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跑官的闹剧:北宋高俅凭球技当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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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历来竞争激烈,同时涉及每个家庭的利益。但高考指标如何分配的问题,则千年难解,因为无法给出一个众人都满意的方案。高考指标分配需要平衡不同区域、不同阶层的综合利益,即使这样也很难做到完全公平。
宋代高考,先由各路州进行初考,成为举人后才有资格送到京城高考,也就是省试。这个指标是有固定限制的,叫“解额”。这个指标是如何分配的呢?以嘉佑七年为例,开封府为307人,加上国子监111人,共有418人。而整个湖北、湖南加起来也不到一百人。嘉兴府仅仅只有10人。整个北宋几乎都如此,其它各省最多数十人,最少则只有一二人。京城指标则呈绝对性压倒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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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指标多,原因其实很好理解。比如权贵官僚多,这一块必须给留出足够的名额。例如权贵后代,江山是祖宗打的,不给照顾不行。再者,很多人为了能够考中,想方设法加入京城户籍。还有个原因一般人想象不到,那就是出题的人在京城,受京城文化影响,考卷试题多少都会带有“京城特色”。虽然是全国一张卷,南方考生就会吃大亏。
考生指标多也就罢了,重要的是,录取指标更是呈碾压性优势。比如同样是嘉佑七年,开封府与国子监的登科人数达到96人,而全国才只有193人。京城的录取上线率高达25,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考中。而其它各省都不到5,河北最惨,154个人中才录取1人,比百里挑一还惨烈。不过,没有最惨,只有更惨,淳熙年间,福建居然达到了270人才录取1的夸张程度。你以为福建最惨了吗?不!温州无奈地笑了,我们是4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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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的意思很明显,要用高考指标来调节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也就是说,先富帮后富,让富裕地区来照顾穷困地区。比如在英宗时期,东南诸省的录取比例为100:1,而西北等地则为10:1。南方人抱怨,凭什么我们纳税多,录取指标这么少呢?北方人说,凭什么我们打仗,你们享太平。
各地父母官轮番叫屈,都要力争增加本地录取指标。南方的说,我们学习成绩好,人才多,本应多录取。北方的说,我们经济差,又出生入死保卫国家,应多照顾。这两方代表人物就是山西人司马光与江西人欧阳修。
司马光说,应该按省录取,保证区域公平。即使举人少,也要保证每省都有登科进士。欧阳修说,应该拿成绩说话,是骡子是马,公开较量,成绩高低说了算,谁高谁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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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与北方人在吵的同时,外地人与京城人也在争论。由于户籍绑定高考,很多外地人纷纷削尖脑袋落户开封。如有考生的哥哥在京城有田产,竟然认哥为父,在户口本上,原本的兄弟关系竟成了父子关系。全国大量的考生,各种托关系走后门,有的官员递条子,有的考生送大礼等等。最终一个目的,落户开封。开封人又不干了,说外地人凭啥挤占我们的高考指标。外地人说,凭啥你们京城人就高人一等,指标那么多。开封人说,我天子脚下我牛逼。外地人说,京城是全国人的京城。
其实这种争吵不独宋代,在其它各朝代都有,只不过宋代商品经济发达,户籍更为自由,按理说矛盾更易调和,但事实并非如此。由此可见,这的确是个千古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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