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雀台的修建时间是什么时候 曹操当初修建铜雀台的原因是什么

　　对曹操的铜雀台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趣历史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曹操完成北方一统之后，开始在他的政治中心邺城建造代表自己政治地位的铜雀台，但是他不仅只建造了铜雀台，同时还建造了金虎台和冰井台，合称为“铜雀三台”。三台中以铜雀台最为著名，不管在当时还是现在，大家歌颂和描绘最多的还是铜雀台，这就让后世很多人只知道铜雀台，却不知道其他两台。可以说“铜雀三台”是三国时期一个伟大的文化象征，现今在河北省临漳县还有“铜雀三台”的建筑遗址，虽然时隔千年，但是那种文化底蕴和雄伟的气势一直犹存。其实，“铜雀三台”与当时曹魏的政治密不可分，也很少有人讨论这一面，所以今天我就来给大家一起探究一下“铜雀三台”与曹魏政治有什么关系?

　　铜雀台遗址

　　要想搞清楚“铜雀三台”与曹魏政治的关系，我们就要先从它们的建筑时间来说。我们先从铜雀台来说，铜雀台的建造时间《三国志·武帝纪》中只有简单的几个字，“(建安十五年)冬，作铜雀台。”陈寿这次貌似有点偷懒了，对于这么重要的时间，左右简单的五个字就草草的结束了。那《三国志·武帝纪》中记载的是建好的时间，还是开建的时间呢?《三国志·曹植传》中也有记载：

　　《三国志·曹植传》对于铜雀台的记载

　　这里说了铜雀台建好后，曹操带着儿子们一同登台作赋，但是并没有时间上的记载，这就让人很烦恼了，难道铜雀台的建造的准确时间就没有记载吗?

　　是有的，魏文帝的《登台赋序》中有这么一段：建安十七年，春游西园，登铜雀台，命余兄弟并作。我们在对照陈寿的记载，那么我们就可以把铜雀台起讫的时间完全弄清楚了。建安十五年冬曹操下令建造，直到建安十七年春建造完成，实际建造时间一年有余。

　　铜雀台绘图

　　上面铜雀台的时间已经清楚了，那么接下来就是金虎台和冰井台了。金虎台的建造，同上《武帝纪》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也只有如下六个字的简略记载:九月，作金虎台。

　　此处的“作”，如果比照上面所引“作铜雀台”的措辞来理解的话，应当是开始修作的时间，而非修作竣工的时间。至于冰井台的建造，《三国志》中完全没有提及。考《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录的晋人陆翙《邺中记》记载:

　　铜爵、金凤、冰井三台，皆在邺都北城西北隅，因城为基址。金凤台，初名金虎，至石氏改今名。冰井台，则凌室也。金虎、冰井，皆建安十八年建也。

　　陆翙《邺中记》，《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的“史部”有著录，标为“晋国子助教陆翙撰”，后来散亡。该书被《经籍志归人纪实的“地理之记”一类，而陆翙所在的晋代也去曹魏不远，所以引文中关于金虎台、冰井台的叙述，可信程度很高。按照《邺中记》所言，冰井台的建造与金虎台是同时的，均在建安十八年。如果将《邺中记》“皆建安十八年建也”的“建”字，同样理解为开始修建的话，那么冰井台开始建造，也在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

　　三国时期“铜雀三台”遗址

　　但是，金虎台与冰井台竣工于何时，现今已难以稽考。对于“铜雀三台”的宏伟壮丽，西晋文学家左思的名篇《魏都赋》，其中有生动的描绘(据李善注本):

　　飞陛方辇而径西，三台列峙以峥嵘。亢阳台于阴基，拟华山之削成。上累栋而重霤，下冰室而恒冥。周轩中天，丹墀临猋。层构峨峨，清尘飘飘。云雀踶甍而矫首，壮翼摛镂于青霄。雷雨窈冥而未半，皎日笼光于绮寮。习步顿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遥。八极可围于寸眸，万物可齐于一朝。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十“浊漳水”的记载，则偏重于细致的写实(据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本):

　　城之西北有三台，皆因城为之基，巍然崇举，其高若山。建安十五年魏武所起。中曰铜雀台，高十丈，有屋百一间南则金虎台，高八丈，有屋百九间。北曰冰井台，亦高八丈，有屋百四十五间，上有冰室，室有数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凡诸宫殿、门台、隅雉，皆加观榭、层甍、反宇。飞檐拂云，图以丹青，色以轻素。当其全盛之时，去邺六七十里，远望苕亭，巍若仙居。

