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孚唐朝时期的文学巨匠与政治智者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李孚或许不如其他历史人物那般声名显赫,但他在唐朝时期的影响力却是不容小觑的。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文人和深谙政治之道的智者,李孚在当时社会..
很多人都不了解唐朝的牛的事情,接下来跟着趣历史小编一起欣赏。
唐代农业生产飞速发展,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孕育出了发达的唐代文明。农业生产的发展,与耕牛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使用有密切关系。但是,前人很少研究唐代的耕牛和牛耕技术,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唐代农业的认识。因此,有必要把“牛”和“耕”结合起来,进一步探讨耕牛和牛耕在唐代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有助于揭示唐代社会鼎盛局面出现的原因。
耕牛在唐人心目中的地位
在中国古代,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与国家的兴衰密切相关。农业生产的进步发展,与牵引畜力有很大关系。自西汉以来,大牲畜中的牛逐渐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动力。牛的力气很大,可用于耕地、整地、播种等各个农业生产环节,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生产力。可以说,牛是保障农业生产的基础,是人们衣食的主要依靠,与国计民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历朝历代耕牛都受到人们的重视,均视为耕稼之本,衣食之本,关乎国家盛衰存亡。唐代也不例外,上至统治阶级,下至黎民百姓,无不重视耕牛。
一、统治阶级对耕牛的认识
唐代统治阶层出于对农业生产的关注,非常重视耕牛,认为它是耕稼之本。唐朝诸帝,都有不少关于耕牛重要性的议论。他们从维护王朝长治久安的目的出发,为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重视耕牛,要求保护耕牛。如唐太宗曾下诏说“牛之为用,耕稼所资,多有宰杀,深乖恻隐。”他认为耕牛作用很大,是农耕最主要的依靠力量,为了保障农业生产,不能宰杀耕牛。唐玄宗也说“牛之为畜,人实有赖,既功施播种,亦力被车舆。自此余牲,尤可矜悯。”在他看来,人民生活依赖于牛,牛既能耕地播种,又能拉车运输,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有功劳,值得怜悯,不能宰杀。又如宣宗于大中年间下制说“爱念农耕,是资牛力,绝其屠宰,须峻科条。天下诸州屠牛,访闻近日,都不遵守。自今以后,切宜禁断,委所在州府长官,并录事参军等,严加捉栩。”宣宗皇帝认为,农耕依靠的是耕牛,要禁绝宰杀耕牛,需要严厉的法律条文。可见,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宣宗皇帝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必须保护耕牛,禁止屠宰耕牛。还有,敬宗皇帝也曾下诏说“农功所切,实在耕牛。疲蛇乏此,理须给赐。宜委度支于东镇、武、灵、盐、夏州分市耕牛万头,交付京兆尹,均给瓷内贫下百姓。其价以户部绞绢充。”他也认为农业生产完全靠的是耕牛,百姓缺乏耕牛,应该赐予。耕牛与农业生产、与百姓生活密不可分,为了国家的安定,必须给百姓赐耕牛,以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
另外,从唐代帝王的大赦令中也可以看出牛在唐王朝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如唐昭宗《改元天复赦文》:
四月十五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己结正未结正,系囚见徒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惟十恶五逆,屠牛铸钱,合造毒药,谋故杀人,及持仗行劫,官典犯入已赃,兼以逾滥身名,冒优官秋,及刑狱之内,官吏用情,致成冤滥,不问有赃无赃,并不在原免之限。
每一朝皇帝改元的时候,都要大赦,大多数罪过都可以赦免,但屠牛铸钱者一般不在赦免之列。可见,在封建君王眼里,杀牛就是十分严重的罪过了,一般是不能赦免的。这体现了牛在封建君主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君王如此,大臣们也重视耕牛,主张保护耕牛。武周时期的监察御史张廷硅说“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资在耕,耕所资在牛牛废则耕废,耕废则食去,食去则民亡,民亡则何恃为君”他从维护君王统治地位的角度出发,认为没有耕牛,就没法进行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搞不好,就没有粮食没有粮食,人民就没法生活下去没有人民,还当什么君王耕牛直接与人民的生活、国家的安危、君王的统治息息相关,将保护耕牛提高到了国家存亡的高度来考虑。统治阶级对耕牛的高度重视,充分体现了耕牛在封建社会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它是耕稼之本,人民的衣食之本,耕牛与农业生产、人民生活密切相关,与国家的稳定密切相关。
