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亡国时,开国功臣的后代们都在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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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王朝不是一天建成的。明太祖朱元璋以一介贫民发家，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最终力摧豪强，驱逐胡虏，平定天下。

　　这一切，离不开其手下众多能人志士、精兵强将的辅佐。

　　明洪武年间，朱元璋两次大封功臣，一次是洪武三年(1370年)，徐达、李文忠等名将征西、征北凯旋而归，朱元璋封徐达等六人为公，汤和等二十八人为侯，刘基为诚意伯。另一次是洪武十四年(1381年)，以“平西番功”封沐英为西平侯，留滇镇守，两年后再封蓝玉等十三人为侯。

　　起初，朱元璋表现出对老部下们优待有加的诚恳态度，明确了爵位承袭制度，许诺公侯皆世世承袭，赐诰命与铁券，又与部分功臣联姻，甚至将一些功臣之子带到身边培养。郑国公常茂是常遇春长子，年纪尚幼，朱元璋为表关爱，特许他若以后无子，爵位兄终弟及，并让他与皇子们共同读书、饮食。

　　此时的朱元璋可谓相当仗义，跟着老朱干革命，荣华富贵享不尽。

　　可是，政治风云变幻，在明朝200多年的历程中，这些功臣家族的命运和表现又都如何呢?

　　伴君如伴虎，开国功臣家族的好日子没过多久就到头，遭到了朱元璋和朱棣的打压。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蓝玉案事发，牵连者多达上万，开国功臣家族的鼎盛时代宣告结束。许多勋臣彻底退出政治舞台，家族就此衰落。

　　靖难之役，曹国公李文忠之子李景隆、长兴侯耿炳文父子、诚意伯刘基之子刘璟等为代表的开国功臣家族又在政治站队上选择了建文帝，名字都让朱棣记在小本子上，就等着秋后算账。朱棣夺位后，这些家族勋臣大多遭到清洗，被削夺爵位，甚至沦为平民。

　　▲明成祖朱棣【剧照】。

　　虽说李景隆在靖难之役为朱棣送上了“神助攻”，被建文帝拜为大将军后，面对燕军屡战屡败，又在燕军逼近南京时开金川门迎敌，导致南京失守，实为朱棣一大帮手。

　　但公事公办，李景隆在永乐年间还是遭到罢黜，贬到辽东戍边。到宣德四年(1429年)李景隆去世，昔日显赫一时的曹国公家族迁回南京，家属仅剩14名，还被监禁在锦衣卫镇抚司，二十年后才被开释。

　　明代勋臣家族退出中枢之后，处处受到节制，反而不断激发参与政治的欲望，一心想投入到权力的游戏中。哲学家罗素说，最渴望权力之人就是最可能获得权力之人。直到遇上一个一心想巩固权力的皇帝，他们终于重回历史舞台。

　　1521年，嘉靖帝以外藩入统继承皇位，极力拉拢各方势力，其中就包括勋臣家族。他恢复洪武、永乐年间被削夺的李文忠、常遇春、刘基、邓愈和汤和五家勋臣爵位，并给予实权。

　　明代中期本来已经形成“禁勋臣预九卿事”和“以文统武”的格局，勋臣只是保有尊贵身份的寄生阶级。这群不务正业的纨绔子弟，只知声色犬马，政治能力难以恭维，可在嘉靖的默许下，他们逐步参与国政。

　　尤其是武定侯郭勋和咸宁侯仇鸾，这两个功臣后代在嘉靖的支持下作威作福，压制群臣。

　　郭勋是明朝开国元勋郭英的后代，他在“大礼议”中表现积极，为嘉靖追加生父尊号宣传造势，从而取得皇帝信任。他又投皇帝所好，引荐道士帮嘉靖炼丹。

　　郭勋得宠后，经常排挤众臣，上书弹劾政敌，一旦有文臣反对他，郭勋便加以猛烈抨击，嘉靖帝看了直点头。

　　就是占座位，郭勋比起高铁霸座男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明代殿试后，朝廷按例要在礼部为新科进士举办恩荣宴。有一次，嘉靖命郭勋在恩荣宴中列主席。礼部官员就不同意了，和郭勋就席位问题产生争执。郭勋自然不肯退让，“要么你自己站着，要么坐到那个座位去”。嘉靖知道后，仍让郭勋位列主席，眼神满是宠溺。

