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梁名将杨师厚，他的一生有什么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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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师厚，颖州斤沟(今安徽太和)人。他原本属于晋王李克用麾下，那时并无任何声名。后来因为得罪李克用而投靠梁王朱温，并逐渐成为朱温行军打仗的得力将领。杨师厚渐有声名，即始于朱温之手。刚到后梁，朱温即用为宣武军押衙、曹州刺史。

　　此后，杨师厚随朱温东征西讨，屡建奇功。杨师厚大败李茂贞，故朱温得以从李氏手里抢回唐昭宗。青州王师范叛，杨师厚率兵东讨，大败王师范于临朐。杨师厚统军讨阳赵匡凝，赵氏以汉水为天险，毫无惧意，然杨师厚造浮桥以渡汉水，致使赵匡凝败散而遁去。梁将王景仁败于柏乡后，晋人乘胜围邢州，杨师厚出兵相助，邢州之围遂得解除。邢州之围解除后不久，杨师厚兵驻魏州，这是一个五代时兵家必争的军事重镇。杨师厚屯兵魏州，即意味着他在后梁的主帅之位已被确定，也标志着其军事力量已发展为后梁诸将之首。

　　有人说杨师厚因慑于朱温权势而越轨之心多有收敛，其实并不是这样。朱温在柏乡之战败给李存品之后不久，就被他自己的私生子朱友珪杀死。也正是这时候，杨师厚的地位和势力オ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在这之前，杨师厚还仅仅处在发展的过程中，所以对朱温构不成任何威胁，而朱温当然也不必担心和惧怕杨师厚了。担心和惧怕杨师厚的倒是后梁的另外两位皇帝，即郢王朱友珪和末帝朱友贞。

　　朱友珪是朱温与毫州营妓(已失其姓)所生。朱温把他从毫州接回开封后，就封他为郢王。乾化二年(公元912年)，朱友珪杀朱温纂位，得到了杨师厚的有力支持。朱友珪弑父，招致众人非议和不满，起先是魏州衙内都指使潘晏和大将延范、赵训准备起兵反对，但还没等到起兵，他们就被杨师厚的伏兵抓获，并被处死;后来又有一指挥使叫做赵宾的想起兵为乱，杨师厚也以衙兵围捕，抓获一百余人，一并斩于魏州府门。朱友珪心里很感激，就给杨师厚加了官。当时，杨师厚功高威重，又掌握着河期重兵，无论地位还是势力，都有超过朱友珪的迹象，因此，朱友珪又常常感到担心，想暗中算计他。

　　一次，郢王以议事为名召杨师厚进殿，部下田温等人都劝杨师厚不要赴殿，以免不测，但杨师厚艺高胆大，仍然决定前去应见。他安慰他的部下们：“吾二十年不负朱家，今若不行，则见疑而生事，然吾知上(指朱友珪)为人，虽往，无如我何也”于是带着两万劲兵进京。快到京城，杨师厚把劲兵部署在城外，只让十多个随从跟着自己入殿。杨师厚的这番气势，不仅使朱友珪收敛起他的杀心，而且还差一点被吓坏了。末了，朱友珪只好赐予杨师厚重礼让他回去。不过，朱友珪的恐惧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因为此后不久，朱友贞便把他赶下了皇帝的宝座。

　　朱友贞是朱温的第四子。朱友珪位之后，命朱友贞为东京(今河南开封)留守，行使开封府尹的职权。朱友珪算位，群情多不服。赵岩与朱友贞在开封商议对策，赵岩说：“此事易如反掌，成败在招讨杨令公(即杨师厚)之手，但得一言渝禁军，其事立办。”于是，朱友贞派亲信马慎交去魏州拜见杨师厚，并说：事成之日，将赐五十万缁以犒劳禁军，还答应让杨师厚继续兼任节度使之职。

　　马慎交一方面把这番话转告了杨师厚，另一方面又动之以理：“郢王杀君害父，算居大位，官中荒淫，库所不至。洛下(指朱友珪)人情已去，东京(指朱友贞)物望所归，公若因而成之，则有辅立之功，讨贼之效。”杨师厚犹豫片刻之后，便决定助朱友贞一臂之力。正由于杨师厚与请将的精心策划，郢王朱友珪在突如其来的千人禁军的冲杀之下伏首以诛。于是，朱友贞登上了皇位，这便是后梁的最后一位皇帝一一末帝。

　　朱友贞即位，以杨师厚为首功，所以被封为邺王，加检校太师、中书令。但在重臣拥立下登上皇位的朱友贞不免心里嘀咕：杨师厚既然能够拥立我，难道就不会拥立他人吗?出于这种心理，末帝处处小心，比如无论大小事情定先去征求杨师厚的意见。此外，末帝还时时想讨得他的欢心，凡是涉及杨师厚的诏书，都不称其名，而以官名代之。在这样的大臣面前做皇帝，也的确有些窝囊。末帝越是小心谨慎，杨师厚越是骄狂。晚年的杨师厚尤其如此，或专断财赋，或置备牙军，或采巨石以纪德政。

　　在骄狂的杨师厚面前，末帝既恨他又怕他，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好在末帝即位后不出三年，杨师厚就一病不起。听到杨师厚病亡的消息，末帝一方面出于朝廷礼仪而废朝三日，另一方面，又在宫中设宴欢庆。而后者应该说是反映了末帝当时的真实心理。这说明杨师厚的病亡，了却了他的一块心病。我们今天仍然能够理解和感受到末帝的这一心理，这是一种“伴臣如伴虎”式的心理。杨师厚不死情形又会怎样?谁也说不清楚。

　　说说我个人的看法。大体说来，古代中国的国家权力是由君权与臣权两方面构成的。君权通常要远远大于或高于臣权，国家政体的运作大多遵循这一原则而进行，因此，君权大于臣权是古代中国国家权力结构的基本模式。人臣之所以感到“伴君如伴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作为人臣所应具有的权力已被削弱、乃至于丧失殆尽和君权的过度扩张乃至于至高无上。反过来，倘若人臣之权大于君权，那么它将对君权形成威胁，国家政体的运作势必不能顺利进行。杨师厚功高威重，其权力已有紧通甚至倾夺郢王、末帝之势。无论郢王还是末帝，都在担心这一趋势，都感到恐惧。

　　在我看来，作为君王，他们都希望按照古老的法则来维持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但由于他们手中的君权几乎丧失，所以在臣权强硬的杨师厚面前，他们便東手无策。郢王赐厚礼、末帝设宴欢庆，都是帝王的无能的表现。古代中国的国家权力是按照君权大于臣权的原则来进行分割的。这一分割模式之所以常常受到冲击和破坏，是因为那时还缺乏一个能够制约二者的机制。当然，在古代中国并没有产生这一制约机制的可能性，因为国家权力的制约机制是近代政治运作以来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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