　　据文中记载，“铜雀三台”是在邺县城墙的坚固基础之上，再起高峻的三座楼台。金虎台在铜雀台的南面，冰井台在铜雀台的北面三者排列耸峙。居中的铜雀台高达十丈，约合今24米;南北拱卫的金虎台、冰井台均高八丈，约合今20米。每座高台都有上百间房屋，雕梁画栋，其宏伟壮丽，不仅当时无与伦比，而且在此前和此后相当长的时代里也极为罕见。

　　古邺城博物馆

　　众所周知，建造“铜雀三台”的建安年间，是一个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悲惨年代。“铜雀三台”的宏伟壮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情景，形成极大的反差。同时曹操生性节俭，大力提倡朴素生活。爱子曹植的妻子违背曹操的规矩，穿上锦绣衣服在私家后院活动，并未到外面去显耀，曹操在高台上恰好望见，大为震怒，立即将其赐死，事见本书卷十二《崔琰传》裴注引《世语》。他起初下令开工修建铜雀台，已经是一笔不小的财政开支。之后竟又接连修建金虎台、冰井台，其耗费更是巨大。在群雄割据的战争时代，巨额财富不用于军国的急务，却耗费在这样的项目之上，不仅显得缺乏明智，而且还与他的节俭品性完全冲突。曹操为何要建造如此宏伟壮丽的“铜雀三台”?或者说，曹操建造“铜雀三台”的真正动机何在?

　　此前大致有两种解释。一从生活着眼，认为曹操此举，主要因为自身游观享乐的需要。二从军事立论，认为此举是要在曹操自己的政治中心邺县，加强城池的军事防御体系，三台相互呼应，形成坚固防御和制高据点。两种看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存在难以厘清的矛盾。如果是为了自身游观享乐，只修一座铜雀台也就足够了，何须再建造两座形制雷同的金虎台、冰井台呢?再说此时正是频繁对外用兵之时，军费开支非常巨大，节约两台的建设经费，用于扫灭群雄，尽快统一天下之后继续完成之，那时随意享乐再无眼前之忧，岂不更为合理?

　　铜雀三台遗址公园

　　至于军事防御，确为曹操所考虑的因素之一，从上面所引《水经注》中，“又有粟窖及盐窖，以备不虞”两句记载，即可得知一二。而在当时，确实也流行过修建楼台群体作为防御屏障的军事理论，即所谓的“百楼不攻”。盘踞幽州的公孙瓒，就是这一理论的信奉者。《三国志》卷八《公孙瓒传》及裴注记载，他与袁绍决战河北，败退易京(在今河北省雄县西北)。在此修建上千座高楼，又在外围修建十层围墙、堑壕，其中储存军粮三百万斛，然后夸口说:

　　昔谓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视之，非我所决，不如休兵，力田蓄谷。兵法“百楼不攻”，今吾楼橹千重;食尽此谷，足知天下之事矣。

　　但是在建安四年(公元199年)，袁绍包围易京之时，采用一种极为巧妙的战术，即挖掘地道到达高楼之下，在底部挖空地层，暂时以木柱支撑上面的重量，待到底部地层大半被掏空，再撤出人员放火焚烧所有木柱，高楼底部失去支撑，立即整体倒塌而被摧毁，楼上守军或死或伤完全失去战斗力。这一战术，被公孙瓒惊叹为“袁氏之攻，似若神鬼”。公孙瓒的势力，就此被消灭在他的高楼群体之下。这一前车之鉴就发生在十年之前，以曹操非凡的军事才能而论，他绝对不会在自己的根据地邺县，再去重复公孙瓒的愚蠢之举。因此，修建铜雀台如果有军事上的考虑，也只是防备临时发生的短时间突然变故而已，并非将其作为军事上长期据守的防御体系来经营。而为了防备临时发生的短时间突然变故，也只需建造一座铜雀台即可;接连建造三座高台，反倒与公孙瓒的愚蠢之举颇为相似了。

　　总之，仅仅从生活享乐或者军事防御的表象着眼，都难以点到要害。要想找到准确的答案，首先要对当时曹操的政治意图和宣示方式有所了解。曹操的政治意图和宣示方式是什么呢?

