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一生功成名就，也是历史上活得最通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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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他这样，一生功成名就，且活得明白透彻的人，实属凤毛麟角。

　　他一生，三次抵达巅峰，三次清零重启，官位、财富、权力和荣誉，随时丢弃掉，毫不在意。最终在波诡云谲的时代中，全身而退，活到了高寿。

　　后来人评价说，春秋战国近五百年，以功名始终者惟其一人而已。

　　在他的事迹被记载并流传后，2500年来，他一直是中国人的理想人格镜像。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历史上的每个时代，都有无数人想参照他的活法，却鲜有人模仿成功。

　　因为他的人生太过完美，所以被奉为经典范式。也因为如此，各种头衔在层累的历史中，不断加到他头上：一流的谋士，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顶级的商人，富豪，慈善家，中国商圣;道家代言人之一，民间的财神，完美爱情诠释者，游刃有余的成功者……

　　他是范蠡。一个满身谜团的传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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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蠡的出场，就是一个经典。

　　他是楚国人。春秋末年的楚国，出了很多人才，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吴越争霸过程中，背后较量的两拨谋士基本都是楚国人。

　　在人才济济的楚国，出身贫寒的范蠡，虽然腹有才学、胸藏韬略，但却没有机会崭露头角。怎么样攒人气，养名气呢?他采用的是当时的牛人惯用的手法，即《史记》所说的“佯狂倜傥负俗”——假装疯癫，“一痴一醒，时人尽以为狂”。

　　恰好范蠡所在的宛县，当时的县令叫文种，也是个遗落人间、落落寡欢的英雄人物。文种的志向，就是找一个最佳拍档，一起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

　　范蠡佯狂的举动，于是引起了眼光不凡的文种的注意。

　　文种先派了个小吏，去请范蠡。小吏回来报告说：“范蠡本国狂人，生有此病。”范蠡这个人啊，真的有病。意思是，文种您看走眼了。

　　文种听后哈哈大笑：“吾闻士有贤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讥，内怀独见之明，外有不知之毁，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说白了，文种是在赌范蠡是真狂还是佯狂，是真有病还是装病，这个概率是五五开;加上当时的社会，正赶上一个秩序崩溃与重建的时代，一切人和事往往都是反着来的，所以文种也说“狂夫多贤士，众贱有君子”。这么一算下来，范蠡是贤士佯狂的概率大增。

　　真的被文种赌对了。

　　当他亲自去拜访范蠡的时候，第一次范蠡在他面前学狗叫，对着他狂吠，他毫不在意;第二次范蠡就放弃了疯癫之态，修整衣冠，以一个君子的形象出现在了文种面前。

　　两人彻夜相谈，越聊越投机，相约前往当时的新兴国家——吴越两国，寻求实现个人抱负的机遇。

　　春秋末期，列国的争霸事业，促成了各国之间人才的流动，以及职业经理人政客的出现。这些流动的政客，类似于现在的职业经理人，以辅佐君王建立霸业为根本目的，注重谋略和手段，而轻视是非与对错。这一时期，列国后起之秀，已从黄河流域的传统强国，逐步转向长江中下游的新兴三国——楚、吴、越。尤其是楚国，人才溢出效应明显。

　　范蠡和文种结伴离开楚国，先到了吴国。但此时的吴国，已经有楚国人在那里主政，著名的伍子胥、太宰嚭都是楚国人。

　　两人觉得在吴国留下来建功立业的胜算不大，只好继续前往实力更加弱小的越国。当时的越王允常，接纳了他们。

　　这一年大约是公元前510年，距离战国时代开端仅有35年。此时的范蠡，25岁左右，风华正茂。

　　接下来将近40年的吴越争霸，是春秋时期最后的大国崛起之战。两国虽然仅赶上了雄霸天下的末班车，但精彩程度和戏剧性丝毫不逊色。

　　不过，翻开吴越争霸的历史，我们会发现，站在前台斗智斗勇的两帮人，基本都是楚国人。吴越两国则成了楚国人施展谋略和智慧的舞台，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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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吴越争霸中，范蠡最大的本事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范蠡曾向越王勾践进谏，阐述了他的治国核心思想：“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

　　具体来说，持盈靠天道，一个国家要维持强盛状态，应该顺应天道，盈而不溢;定倾靠人事，只有任用合适的人，才能使一个国家从危亡险境中安定下来;节事靠地道，国家要注重经济建设和生产，处事要有所节制，从而奠定强国之基。

　　简单来说，范蠡的能力就是两个词：

　　一个是“识机”——把握时机，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事，他都看得很准;