民众对耕牛的认识
居庙堂之高的统治者重视耕牛,在处江湖之远的文人和百姓眼里,牛同样很重要,很伟大。牛是人民生活的一部分,与人民的生活密不可分,耕地拉车,是农民的好帮手。且任劳任怨,只讲付出,不图回报。唐代的文人写了不少关于牛的诗文,其实反映的都是下层民众心目中的牛。文学家柳宗元在《牛赋》中说:
若知牛乎牛之为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疏厚。牟然而鸣,黄钟满腹。抵触隆曦,日耕百亩。往来修直,植乃禾黍。自种自敛,服箱以走。输入官仓,己不适口。富穷饱饥,功用不有。陷泥撅块,常在草野。人不惭愧,利满天下。皮角见用,肩屁莫保。或穿绒滕,或实坦豆。由是观之,物无逾者。不如赢驴,服逐弩马。曲意随势,不择处所。不耕不驾,蓉寂自与。腾踏康庄,出入轻举。喜则齐鼻,怒则奋绑。当道长鸣,闻者惊辟。善识门户,终身不惕。牛虽有功,于己何益。命有好丑,非若能力。慎勿怨尤,以受多福。
他认为,牛是个大脑袋、弯角、皮毛厚的庞然大物,鸣叫的声音就像黄钟大吕一样宏大。冒着烈日,一天能耕百亩土地,往来耕种的地垄又长又直。种地的时候靠牛,收粮的时候也靠牛,拉着粮食箱子送到官仓,自己不能尝到一口。使穷的富了,饿的饱了,却不自居功劳。陷在泥中,踏着土块,常在野外草间干活。人用起它来毫不犹豫,但它的功用好与处到处可见。死后,皮和角都被使用了,全身上下的皮毛骨肉没一点能留下来,有的皮用来穿绳子,有的肉用来当祭品。牛比那些赢牛鸳马强多了。牛虽然有很大功劳,但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
柳宗元的文章,活脱脱描绘出了牛的形象,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耕地靠它,收获靠它,运输也靠它,真是农民的好帮手。劳苦功高,却不求回报。这就是唐人眼中牛的形象。且不管柳宗元写这篇文章抒发的是什么思想,单从文章里我们能看出,牛是农业生产的重要依靠力量各个生产环节都离不开它是农民的好,帮手与人民的生活密不可分。
另外,唐朝文学家刘禹锡也有一篇关于牛的文章《叹牛》:
刘子行其野,有史牵破牛于蹊。偶问焉“何形之瑰软何足之病软今敖棘然将安之软”变揽磨而对云“瑰其形,饭之至也病其足,役之过也。请为君毕词焉。我就车以自给,常驱是牛引千钧,北登太行,南并商岭,掣以回之,叱以耸之。虽涉淖跻高,毅如蓬而较不债。及今废矣,顾其足虽伤而肤尚循,以畜豢之则无用,以厄视之则有赢。伊禁焉,莫敢尸也。甫闻邦君飨士,卜刚日矣。是往也,将要售于宰夫。
作者通过一个牵牛老头儿的话,道出了牛的悲惨经历,虽然因为喂养得好,长得高大,但干的活太重,致使它腿瘸了,无用了。被主人驱赶着拉着千斤重的东西,爬太行,登商岭,一拽就回头,一吼就前冲,就算是走泥坑爬高坡,车轮下陷很深,车子也不会趴窝。如今腿瘸没用了,要被卖给屠夫杀掉。这里虽然没说牛在农业生产中的功效,但道出了在唐人眼里,牛任劳任怨,劳苦功高,为主人付出一切,不图回报,的确是人民生活离不开的东西。
唐代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出了许多著名诗人,留下了许多动人的诗篇。纵观唐人田园生活的诗歌,都少不了对牛的描写唐人农耕活动的诗篇,其中也离不了牛。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唐人眼里,牛是诗情画意般田园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风景线,牛是农民生活必不可少的伙伴、农家的一份子在农业耕作中,牛更是必不可少的依靠力量、农业生产正常进行的保证。唐人田园生活诗歌中有牛的不胜枚举,如丘为《题农父庐舍》
东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湖上春已早,田家日不闲。沟腾流水处,未耗平芜间。薄暮饭牛罢,归来还闭关。
这首诗描写了如画般的田园风光,以及农民的田园生活。东风吹绿了湖边的山,农民们忙起来了沟里,水边,到处是耕犁天晚了,收工了,把劳累了一天的牛喂喂,然后关门闭户。田园风光美妙,但若是除了山、水、人外,没有长着两只角的牛,田园生活就好像就缺了些什么。农田生活是离不开牛的,牛是农家的一份子。
唐王朝针对耕牛制定的政策法规
正因为耕牛在封建社会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是人们衣食的主要依靠,关乎国家盛衰存亡,唐王朝非常重视耕牛,推出了一系列关于耕牛的政策法令,有力地保护了耕牛,使耕牛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一、鼓励养牛的政策
牛是耕稼之本,衣食之本,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力量,关系到国计民生,因此,唐朝历代君王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耕牛,对发展养牛业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有利于耕牛的繁殖客观上对养牛起了鼓励作用。
(一)不断发布禁屠令
唐朝初年,高祖即下《断屠诏》:
有隋失驭,丧乱宏多,民物凋残,俗化蹄侈。耽嗜之族,竞逐旨甘屠宰之家,瓷行刽杀。当豢之畜,靡供肴核之资胎天之群,莫遂蕃滋之性。伤财堕业,职此之拜,效攘穿寄,因兹未息。《礼》曰“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系,庶人无故不食珍。”非惟务在仁爱,盖亦示之俭约。方域未宁,尤须节制,凋弊之后,宜先蕃育。岂得态彼贪暴,残珍庶类之生,苟循目前,不为经久之虑。导民之理,有未足乎其关内诸州,宜断屠杀。庶六畜滋多,而民庶殷赡。详思厥衷,更为条式。
