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时期的一件怪事,四个宰相同时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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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居正去世两个月后,朱翊钧的长子出生,取名朱常洛。但升格为父亲的皇帝对这个孩子一点也不喜欢,甚至还很嫌弃。原因很简单,这是他脑子一热临幸宫女后所得到的意外产品。

  相比于那个土里土气的皇长子生母王恭妃,以及包办之下成婚的王皇后,朱翊钧更喜欢又漂亮又懂事的郑贵妃。很快,他们之间爱情的结晶、皇三子朱常洵就诞生了。喜不自禁的朱翊钧对这个孩子倾注了无限的父爱,其具体表现就是想把朱常洵立为太子。

  根据封建时代的嫡长子继承制,除非郑贵妃做皇后,不然这个太子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朱常洵来做。朱翊钧没有那个魄力废掉王皇后,但却又想打破礼法的束缚把朱常洵立为太子。想法很好,问题是,外朝的大臣们能干吗?

  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文官们当然不会同意。早在朱常洵出生以前,身为首辅并且还是皇帝老师的申时行就要求立朱常洛为太子。朱翊钧以皇长子岁数太小为由推脱了过去。但是很快,朱常洵一出生郑贵妃就升为皇贵妃,而诞下皇长子数年的王恭妃却没有获得升迁,这就让大臣们一致怀疑是不是皇帝想废长立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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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册立郑贵妃为皇贵妃当日,就有言官率先发难,直言这种做法是在忽视皇长子及其母亲,要求皇帝收回成命,其言辞相当激烈。万历勃然大怒将其贬到外地。不想立刻就有数位官员接连上书要求皇帝收回成命,万历将他们全部赶出京城,以示惩戒。

  尽管处理官员的手段有些严厉,但是万历还是做了一些让步,表示其立储一定会按照嫡长次序来。就这样过了几年,申时行再次旧事重提,要求皇帝立皇长子为太子。万历表示会让皇长子出阁读书,事情似乎有了转机。

  结果拖了几个月,万历口头许诺的出阁读书还是没有明文批示。内阁成员一商量,干脆以全盘辞职相要挟。万历深知自己离不开这些辅臣的帮助,便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诏令:一年之内如果没人再提国本的问题,就立皇长子为太子;如有人提,六年以后再说!

  万历这么干,是因为他深知一定会有人按不住性子要提这桩事。果不其然,很快汤显祖(就是《牡丹亭》的作者)上书,言官群起而呼应,不仅大提国本,还捎带着攻击了首辅。结果,立储的问题就真的拖到了六年以后,而首辅申时行也只好被迫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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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时行的离去意味着没有人在皇帝和朝臣之间起到缓冲剂的作用,双边矛盾愈发激烈。皇帝连续罢黜十二名官员,甚至连礼部尚书都被拖到午门廷杖,结果不仅没有让大臣们屈服,反而让仅剩的阁臣王家屏直接辞职走人,形势非常的尴尬了。

  无奈之下,朱翊钧只好宣布他打算将皇长子、皇三子和皇五子并封为王,再从中选取优秀者为太子。此时的首辅王锡爵出于和稀泥的目的,表示应当将皇长子交给皇后抚养,以确立嫡子身份。皇帝很高兴,打算批准这个提议。

  然而这种做法立刻遭到了其他大臣们的反对。顾宪成指出,这表面上看起来是在给皇长子拔高身价,实际上是在表明皇长子做太子合法性不足,留下了十足的隐患。于是大臣们一边抗议“三王并封”,一边痛斥王锡爵无能。万历也只好把这个自以为绝计的提议废止了。

  王锡爵离任以后,赵志皋继任首辅。由于他性格温和懦弱,结果成了当时举国上下的出气筒。大臣们骂他不作为,皇帝嫌弃他顶不住。四年以后,争国本事件愈演愈烈,赵志皋却死在了工作岗位上。

  终于,在皇长子十九岁那年,皇帝终于将其立为太子。然而促成争国本事件走向终点的并不是官员的力量,而是被儿子闹得实在看不下去的李太后出面质询万历为什么不立朱常洛。万历虎头虎脑地来了一句:“他是宫女的儿子。”话一说出口他就后悔了,因为他忘了自己的母亲原来也只是个宫女。

  在李太后的勃然大怒之下,以及时任首辅沈一贯的敦促下,万历只好一万个不情愿的把皇长子立为太子。至此,持续了近二十年,逼退四个首辅的“争国本”事件终于落下了帷幕。

  然而这一事件的余波却根本没完。二十年来,明朝的文官们逐渐养成了一个恶习,那就是为了“国本”之类的清谈而奋不顾身地论战甚至搞斗争,全然不顾京城之外的事情。从近处来看,万历三大征的每一场战争都打得不甚漂亮,就与文官在内斗而无暇顾及战事有关。至于长远来说,由争国本所间接导致的党争局面,更是直接把明朝带往了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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