　　曹操雕像

　　曹操开始建造铜雀台的两年前，即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六月，他所控制的东汉朝廷宣布废除三公，即太尉、司徒、司空，改设丞相，而出任丞相者，就是曹操本人，事见《后汉书》卷九《献帝纪》。大体上说，丞相一人执政，更容易垄断朝权。因此，东汉后期朝政衰败而权臣出现，为了独揽朝政，或者会增设与丞相类似的相国，从而架空三公，比如董卓;或者会干脆废除三公，只设丞相，曹操此举，正是这种情形。

　　曹操自任丞相，是他对东汉朝廷权力达到有效控制的标志。但是从后来历史的发展走向来看，出任丞相控制朝政，并非曹操终极的政治意图，因为丞相的权力再大，也只是东汉王朝的下属臣僚而已。曹操终极的政治意图，是要为一个完全属于自己所有的新政权，开辟道路并且奠定基础。具体来说，就是要在名义上属于东汉朝廷的辖地之内，创建出一个曹姓家族所拥有的公国直至王国。

　　曹操雕像

　　正常情况下，按照东汉的分封制度，异姓大臣无论功劳有多大，其爵位最高只是到侯爵为止，其封地最多为一县。只有刘氏皇族的宗室近亲，才能晋封公爵、王爵，其封地也会扩大到包括若干个县的一郡之地同姓的公爵、王爵，比之于异姓的侯爵，不仅爵位更高，封地更大，更为重要者，是公爵、王爵具有更大的政治权力资源。特别是王爵，不仅能够任命更多的下属官员，从而形成一个与中央王朝非常类似的军政系统和政权机器，而且具有自立社稷的特殊政治特权。

　　据司马彪《续汉百官志五》所载，东汉侯爵私人所属的家臣，仅有家丞、庶子两人;而且食邑不到一千户者，还要裁去家丞，仅置庶子一人。然而王爵私人所属的家臣，即有中尉到郎中共计十二种;而且有的家臣，其员额还不限于一名。这十二种家臣，分工掌管军政的公私事务，俨然如同中央王朝的九卿，形成王爵享有者自己的小朝廷。《续汉百官志五》又记载:“诸王封者，受茅土，归以立社稷”。此段史文之下，刘昭引录东汉大臣胡广的解释说:

　　刘昭引录东汉大臣胡广的记载

　　胡广其人，《后汉书》卷四十四有专传，他历经六个皇帝，多次出任朝廷最高级别的三公职务，享年八十二岁，对东汉一朝的典章制度极其熟悉。所以他所作出的这段解释，可信度极高，是东汉封爵制度的宝贵史料。从中看出:东汉时期受封爵位者，只有王爵能在自己的封国建立社稷祭坛，并且修造宫廷殿堂。至于侯爵，则完全没有这两项政治特权。

　　古代史籍常以“社稷”指代王朝江山。具有自己的社稷祭坛，具有自己的宫廷殿堂，还具有自己的官员系统，这是开创一个新政权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修造铜雀台之际的曹操封爵，《三国志》卷一《帝纪》建安十五年裴注引曹操下达的令书中，有明确的记载:

　　三国志》卷一《帝纪》曹操下达的令书

　　这道令书，后世称之为《让县自明志令》，下达于当年十二月。而上面已经论及，曹操开始建造铜雀台，也正是在这一年的冬天可见曹操此时的封爵，还只是食邑一万户的武平县侯。至于当时的武平县，是在今河南省柘城县南。

　　至此我们明白，如果曹操要想为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新政权，开辟道路并且奠定坚实的体制基础，他就必须打破东汉封爵制度中，异姓只能受封侯爵的束缚，将自己的爵位提升到公爵直至王爵，舍此别无他途。

　　而他要想达到这样的目标，关键性的第一步，则是要将自己的政治意图，以一种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微妙方式，向朝野宣示出去。东汉以来，崇尚儒家政治伦理的世家大族，成为影响政坛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突出代表，例如号称“东京袁杨”的汝南袁氏、弘农杨氏，世代出任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正是得益于世家大族的强力支持，东汉王朝即便在无道昏君、嚣张宦官、骄横外戚不断出现的情况下，还能苟延残喘上百年。

　　曹操画像

　　曹操所在的东汉末期，世家大族的势力依然不容小觑。要在此时打破朝廷一直严格奉行的典制，以异姓大臣受封公爵、王爵，依然是不易实现的“僭越”之举。即使是凶暴横逆的董卓，可以杀废帝，可以立新君，可以烧皇宫和掘皇陵，也可以自任相国、太师，却也不敢将自己的爵位，即郿县侯，提升为某公、某王。何况曹操本人，不仅出自世家大族极度鄙夷的宦官之家，而且起兵创业之时，又是以“举义兵以诛暴乱”为政治口号。因此，他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必须尽量减轻来自世家大族的阻力。

　　而减轻阻力的有效手段，便是以一种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微妙方式，将自己的政治意图宣示出去。这样，既可以减弱对朝廷的冲击力，避免事出突然而招致激烈的反应，而使自己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又可以使朝廷的群臣，有思考和选择的余地，从而表明自己真实的政治立场;更为重要者，还能为曹操考察群臣真实的政治态度，以便缜密考虑分类对付的办法，提供准确的信息和充足的时间。