高祖要求各地不得屠杀牛、羊、犬、泵等畜生,不仅是因为仁爱,而且为了俭约。因为国家草创,生民凋敝“宜先蕃育”要注重蕃息畜产,为的是“六畜滋多”、“民庶殷赡”。这样一来,就保护了大乱之后少得可怜的耕牛,并且对民间养牛起了鼓励作用。
(二)祭祀减牲
由于耕牛在农业生产中的支柱性作用,唐代统治者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在祭祀活动中下达减牲的命令,降低祭祀规格,不用牛牲。这样一来,保留了大量牛畜,使之用于农业生产。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养牛业的发展。
唐高祖即位之初,就下了《减用牲牢诏》:
国初草创,日不暇给,凡厥礼仪,鲜能尽备。且生人未又,彤弊日多,至补畜产,思致蕃息。祭祀之本,皆以为身,穷极事神,有乖正直。杀牛不如擒祭,明德即是馨香。望古推今,祭神一扮。其祭因丘方泽宗庙以外,并可止用少牢。先用少牢者,宜用特牲。待时和年丰,然后克循常礼。
古代祭祀,牛羊猪三牲叫“太牢”,羊猪叫“少牢”,特牲即一牲。高祖认为,国家草创,生民凋敝,要蕃息畜产,因此不能为了祭祀杀害“农功所切”的牛畜,除了宗庙祭祀以外,一般的祭祀,不用牛,只用羊。这样一来,对耕牛起到了保护作用,也鼓励了民间的养牛业。
唐代统治者出于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在祭祀活动中降低祭祀规格,不用牛牲。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牛畜,对发展养牛业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有利于耕牛的繁殖,客观上对民间养牛起了鼓励作用。
(三)努力使百姓家家有牛
由于耕牛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耕稼之本,衣食之源,农民须臾离不开它。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保持封建农业社会的稳定,唐王朝统治者,致力于使百姓家家有牛,曾多次赐给百姓耕牛,尤其是在兵祸、灾荒、瘟疫等大的灾难之后,以解决农民缺乏耕牛的问题。
唐肃宗李亨在乾元元年《册太上皇尊号赦文》中说“自逆贼以来,有匹夫匹妇节义可称者,并族表其间墓。其流亡户复业者,委本道使与刺史勾当贩给,并与种子犁牛,仍免三年租赋。”这道诏书是在安史之乱期间发出的,为的是使流亡户回家复业。没有耕牛农业生产就无法进行,因此肃宗要求地方官赐给农民耕牛种子,免三年赋税。这大概是唐王朝最早的赐给农民耕牛的命令了。这一举措对民间养牛业的发展有一定的鼓励作用,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
安史之乱后,关中地区需要大量耕牛恢复生产,唐德宗下《给百姓耕牛诏》:
诸道节度观察使所进耕牛,委京兆府勘责有地无牛百姓,量其产业,以所进牛均平给赐。其有田五十亩已下人,不在给限。
唐王朝统治者出于对农业生产的关注,设法采取相应措施,或直接赐给,或买牛赐给,以解决农民缺乏耕牛的问题,使农民家家有牛。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民间养牛的鼓励。
(四)奖励牲畜繁殖
唐王朝统治者采取了多种措施以保护耕牛,客观上对民间养牛是一种鼓励,促进了民间养牛业的发展。另外,在唐代的官府畜牧业基层管理机构—监牧里,采取了奖励牲畜繁殖的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养牛业的发展。
《唐六典》卷《诸牧监》载:
凡监枚,草生过分则赏谓马剩驹一,则赏绢一匹驼、骡之剩倍于马,驴、牛之剩三,白羊之剩七,投羊之剩十,皆与马同。共赏物,二分入长,一分入牧子,牧子谓长上专当者。
这是一条奖励繁殖的规定。马繁殖超过指标一匹,赏绢一匹骆驼、骡子超生二头,赏绢一匹驴、牛超生三头,赏绢一匹。赏物三分之二归牧长,三分之一归牧子。这条奖励牲畜孽生的法令,对官府养牛是很大的鼓励,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养牛业的发展。
总之,因为牛在农业生产中的支柱性作用,是耕稼之本,衣食之本,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力量,关系到国计民生,因此,唐朝历代君王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发布禁屠令,祭祀减牲,赐予百姓耕牛,奖励牲畜繁殖,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牛畜,对发展养牛业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有利于耕牛的繁殖,客观上对养牛业起了鼓励作用。
总结
在唐代,由于统治阶级的重视,养牛技术的进步,牛医水平的发展,耕牛大量繁殖,牛耕大面积普及。一牛一人的牛耕方式已经成为当时最主要的耕作方式,最先进的轻巧方便的耕具曲辕犁也开始广泛使用。这些条件促进了唐代农业生产快速的发展,使土地大片开发出来,粮食生产大为增加封建农业经济高度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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