　　另一个是“识相”——认清形势，该服软的时候服软，该强硬的时候强硬，绝无二话。

　　我们来看范蠡的实战操作。

　　在吴越最初的交手中，吴王阖闾几乎是常胜将军，越王允常却总吃败仗，最后含恨而死。

　　公元前496年左右，允常的儿子勾践即位，阖闾认为新君不稳，这是攻击越国的最佳时机。没想到，越国在国丧期间受到攻击，反而激起极大的斗志。据说越国出动了一批敢死队，分成队列，步伐坚定地冲到吴国阵前，然后停下来，也不开战，而是大声叫喊一阵后，齐刷刷挥剑自杀。这种残酷的死士打法，把吴国军队打懵了。最后，当越国主力发起真正的进攻时，吴国乱了阵脚，大败而归，连吴王阖闾都被击伤，随后不治而亡。

　　阖闾临死时，交代儿子夫差说：“绝不可忘记越国之仇。”夫差遂以复仇为志，专门找了一个人站在院子里，一看到夫差就大声提醒：“夫差，你忘了越王的杀父之仇吗?”夫差一定要回答：“不敢忘!”通过这种仇恨宣传，吴国上下弥漫着一股复仇的气息。

　　越王勾践则叫嚣着要趁势灭掉吴国。但范蠡劝谏，反对越国出兵打吴国，理由是吴国的复仇斗志一如此前的越国，被激发起来后就难以被战胜。此时出兵，时机不对。

　　勾践不听，于公元前494年发动了进攻。吴越双方激战于五湖(今太湖)，越军果然一败涂地，狼狈逃回越国。吴国乘胜追击，连战连捷，勾践一退再退，最后在五千战士的护卫下，退守会稽山。越国面临亡国之灾。

　　眼看社稷江山难保，勾践赶紧向范蠡求教如何摆脱危机。

　　范蠡指出，事到如今，只能识相，向吴国委屈求和，卑辞厚礼。只要不被灭国，越国甘愿接受一切条件，称臣纳质，奴隶人民，什么都可以。

　　勾践这次听从范蠡的建议，派出文种前往吴国军中求和。文种用美女和厚礼贿赂了太宰嚭，太宰嚭遂在夫差面前替勾践求情。伍子胥站出来，坚决反对饶过勾践和越国，他说，天要灭越国，如果吴国不接受，一定会反遭其殃。夫差有过三秒钟的犹豫，最终还是决定退兵，放过了勾践。

　　条件是勾践夫妇一起到吴国，做吴王夫差的奴仆。

　　出发前，勾践要带上文种。范蠡表示，自己愿代替文种，随勾践同行，他说：“四封之内，百姓之事……蠡不如种也。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种亦不如蠡也。”文种擅长内政，理应留下来打理战败后的国家，而自己擅长外交，应当出发陪同越王一起为奴。

　　在吴国，范蠡要越王勾践把“识相”二字贯彻到极致。在吴王夫差生病时，范蠡教导勾践亲自去尝夫差的粪便，以此迷惑和打动夫差。夫差果然动了恻隐之心，三年后允许勾践等人返回越国。

　　与此同时，战胜了越国的吴国向北方扩张，夫差准备对齐国发动战争。伍子胥仍然表示反对，一再跟夫差强调要把力量用来防范越国。夫差不听，而进攻齐国也取得了胜利。对此，伍子胥认为，虽然胜利了，也不是好事。这时，另一个楚国人太宰嚭，跟伍子胥闹起了内讧，太宰嚭向夫差进谗言，说伍子胥是一个批评者，但不是一个爱国者，他并不爱吴国。

　　吴王夫差已然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选择相信太宰嚭而怀疑伍子胥，并命令伍子胥自杀，让太宰嚭主管国政。伍子胥临死的时候预言说，把我的头颅挂在城头吧，我会看到越国灭亡吴国的。夫差不以为然。

　　而回到越国的勾践，接受了范蠡关于“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长期强国计划。可是，勾践卧薪尝胆的耐心，终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坚定。到第四年，他就坐不住了，想起兵伐吴。范蠡按住他，跟他说：时机未到，时机未到!

　　以后几乎每一年，勾践都要催问范蠡：时机到了没?范蠡每次只能苦劝他耐心等待。

　　伍子胥自杀后，勾践要伐吴，范蠡劝阻说，天时未尽。

　　吴国遭灾，水稻歉收，勾践又要伐吴，范蠡又劝阻说，人事未尽。

　　勾践闻言大怒说，我跟你谈人事，你就跟我谈天时;现在我跟你谈天时，你又跟我谈人事。你是存心耍我呢?