　　郭勋怼完礼部，又去招惹兵部，在武举会试上，郭勋要求列座于兵部尚书之上，兵部官员又跟他争吵。嘉靖帝还是回护郭勋，同意他的说辞，郭勋嚣张之势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郭勋还私吞公款以数十万计，“在京店舍多至千余区”。

　　由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在“庚戌之变”中以大同总兵身份领兵勤王，而得到嘉靖长期宠信的仇鸾也是恃宠跋扈之辈。他凭借提督京营的便利，长期私通蒙古，向各边守臣索贿，同时期的文人高岱在《鸿猷录》一书中直言仇鸾“不过窃一时之权，以肆其毒”。

　　▲嘉靖帝朱厚熜【剧照】。

　　到隆庆、万历时期，朝中勋臣腐败堕落的现象变本加厉。

　　“嗜欲者，逐祸之马也”

　　同样在嘉靖朝得以续封的诚意伯刘世延野心勃勃，紧随郭勋、仇鸾之后，总是想在朝中占一席之地，玩命刷存在感。

　　诚意伯家族的祖先很牛掰，是被后世赞为“帷幄奇谋，功冠有明一代”的刘伯温，可这个家族在明朝后期却很窝囊，不仅腐败无能，还在晚明党争中瞎掺和。

　　刘世延为提升政治地位，见魏国公徐鹏举(徐达后人)家中堆金积玉，幼子徐邦宁富比王思聪，就有意与其结为亲家。

　　隆庆三年(1569年)，刘世延受徐鹏举贿赂，答应帮助他打通关节，让徐邦宁替代徐鹏举的长子徐邦瑞入国子监读书，以承袭魏国公爵位，谋取以后结为姻亲。

　　此事很快被吏科揭发，经吏部核实，刘世延以金银珠宝贿赂南京国子监祭酒进行暗中操作，从而引起魏国公二子之争。案件真相大白，刘世延被勒令罢职闲住。

　　然而，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一生数次被勒令罢职，很快又因优待勋贵政策而复爵，跟闹着玩似的，甚至还是挑动党争的罪魁祸首之一。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死后，御史丁此吕上书弹劾礼部侍郎高启愚，称其在主持南京会试时，以“舜亦以命禹”为题，有劝张居正篡位的嫌疑。

　　这一事件揭开了万历清算张居正的序幕，还牵涉到时任内阁首辅申时行等人，一时朝野震动。长期被压制的朝臣对已去世的张居正群起而攻之，晚明党争的态势正是在此时形成。

　　《明实录》等史料显示，丁此吕弹劾“舜亦以命禹”一事正是出自刘世延的授意。刘世延从中作祟，搅动各党之纷争，想坐收渔翁之利，也使勋臣集团卷入晚明党争之中。

　　作恶多端的刘世延，最终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被人弹劾长期鱼肉乡里，草菅人命，再次被勒令回籍闲住。

　　刘世延至此还不悔改，拿出勋臣的“护身符”，叫嚣着：“我有铁券，捶死一人纳一可免，谁难我者!”忍无可忍的万历帝最终将其下南京刑部狱治罪处死。

　　刘世延妄议朝政，是诚意伯家族在晚明变局中胡作非为的开端。到了其曾孙刘孔昭一代，竟与其他功臣后代依附阉党及其余孽，与东林党争斗不休。

　　根据抗清志士夏允彝回顾，明末党争中“攻东林者，始为四明(沈一贯)，继为元赵，继为魏(忠贤)崔(呈秀)，继为温(体仁)周(延儒)，又继为马(士英)阮(大铖)”。

　　在这四个阶段的党争中，以诚意伯为代表的部分勋臣家族几乎全部参与其中。

　　▲魏忠贤【剧照】。

　　魏忠贤得势时，这些拥有高贵出身的开国功臣之后，也对魏阉点头哈腰，加入为魏忠贤建生祠的队伍中。

　　李逊在《三朝野记》毫不留情地揭露当时勋贵的丑态，并不禁感慨：“勋戚之建祠，独何心乎?……今乃齐心拥戴，罔念国恩，生何以颜称世臣，死何以对二祖列宗也!”

