处罚,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富尼汉在内,越是积极的官员,冤假错案越多,没办个欺君就算万幸,不积极的官员竟然对朝廷的政令置若罔闻,长此以往那还了得,于是,处罚也演变为一场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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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称之为闹剧?经过皇帝、大臣们与影子和空气殊死搏斗大半年后,这才发现一切都谣言,而乾隆帝的说法是,我的判断没错,谣言散布的首恶确实存在,只不过各地方督抚办事不力才没抓到,造成首恶至今逍遥法外,所以必须处罚。其实,真正的原因上段文字已经表述过了。

  1768年,清乾隆33年,蝴蝶所引发的飓风过后,暴露出当时清廷的若干种矛盾与亟待解决的问题,乾隆担心的问题是谋反和汉化,一方面是满族权贵逐渐被同化、腐化不堪重用,人才逐步凋零,而汉臣却逐渐作大,乾隆帝既不能直接针对所有汉臣搞朝堂清洗运动,也不能一味“姑息”,让汉臣们缺乏敲打,皇帝指令都敢敷衍,长此以往,势必影响皇权统治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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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映射到叫魂案和剪辫案,就是皇帝和官僚系统较力的过程,下发政令,消极怠工,强力斥责,冤假错案,再次强力斥责失察、失实,官员里外不是人,左右脸全是爪子印,最后乾隆帝成了最大的赢家,其实做好做坏,是对是错都无所谓,关键在于最高领导的指示要全力去执行,皇权权威不容挑战。

  入关屠杀“深入人心”,剃发易服中原百姓未曾相忘,反清复明,自大清开国,从未停止,谣言传播面更是涉及了扬州和嘉定两个地区,并触及了留发不留头这条高压线,乾隆敏感的神经被触动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固化思维经过几代皇权交接还是根深蒂固,他不得不警惕,毕竟保住祖宗的基业才是第一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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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小小的谣言不能被有效的控制,甚至有效控制后却被皇帝以专权打破渐渐企稳的状态,任性到竟然能让国家机器彻底沦入其中大半年时间空转,给2亿人造成极大恐慌,给无数官员带来冤假错案的强制指标,人人自危乌纱难保,皇帝更是疑神疑鬼,“总有奸人想害朕”的念头挥之不去。

  1768年,清乾隆33年,就在这个时间点的前后一二十年中,西方已经发生了巨变,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展开,科学技术正在逐步转化为生产力,美国发生了独立战争,法国爆发了法国大革命,而清廷还在拒绝改变,一个谣言就能祸害整个国家。

  当时的大清一片“繁荣”,无数金银流入,无数中国特色商品出口,无数人口农转工,同时也有无数人口为了生存闯关东,盛世之下,财富的总量增加,却同前朝一样,始终聚集在少数权贵手中,土地也是如此,历史惊人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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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后,普法战争刚刚落幕,法国战败需要赔偿50亿法郎(约合7.2亿两白银),无奈之下法国政府发行国家债券,总额50亿,遭到民众疯抢,认购额高达450亿,能够连续还清9次战争赔款。这就是明朝没实现,清朝没想过的“藏富于民”。短短三年,法国政府就清欠成功,而此时的大清则在余晖下末路狂奔,战争赔款还到大清国灭都还没有还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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