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江南地主势力的崛起，朱元璋是如何打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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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初年，随着朱元璋完成对蒙元的北伐与驱逐后，国内局势趋于平稳，但紧随着元末战争的结束，新建的明王朝与地主阶级所潜藏的利益之争也开始逐渐显现出来，并开始逐渐爆发。而江南是明朝当时的统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也是这种斗争的焦点所在。

　　一、明朝江南地主的再起

　　江南地主势力在元末农民战争期间，曾受到严重打击，许多人家业荡然。但是，战争结束不久，他们又迅速的发展起来了。以苏州府为例，明初，苏州府税银总数约二百八十万九千余石，户总数约四十九万余。约千分之一的户，占一府七县田赋总数的二十分之一。可见，明开国之初，江南土地又已高度集中。如有富商沈万三，“田产遍吴下”;丹徒曹定，占田万余亩;义乌巨室娄土祥，仅食客就养了数十人。他们的财产实力，雄视江南，“上足以持公府之柄，下足以钳小民之财”。

　　江南地主势力的发展为何如此迅猛?

　　元代，江南地主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其一是聚族而居。如溧水大姓端氏，“群从子弟居山东西前后百余家，高墉飞，环数百里相接。”新安诸大姓，千年来“聚族而居，绝无一家杂入者。”明初，江南各地分布着许多聚族而居的强大地方宗族。

　　其二是累世仕宦。宋朝南渡之后，江南就是南宋的政治中心，江南地主阶级进入宋朝中央者累世不断。如平阳蔡氏，有宋一朝为官者共计八十二人。元朝代宋，这些家族虽然由于改朝换代而有所势力消减，但仍旧有许多家族在元朝任职。

　　聚族而居和累世仕宦这两大特点，使江南地主之间关系盘根错节，使他们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声望。在元末农民起义期间，他们便以此号令亲族乡邻，结寨自保。自此获得一定的军事实力，在元末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他们大多未受到起义军的打击，反而趁机扩充了实力，其中不乏一些投靠了朱元璋，成为了开国的元勋。

　　同时，由于并不是所有地区都受到元末农民起义战争的影响，一些地区战火连天，另一些地方则安然无恙。例如苏州和松江(即今天的上海)，大多为张士诚所占，战事较少，破坏程度也较轻。

　　另外在元末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为争夺江南控制权的朱元璋与张士诚，都极力拉拢江南地主文人，这也使得江南地主得到势力保全的同时，肆意进行土地兼并，成为了明朝建立之后的新贵。正是基于上述的种种原因，明初江南地主势力得以迅速发展壮大。

　　二、江南地主与朱元璋的矛盾

　　明初，随着江南地主势力的恢复与发展，他们和朱元璋建立的大一统新王朝，在权力和财富的分配上的矛盾开始迅速激化。

　　此时的江南地主对明朝的政治态度，大抵有三种。

　　第一种是拥戴明朝，这其中主要包括朱元璋的从龙功臣刘基、宋濂以及后来开科取士获得的江南名仕宋讷、贝琼等;

　　第二种是对明朝抱着若即若离的态度，如山阴名仕杨维桢、黄岩等文人;

　　第三种则是对明朝采取敌对情绪的人员，这些主要是元朝的遗老遗少和张士诚、方国珍的支持者。

　　以上这三种人，除了第二种和第三种在一定程度上拒绝与明朝合作外，第一种人中也有部分人员与明朝有着矛盾。他们在明朝中的政治、经济地位，都远不如以朱元璋为首的淮西集团。

　　例如淮西的李善长和浙东的刘基，同是明朝的开国元勋，待遇就完全不一样。李善长长期受到重用，封为一等公爵，岁禄四千石，而刘基却只被封了个三品伯爵，岁禄二百四十石。最后又被排挤，忧愤而死。

　　总之，江南地主对新建的明朝的种种态度，造成了明朝对江南统治的不稳定性。

　　而唐朝以来，江南逐渐成为了国家的财赋重地，元朝全国税粮共一千三百余万石，其中“江浙税粮甲天下”，仅浙江一省就达四百四十九万石，几乎占据了全国的三分之一强。朱元璋起兵后，财政拮据，在经济上主要依赖江南，不少地区在开国前以各种名义加征的田赋没有减额，特别是苏州地区因籍没张士诚部下土地作为官田的甚多，赋税尤其重。

　　因此，当明朝建立之后，江南重赋就作为当时的主要社会问题开始突显起来了。

　　同时，明初的徭役制度，也对江南地主不利。洪武之前，朱元璋已在江南实行“验田出夫”的派役制度。洪武元年，明朝正式确定“田一顷出丁一人”的均工夫役制度，这是中央向地方摊派的徭役。但由于当时中原社会经济因战争破坏尚未恢复，均工夫役便大量派给江南。

　　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地主佃户的劳作时间，验田出夫，田愈多，役愈重。均工夫役则再次加剧了江南地主与明朝的矛盾。