　　这些世受皇恩的能臣名将之后，在朝政混乱之时，不仅没有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反而为了自身利益，顺势向权阉低三下四地献媚，毫无报国的使命感。李逊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

　　天启一朝，勋臣大多投靠阉党，到了崇祯年间，诚意伯家族的刘孔昭继续和阉党余孽沆瀣一气。而崇祯与嘉靖帝一样，在非常时期继承大统，也不得不拉拢勋臣在内的各方势力。

　　崇祯即位后，内忧外患加剧，他给了勋臣机会，要求他们“实心立事”，并授予重任，如崇祯十一年(1638年)三月任命刘孔昭担任提督操江。这一职务长期掌握着江防实权，这也为刘孔昭在南明弘光朝廷立足埋下伏笔。

　　直到明朝覆灭前夕，崇祯命勋臣镇守南北各地，企图依靠他们建立一个从南、北两京连接江、淮的防御体系，已做好决战或南迁的准备。

　　▲崇祯帝朱由检【剧照】。

　　崇祯对这些勋贵寄予厚望，可他们经过两百多年的腐化，实在是不堪重用，只能让他失望。当年朱元璋用他们的祖先打下江山，如今他们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祖辈的基业毁于一旦。

　　有的勋臣完全没上过前线，毫无才干却飞扬跋扈。

　　襄城伯李守錡(朱棣部将李濬之后)接过提督京营的重任后，纵使士兵肆掠，行径如同盗贼，让城外百姓不得安宁。他的儿子李国桢更是一个傲慢无礼的官二代，有辩才，却没丝毫军事才能，崇祯居然还认为他是个人才。李国桢连最基本的礼法都不知，每逢皇帝下诏，其他大臣都跪奉，唯独李国桢站在一旁，没文化真可怕。

　　李国桢还向朝廷谎报，称京营兵力雄厚，唯有粮草不足。等到李自成的军队兵临城下，崇祯才从前线逃回的太监口中得知，京营早就四散无人了。

　　这些公子哥真是实力坑队友。

　　不过，李国祯还是个有气节的勋臣。北京城破之日，崇祯帝自杀殉国，李国祯以泥涂面，摘去头巾，跪在宫前大哭。他被农民军抓去见李自成，“以头触阶，血流被面”，最后追随崇祯，自缢而死。

　　至于留在城中的勋臣，如成国公朱纯臣、定国公徐允祯等，大多被俘或投降，等待他们的命运，是被起义军追赃、拷问和处决。

　　崇祯十七年(1644年)，随着北京失陷，明朝宗室和勋贵四下逃亡。

　　此时，聚集在南京的勋臣不仅没有为国尽忠，反而与奸臣马士英、阮大铖勾结，争权夺势、排除异己，使朝堂乌烟瘴气。

　　马士英、阮大铖是同科进士。崇祯初年，阮大铖因曾经依附阉党而遭到罢黜。流寓南京后，为人自负的阮大铖喜好谈论兵事，自视才高，但仍遭到东林士人的排挤。适逢马士英因贪污受贿而被贬南京，二人有同年之谊，又同病相怜，自然结为莫逆。

　　福王朱由崧进入南京后，提督操江的刘孔昭和众多勋臣都想在拥立的功劳簿上分一杯羹，于是迅速向马、阮等人靠拢，和他们一起怂恿福王即皇帝位，以图邀功请赏。

　　昏庸的福王最终在南京群臣和江北四镇的拥立下建立弘光政权。

　　勋臣们不顾朝中危机，不遗余力地捞取政治资本，一心想要恢复祖上曾拥有的权力。刘孔昭甚至图谋入阁参政，以史可法为首的东林势力当即反对，称明朝没有勋臣入阁的先例。

　　刘孔昭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勋臣对东林势力早已恨之入骨，掌控权力的欲望不减反增，既然自身无法参政，就只能依附于权臣。刘孔昭因勋臣的身份入阁受阻后，就将希望放在盟友马士英身上。

　　马士英最初并没有入阁，却有拥立之功，掌握着大权，且未入“逆案”， 虽与阮大铖私交甚密，名义上不是阉党。于是，刘孔昭对文官集团抗议：“即我不可，马瑶草有何不可?”