　　雕塑还原曹操府内议事场景

　　于是，在下令开工修建铜雀台的同时，便有了《让县自明志令》的发布。这道令书，长逾千字，是《三国志》和裴注中曹操下达文书最长的一篇，也是研究曹操最重要的史料之一。五十六岁的曹操，在令书中详细回顾自己的从政生涯之后，接下来强调了如下四点:

　　一是“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早已超过当初人仕时的期望;二是他人在私下将会评议自己“有不逊之志”，其实自己世代蒙受汉朝恩宠，一心想效法齐桓、晋文“奉事周室”那样，扶持当今朝廷;三是这道令书中所说的，都完全是自己的真心话，即所谓的“此言皆肝鬲之“常以语诸妻妾，皆令深知此意”“顾我万年之后，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四是作为具体的证明，我决定辞去三个县的封地，只留下武平一县和侯爵封号，以谨守异姓大臣爵位最高只能封侯爵、封地最多只能封一县的朝廷典制。

　　单看文章的表面，其措辞之平易，语调之真切很容易被曹操蒙蔽过去，以为他真是汉朝的忠臣、纯臣。但是，深人探究，就会发觉事情并非如此。因为仅仅一年之后的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正月，曹操就将魏郡周围的一大片地区，包括河内、东郡、钜鹿、广平、赵郡等五个郡的十五县，一齐划归魏郡管辖。据《续汉郡国志二》记载，东汉顺帝时，魏郡下辖仅有十五县。而今并入十五县之后，魏郡的辖县一下子猛增到三十县之多。而《续汉郡国志一》记载，顺帝时首都洛阳所在的郡，即河南尹，下辖也只有二十一县。大规模扩张魏郡的一年后，即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五月，曹操终于在政治上显露出真实面目，将自己的爵位提升为公爵，并以地域极为广阔的魏郡，作为自己的封国。铁的事实证明，曹操当初在令书中自称是“肝鬲之要”的一番表白，纯属假话虚言。

　　铜雀三台遗址

　　既然曹操并不想当封地仅有一县的侯爵，那么他慎而重之，下达令书声明自己只当武平县侯，岂非多此一举?再说当时的东汉献帝刘协，又完全在曹操的掌控之下，所以对他封以四县的诏书，理应出自曹操自己的授意。那么曹操先以献帝名义颁布封以四县的诏书，然后又亲自下达令书辞去三县，就更像是无事找事的政治闹剧。曹操被陈寿誉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他淘神费力进行这样一番政治表演，定然有其特殊的政治用意。

　　显然，如果不先封四县，就没有辞去三县，从而发布这道令书的机会。可见先封而后辞，其用意正是为了这道令书的发布。既然他如此需要发布这道令书，那么他的特殊政治用意，就很可能隐藏在令书之中。

　　首先，他列举当初袁术企图称帝，以及袁绍割据河北、刘表割据荆州的往事之后，感叹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此处的“国家”，据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的精当考证，乃是东汉习语，系指王朝的皇帝，而非后世理解的中国。因此，曹操的语意是:要是当今的皇帝没有我，不知道天下会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话确实是真话，然而此言从曹操口中说出来，不仅显得傲视一切，而且还话外有音:既然当今皇帝没有我就当不成皇帝，那么实际上的皇帝，岂不是我曹操吗?既然有我在就没有异姓敢于称帝称王，那么我曹操要封一个在帝、王之下的公爵，也只能算是起码的回报了。

　　曹操雕像

　　其次，曹操又特别援引“奉事周室”的齐桓公、晋文公，作为自己的榜样，这也有话外之音。按照周代爵制，齐桓、晋文的爵位虽然比不上周天子的“王”，却是比周天子仅仅只低一等的“公”，是诸侯国五等爵制当中的最高一等，相当于东汉宗室王公爵位中的“王”。齐桓、晋文既然是我的榜样，我的爵位也应与之相当才对，至少也应当升到公爵，号令起天下来才能够名正言顺。

　　总之，结合当时的政治现实，仔细来品味曹操的令书，就能得出如下的结论:他是将自己的政治意图，以一种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微妙方式，向朝野公开宣示出去。因此，这一篇《让县自明志令》，实际上是曹操政治意图的宣传书。此处的“明志”一词，并非如以往论者所言，是表明他志在做汉室的忠臣、纯臣，而应当作完全相反的理解。

　　参考资料·《三国演义》

　　参考资料·《三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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