　　范蠡解释说，人事必须与天时、地利相结合，方可大功告成。今吴国遭灾，人民恐慌，君臣上下反而会同心协力，共度内忧外患。大王仍宜歌舞欢饮，迷惑吴国，夫差见此，必然不修德政。待其百姓财枯力竭，心灰意散，便能一举成功。

　　吴王夫差在黄池之会上，达成了吴国的霸业，但他没有料到，所谓的巅峰，过后尽是漫长的下坡。

　　一直到公元前473年，越国终于向吴国发动了总进攻。因为夫差连年北上中原争霸，国力空虚的吴国很快就全线溃败。夫差逃到姑苏台上固守，并派出使者向勾践乞和，希望勾践能像20年前自己对他那样宽容，允许保留吴国社稷，而自己也会像当年的勾践一样倒过来为之服役。

　　勾践还真的心软了。

　　这时，范蠡强硬地赶走了吴国使者，他说：“当年上天要灭亡越国，吴国放弃了，所以才有今天的报应。如今上天要灭亡吴国，越国能逆天而行吗?”说完，他击鼓兴师，灭了吴国。

　　吴王夫差最终蒙面自杀。蒙面是为了死后不见伍子胥，他没有脸面去见伍子胥。

　　吞并吴国之后，越王勾践北上与诸侯争霸，成为春秋最后一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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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越王勾践忍辱多年，终于走上人生巅峰的时候，他的身边，早已没有了人生导师范蠡的身影。

　　根据《国语》的记载，范蠡在从灭吴的前线返回越国的途中，走到五湖，未入越境就跟勾践辞行。是的，在所有人认为范蠡应当享受越国崛起的荣华富贵之时，这个向来不按常理出牌的智者，这次把手中所有的牌都出光了——无论是官位、荣誉、权力还是财富，他通通弃之如敝屣。

　　勾践急了，一半诱惑一半威胁，说：“子听吾言，与子分国。不听吾言，身死，妻子为戮。”你不走，我跟你分国而治，如果非要走，我绝不会对你和你的家人客气。

　　范蠡不为所动，淡淡地说：“君行令，臣行意。”大家各行其是。

　　《国语》记载，范蠡“遂乘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给历史留下一个功成身退的背影，仅此而已，没有人知道范蠡的最终去向。

　　数百年后，到了汉武帝时期，司马迁写《史记》，才补写了范蠡功成身退后的经历。

　　《史记》记载，范蠡出海到了齐国，没有忘记与他共患难的老朋友文种，他千里致书，劝文种赶快离开越国，以免遭杀身之祸。书中说：“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多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文种接到范蠡的信，或许是认为自己对越国有功，勾践不至于杀他，或许是实在放不下身边的荣华富贵，因而没有当机立断离越，只是“称病不朝”。

　　这时有人向勾践进谗言，诬陷文种“作乱”。此时的勾践已经是春秋霸主了，哪里还记得卧薪尝胆的苦日子，身边也不需要什么贤士能臣了，于是赐剑给文种说：“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以先王试之。”话说得这么漂亮，实则非常残忍。你教我“伐吴七术”，我用了三招就灭了吴国，天下无敌了，你真厉害呀，剩下的四招，你留着去教教我那位生前老吃吴国败仗的父亲吧!用现在的话，其实就是“你去死吧”。

　　面对绝情的勾践，文种最终伏剑自杀了。

　　而范蠡早已“浮海出齐”，改变姓名为鸱夷子皮。先是在海边耕作，父子共同劳动，艰苦奋斗。时间不长，就成为新一代富豪，齐人共推范蠡担任齐国的丞相。他认为自己的人生太顺利，不管做官还是经营，都迅速达到极致，这样反而不吉利，于是归还相印，把家财分给朋友和乡亲，带着家人悄悄离开。

　　最后，范蠡看中了陶(今山东定陶，或肥城)这个地方，认为居于天下的中心位置，四面通途，有利于从事贸易，发家致富。不久之后，果然财富积累巨万，人称“陶朱公”。

　　《史记》说，范蠡离开越国后，“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就是说，范蠡晚年三次创业，三次都成了亿万富翁，每次，眼睛都不眨一下，把钱全捐了。

　　司马迁将范蠡在越地、齐地、陶地生活空间的转换，称作“三徙”“三迁”。《史记》写道：“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又说：“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可见，司马迁对范蠡三次重启人生、三次均能达致成功非常佩服。

　　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这就是范蠡的成功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活得明明白白。