　　而对于明显不利于江南地主的明朝赋役政策，江南地主也随之采取了反赋役的办法有三：逃税、请命和武装叛乱。

　　其中逃税是最主要的办法。洪武三年，苏州逋负秋粮达三十万五千八百余石。丹徒县大地主曹定一家用“以熟作荒”的办法，逃税四顷七十三亩。

　　洪武年间，江南官吏经常冒杀头危险，向皇帝请求减免田赋。朱元璋曾下令免江南税，但“秋复税之”。无锡籍官吏周衡认为这是“示天下以不信”。朱元璋只好践行诺言，但心里却很不痛快。不久，周衡告假返乡，超假一天。朱元璋说：“朕不信于天下，汝不信于天子，遂命弃市。”朱元璋借故杀周衡，实际上杀的是江南地主势力的代言人。著名的金炯事件，也属于同一性质。金炯，嘉兴人，苏州知府，据说他鉴于苏州官田佃租太重，上书请求减额。朱元璋派人调查，发现经济家中官田过于私田，遂怒诛金炯。

　　而地主反赋役的武装暴动，主要的事例是吴元年，徐达奉命在松江“验民田征砖甃城”。富民钱鹤皋拒不奉令，倡言“吾等力不能办，城不完即不能死，曷若求生以取富贵”，鼓动作乱，虽然最后并未成功，但也反映了当时江南地主对明朝的敌视情况。

　　三、朱元璋对江南地主的限制和打击

　　明初建都南京，江南成为明朝的统治中心。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朱元璋对江南地主进行了种种限制和打击。

　　第一、抑制兼并，限制江南地主经济实力的扩张

　　朱元璋从切身经历，深知“富民多豪强”，难免“欺凌小民，武断乡曲”，引起社会矛盾的尖锐化。由于明初荒地甚多，地主往往钻朱元璋奖励垦荒政策的空子来兼并土地。对此，朱元璋下令到临豪垦荒者，“宜验其丁力，计亩给之，使贫者有所资，富者不得兼并。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已业，而转令贫者佃种者，罪之”。这种抑制兼并的政策，不但对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起到了一定制约作用，也使明朝初年的垦荒得以顺利进行。

　　第二、清理田籍，防止江南地主隐匿赋税

　　南宋以来，江南已流行鱼鳞图册。经过元末战乱，江南鱼鳞图册大多散失。明朝建立之后，为了全面整顿江南田籍，洪武元年，朱元璋派周铸等一百六十四人分行浙西核实田亩，绘制鱼鳞图册。其他地方则由当地官府自行整理。

　　但重新清理田籍的工作，受到江南地主的顽强抗拒。为此，朱元璋再进行了严厉的镇压之后，又派国子生武淳等到各地丈量田亩绘图成册，直到洪武二十年，历经二十年的时间，才将浙江及苏州等地鱼鳞图册最终绘成。

　　第三、迁徙富户，削弱江南地主的社会基础

　　江南地主大多聚族而居。族群是他们抗衡官府的实力。所以，朱元璋经常通过迁徙富户，强迫他们离开故土，从而丧失作乱的实力。规模最大的一次是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命俞通源“徙江南豪民十四万填凤阳”。被迁徙的对象，主要就是张士诚、方国珍，陈友谅、元朝的遗民，以及江南的富户大族。

　　第四、用重典，从政治上打击江南地主

　　朱元璋消灭张士诚后，几乎每隔三、四年，江南地主就要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们在洪武四年的杭州飞粮事件、九年的空印案、十三年的胡惟庸案、十八年的郭恒案和二十六年的蓝玉案等一系列重大斗争中都受到了牵连。

　　后来在洪武三十年，又发生了“南北榜”事件，朱元璋借口当年所举进士皆南人，逐、杀主考官，下令重考，尽取北人，扭转了南方士子垄断科举的局面。第二年，又“以江南大家为窝主，许相奸告”，罗织成狱。通过三十年不间断的打击，江南三吴巨姓，“既盈而复，或死或徙，无一存者”。

　　为加强对江南地区的控制，明朝对这里的官员，采取了“自牧守以至参政，莫不慎择其人”的政策。但是洪武年间，江南地方官又极少能终其任者。如苏州府，三十年间换了三十个知府，其中被贬谪的一人，罢官的二人，下狱的八人，坐赃琼面的一人，被杀的二人。朱元璋对这一地区地方官的频繁换马，以及这些官员的悲惨结局，反映了明朝在江南地区统治阶级与地方势力争夺控制权的尖锐表现。

　　江南地主在政治上受到打击，必然导致经济上的破产。明律规定，“凡民间有犯法律者，籍没其家，田土合拘收入官。”通过这一系列对江南地主的打击，明朝不仅巩固了对江南的统治，经济收益也很大。由于籍没一大批地主私田，明初江南官田数量大增。

　　随着官田数量的增加，明朝在江南的田赋也成倍的增加。元朝时，苏州的田赋只有三十六万石，可到了明初田赋已然增加到了二百八十万九千余石，大约翻了七倍有余。

　　结语

　　朱元璋对江南地主势力的限制和打击，从根本上是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同所有封建帝王一样，朱元璋也是视中央集权高于一切，不管是贫者还是富者，贱者还是贵者，一律要求他们安于现状，政治上奉君守法，经济上纳税服役。任何势力的行动或实力，一旦成长到构成对王朝的威胁和打击，就毫不留情予以镇压。明朝初年，其对江南地主势力的打击就是这种加强中央集权思想的主要体现，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方势力的发展，加强了明王朝中央集权政治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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