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为什么说宋神宗亲手断送了王安石变法？

　　跟着趣历史小编一起探寻历史上真实的王安石。

　　虽然北宋在当时已经是全世界经济、文化、科技最发达的国家——那个时候欧洲还处在愚昧、混乱、贫穷的中世纪，可是

　　要在全国推行技术难度极高的青苗法，依然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为时代的局限性摆在那里。

　　但是，王安石是一个能说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的人，他身上具有革命家那种狂飙的气质，聛睨一切，傲视四方，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这种狂飙的气质，与当时朝廷上那些慵懒疲软、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的大臣们比起来，简直就是另一个次元的存在。也正是因为这种立志改变现状的魄力和不顾一切的强大气场，让同样热血沸腾的宋神宗对他相见恨晚。

　　但是，王安石狂飙的气质用在改革上，就显得不太适宜。革命需要激进，需要霹雳手段，但是改革需要渐进，需要春风化雨，步步为营，慢慢推进。

　　司马光曾对宋神宗说：“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术，磨以岁月，庶几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然而，王安石显然是等不了慢慢推进的，他需要的是一步到位、立竿见影的效果。

　　另外，王安石将青苗法在地方上推行的效果作为考核官员的依据，但是由于技术上的限制，他也只能根据青苗钱发放了多少，收回了多少，赚了多少利钱之类的数字来判断青苗法的推行效果。

　　他甚至向下级官员下达贷款指标，全然忘了这与他自己制定的百姓“愿取则与之，不愿不强也”的原则相冲突。

　　在这种将青苗法列入官员考核KPI的思想指导下，对于纸面数据漂亮的官员，王安石则认为该官员积极推行新法，因此给予提拔和重用;对于纸面数据渗人的官员，王安石则认为该官员消极推行新法，因此给予降级和罢黜。如此一来，地方官员们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为了登上更高的阶梯，就必然会刻意迎合王安石。

　　于是，形式主义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并且愈演愈烈。

　　很多地方官员为了完成青苗法KPI，只能强迫农民兄弟贷款。如果农民兄弟说咱今年收成好，不需要贷款，那么官员们就“诱以便利，督以威刑”。除此之外，有些地方还强迫富人为穷人做担保。一旦穷人无力归还贷款，那么富人的财产就将被地方政府剥夺，这想想都可怕。

　　韩琦反对王安石变法时说：“故自敕下以来，一路州县上下惶惑，皆谓若不抑散，上户不愿请领，只据近下等第与无业客户愿请者支偯，则实难催纳，将来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系书手、典押、耆户长、同保人等均赔之患。”人家还真不是信口雌黄，而是实话实说。

　　尽管王安石还规定青苗法的利息只能是二分，但是地方官为了保住贷款本利的回收，让上交给朝廷的账面数据好看，就私自提高了贷款利率。有的地方贷款利率甚至超过了民间机构的高利贷，可谓是丧心病狂。

　　为了收到足够多的本利，地方官员对无力还贷借贷者“行刑督索”，“或举县追呼，或排门抄紥”，“往往鞭挞取足，民至伐桑为薪以易钱” ，所作所为跟敲寡妇门、挖绝户坟差不多一样缺德。

　　熙宁六年七月至七年三月，又遇上了大旱灾，“东北流民，每风沙霾曀，扶携塞道，羸瘠愁苦，身无完衣。并城民买麻糁麦麸，合米为糜，或茹木实草根”，在这种情况下，流民们还要“身被锁械，而负瓦楬木，卖以偿官，累累不绝”。

　　全国各个地方政府齐心协力的结果，就是国库充盈，据杨子忠先生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宋神宗熙宁六年散发的青苗钱为一千一百零三万七千七百七十二(单位是 “贯匹石两”)，回收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五千四百五十九(贯匹石两)，利息钱为二百九十二万(贯匹石两)。

　　国家财政赤字的问题是解决了，可是漂亮的账面数据背后，却是全国的富人们变成了穷人，穷人们变成了卖身还债的人

　　——估计下一步就会变成水泊梁山的人。

　　这种不正常的放贷收贷模式，虽然能在地方官员们形式主义的集体操作下，一时获得国库充盈的良好效果，但是这这种效果必然无法持久。

　　在青苗法实行了十年以后的元丰三、四两年间，青苗贷款出现了贷多收少，或贷收都下降的情况。相比而言，

　　元丰四年贷款本息收入的亏损高达198.6515万。

　　白纸黑字的数据表明，青苗法的实施，已经严重的动摇了国本。

　　前面提到的那个郑侠，本是王安石的学生，他在目睹青苗法给民间带来的危害后，曾给王安石提过“保留意见”，但是王安石没有回复他。于是，郑侠就写了一首讽刺诗：“何处难緘口，熙宁政失中。四方三面战，十室九家空。见佞眸如水，闻忠耳似聋。君门深万叠，焉得此言通。”

　　雄心勃勃的王安石，此时已经听不进他人的意见——包括宋神宗。

　　王安石这种性格，司马光曾对他有过一个公允的评价，“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大哉。”

　　如果宋神宗再不令行禁止，那么大宋的江山用不着等到金兵打过来才垮掉。

　　宋神宗在没有与王安石商量的情况下就暂罢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18项法令，这让王安石非常的失望。他向神宗慨叹道：“天下事像煮汤，下面加一把火，接着又泼一瓢水，哪还有烧开的时候呢?”

　　在有宋一代，想把水烧开，确实不容易。在王安石之前就有过范仲淹的政治改革，结果一样成为烧不开的水。

　　范仲淹的政治改革方案解决不了三冗的体制问题，王安石的经济改革方案解决不了国库的亏空问题，看来北宋朝廷虽然还有变法革新的动力，却没有了变法革新的弹性空间。

　　无论是在国防上的虚弱，还是在民生上的困顿，北宋朝廷都已经无力回天，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矛盾愈演愈烈。宋神宗和王安石去世后没多久，就发生了“靖康之难”，正所谓“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过河”。从熙宁变法，到北宋亡国，前前后后也不过五六十年光景。

　　纵然有宋神宗这样的明君，王安石这样的能臣，他们也无法阻止宋朝走向衰落，这一切真的是历史的悲哀。

　　最后用王安石的一句诗来做结尾吧：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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