　　众臣无言以对，马士英得以跻身内阁，直至首辅，弘光政权一时形成以史可法为中心的东林势力和以马士英为首的奸党势力相抗衡的状态，无力地支撑着半壁江山。

　　马士英发达之后，没有忘记老铁阮大铖。在勋臣安远侯柳祚昌的“举荐”下，阮大铖由马士英起用，正式入朝。

　　倾向东林的文官们立马气炸了，指摘阮大铖的阉党身份。以刘孔昭为首的勋臣则极力协助马、阮，攻击东林，弹劾异己。

　　自万历年间兴起的党争在摇摇欲坠的弘光朝廷再度上演，依附于马、阮的勋臣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阮大铖被起用的同时，与史可法并称“南中三贤相”的大学士高弘图、姜曰广二人被罢免。

　　此后，东林党人逐渐离朝，阮大铖与马士英一味祸乱朝纲，勋臣不断举荐奸党入朝以填补空缺，将弘光政权进一步推向崩溃的边缘。

　　刘孔昭为了一己私利，不顾朝廷安危，他编造“循良卓异”的名目进行举荐，其受荐者中有一人名叫冯大任，讽刺的是，这个人竟以“赃私狼戾”著称，早已被户科所弹劾。后来，刘孔昭又推荐钱位坤，称其“忠实可信”，而钱其实是曾投降李自成的逆臣。

　　弘光政权招揽这样的人才，那还得了，注定难以长久。

　　大明王朝也不是一天灭亡的。

　　在弘光朝廷，党争不休，只要投靠马、阮，就能跻身朝堂。以刘孔昭为代表的勋臣家族不但没能追随祖先遗风，成为挽救弘光政权的中坚力量，反而成为了新一轮党争的主力军，更加剧了其覆灭。

　　勋臣们终将“山河带砺”之誓弃之不顾。当清兵南下，南京防线崩溃时，弘光帝和马士英等权臣四散逃命，刘孔昭泛海出走，不知所终。

　　留在城中的忻城伯赵之龙率领魏国公徐允爵(徐达后人)、临淮侯李祖达(李文忠后人)、灵璧侯汤国祚(汤和后人)等勋臣组成热情的欢迎队伍，向纵马横刀攻进南京的清将多铎投降。多铎喜不自胜，授予赵之龙清朝爵位三等阿思尼哈番。

　　前朝的勋贵，就这样拜倒在满清豫亲王的脚下。在两百多年的岁月里，他们沉迷享受，当政权鼎革，果断投奔新主，只想在新王朝继续保留自己的贵族地位。

　　▲《多铎得胜图》。

　　只有少数勋贵，直到明亡仍秉持正义、忠贞不屈。

　　怀远侯常延龄是常遇春十二世孙，在弘光朝廷时从不向马、阮卑躬屈膝。

　　阮大铖入朝时，常延龄不愿为虎作伥，坚决反对，奏称：“阮大铖这个人，是阉党分子。魏阉被诛，阮大铖就算跟着受刑也是死有余辜。如今仅仅是禁锢终身，已经是极大宽容了，怎能再度起用?。”

　　常延龄仗义执言，反而引来奸臣的忌恨，不得已解任而去。弘光朝廷覆灭后，常延龄与家人在南京城外灌园种菜，以一介布衣之身度过余生。

　　他虽然无法像祖上常遇春一样，率领十万兵马，北伐中原，纵横天下，但在清朝仍以明臣自居，清贫度日，不为五斗米折腰。乾隆年间，常延龄已去世多年，文人们为称赞其气节，一时竞赋《开平王孙种菜歌》以作纪念。

　　疾风知劲草，烈火试真金，何为真正的贵族?当然是常延龄这样赤胆忠心之人，而非刘孔昭等趋炎附势之辈，后者只知坐享富贵、腐败堕落，最终成为摧毁大明王朝根基的一股腐朽力量。

　　只愿天下能有更多如常延龄之清流，而少一些如刘孔昭之小人。

　　参考文献：

　　1.(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

　　2.顾诚：《南明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

　　3.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年版

　　4.王天有、高寿仙：《明史：多重性格的时代》，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

　　5.朱忠文：《明代开国功臣家族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7年

　　6.秦博：《明代勋臣政治权力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论文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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