　　按照司马迁的记载，范蠡大概活到了88岁，相当高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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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看来，司马迁是按照“史上活得最明白的人”这一刻度在刻划范蠡这个人物的。

　　一般认为，《国语》是战国时期的作品，离范蠡生活的年代更近，而《史记》的问世是在《国语》的两三百年后。所以问题来了，《国语》对于功成身退的范蠡去了哪里、又做了什么，均没有交代，只说“莫知其所终”。而《史记》突然对这一切都有了清晰的交代，离历史现场越远，记载却越详细。这正是史学大师顾颉刚提出来的“层累地制造历史”，时代愈往后，历史人物的形象愈得到放大和强化。

　　也就是说，至少从司马迁的时代开始，范蠡已经被传奇化了。

　　回看春秋诸侯争霸的历史，其实非常模式化，彷佛是为了说明同一个道理而共同编写出来的。这个道理很简单：任用贤人则王，轻信奸人则衰。吴越两国争霸，历经三四十年，两度兴亡，都在这个道理中循环。范蠡这个人在吴越争霸中，有两个镜像：一个是吴国的伍子胥，一个是越国的文种。

　　论才能，同为谋臣、各为其主的范蠡和伍子胥，不分上下;论功绩，主军的范蠡与主政的文种，亦难分伯仲。但这三人中，只有范蠡得到善终，这才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缺失、最稀罕的品质：

　　能力和功绩都是容易复制的，尤其是在一个人才大爆炸的人类文明“轴心时代”;但活得明白的人，永远只是凤毛麟角，甚至独一无二。无论是100年，还是1000年，甚至3000年，都跳脱不出这个定律。

　　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功业，但当无数的大脑为了建功立业生死与之的时候，最终能走出来的那个唯一的全身而退者，才是打破定律、超越时代的存在。

　　司马迁写范蠡，不排除传说和虚构，可能正是想突出这一层意义：人要做自己命运的主宰。

　　因为司马迁生活的朝代，也是历史大循环中的一环。西汉立国之前的楚汉争霸，就是春秋末年吴越争霸的一个镜像，身陷其中的各种英豪都能在历史中找到他们对应的“原型”：

　　刘邦——勾践;

　　项羽——夫差;

　　伍子胥——范增;

　　文种——韩信;

　　范蠡——张良;

　　不管是为人，还是经历，这些人物对照组都有十分类似的地方。包括他们说出来的话，讲出来的道理，比如韩信被诬谋反，喊出那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不正是范蠡对文种留恋权位的告诫吗?而范蠡这一理想型人格，终于在时隔数百年后，找到了张良这个完美对应的镜像，以至于有不少学者质疑，司马迁到底是以张良的形象在重新塑造范蠡呢，还是以范蠡的形象在塑造张良?

　　司马迁表面是在写历史，实际是在写政治寓言。通过吴越和楚汉这两个时代的人事纷争，揭示了历史的循环论。而他寄寓跳脱历史循环的完美人物，无疑就是范蠡—张良这一组镜像。坚持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力，智慧才有助于独立人格的建立。

　　范蠡得到后世的尊崇，原因正在于此。

　　到了东汉，人们给范蠡虚构了一个搭档叫西施(关于范蠡与西施的爱情，也成为后世一个经久不衰的虚构题材)，并认为范蠡是神仙转世，在传奇化的基础上又进一步神化。唐宋时期，范蠡配享武成王庙，地位进一步提升。唐代诗人汪遵有一首《五湖》诗，对范蠡激赏不已：

　　已立平吴霸越功，片帆高扬五湖风。

　　不知战国官荣者，谁似陶朱得始终。

　　宋人黄震则评价说，“春秋战国近五百年，以功名始终者惟范蠡一人”。

　　最有意思的是偏居一隅的南宋，宋高宗赵构以越王勾践自居，大力弘扬卧薪尝胆精神，在君臣的对话中，经常以吴越争霸的历史作比喻。赵构曾以吕颐浩、秦桧并相，将他们比作范蠡、文种。而臣子们也用范蠡的话术，告诫皇帝“人事未尽”“天时未尽”，什么时候该强硬，什么时候该妥协等等。在这种政治语境下，范蠡成了南宋君臣相互利用的历史资源。可惜南宋最终呈现出来的时代格局，却走向了越国崛起历史的反面。

　　到了近代，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范蠡因为他在商业上的成功，而被民间广泛奉为“财神”。

　　然而，这些加诸其上的头衔，说到底只是历史对于成功人物的“马太效应”罢了，牛掰的人在层累创造之下，显得越发牛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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