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嘉定三屠到底有多惨烈 仅扬州一城，死者就多达80余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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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嘉定三屠”，还需从“剃发令”说起。1645年(明弘光元年，清朝顺治二年)，清廷发布剃发令，嘉定百姓当然不从命。两千多年的思想不是一道圣旨就能改变的，于是乡绅侯峒曾带领嘉定绅民起义反清对于让汉人剃头从满制。清王朝本是相当谨慎的弘光朝投降，豫亲王多铎进入南京之后，曾有这样的公告：“剃头一事，本朝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道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明季南略》)，然而，不久之后这项政策却发生了180度转变。

　　剃发令颁发到嘉定后，嘉定绅民拒不从命，喊出来“头可断，发决不可剃”的口号。嘉定城著名乡绅侯峒曾主张积极地起兵抗清，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样以死明志。于是侯峒曾联合黄淳耀等人奋起反抗，清吴淞总兵李成栋(南明降将)立即领兵五千来攻。

　　嘉定城在黄淳耀的领导下，重新用土石加固了城墙，并且四处请求增援。八天后，援军终于赶到。但是，这支由蔡乔率领的队伍只有三百人，而且装备极差，必打不过装备精良的清军，转眼间就被李成栋的部队拦截击溃了。

　　侯峒曾、黄淳耀等人本来想借用城外乡兵扼阻清兵。可是，四乡乡兵都是临时组织起来的农民，根本没有作战经验，人数虽多，实际上处于一种无序无领导的状态，难以同正规清军作战。双方才一交锋，乡兵就不战自溃。甚至在作战时，因为后退、逃跑等，常常出现踩踏现象。

　　不过乡兵经常能消灭一些小股的清兵，李成栋的弟弟就在乡兵的一次伏击中被杀死。李成栋恼羞成怒，亲自率领全部人马进攻城北的娄塘桥，将大部分集结在这里的乡兵全都杀死。

　　三天后的黎明时分，在隆隆的炮声中，李成栋下令攻城。次日城破，侯峒曾眼看大势已去，奋身投入池中，但还是被清兵拖出斩首，他的儿子侯玄演、侯玄洁也不能幸免。黄淳耀躲进一座寺庙，在墙上写下一段悲壮之辞后，上吊自杀。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政局出人意料的进展迅速，江南半壁臣服，除了东南西南，满清基本已控制了整个中原，安抚之策已达到目的;二是汉人官员的推波助澜，一些业已归顺的官员们虽换了主子，倒也不甘寂寞，或自动剃发，以示忠心不二，或上书建议，以媚上谋取赏识。满清感觉名正言顺地入主中国的时机已成熟，疑虑之心消除，同年六月，多尔衮颁发了“留发不留头”的严厉剃头令，称：“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向逆命之寇，必责重罪”。

　　剃发对当时的汉人而言，心理上是难以承受的。“身体发肤授之父母，不可损伤”，这是千年以来的伦理观，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剃发不仅有违传统，也是一种侮辱。因此这项政策不仅遭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抵制，也激怒了下层民众。于是，本已逐渐平静的江南又骚动起来了。

　　如同当时江南很多城镇一样，南京投降后，嘉定也曾“结彩于路，出城迎之，竞用黄纸书“大清顺民”四字揭于门，旋缄邑篆并册籍上于郡”。乙酉年六月二十四日，各地相继骚乱，地方官和民众纷纷揭竿而起，嘉定总兵官吴志葵响应，逐走清政府派来的县令，占据了城市。当时，李成栋正在追剿占据崇明的明军残余势力，闻讯从吴淞回兵镇压，嘉定第一屠开始了。

　　七月初一，两军会战，因为吴志葵的那点正规军已经投奔崇明去了，当地的“乡军”虽集合了十几万人，但都是平民百姓，熙熙攘攘，拥挤堵塞，属乌合之众，毫无纪律，更谈不到组织和战斗力了，李成栋虽只有不足五千兵力，但均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精兵。一开战，李成栋以骑兵冲击，乡兵即四散奔走，自相践踏，被打的落花流水，大败而回。李成栋以大炮攻城，“终夜震撼，地裂天崩，炮硝铅屑，落城中屋上，簌簌如雨”。

　　初四嘉定城破，李成栋下令屠城，放部下大肆劫掠屠戮，明人朱子素的笔记《嘉定乙酉纪事》载“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故僵尸满路，皆伤痕遍体，此屡砍位能非一人所致也。”大屠杀持续了一日，约三万人遇害，“自西关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舟行无下篙处”(《嘉定乙酉纪事》，下同)。 李成栋则“拘集民船，装载金帛、子女及牛马羊等物三百余船”，满载而去了。

　　杀戮的恐怖并未吓倒民众，李成栋一走，四散逃亡的民众又再度聚集，一位名叫朱瑛的反清义士率五十人进城，纠集民众，又一次占控制了嘉定。“乡兵复聚，遇剃发者辄乱杀，因沿路烧劫，烟焰四路，远近闻风，护发益坚。” 李成栋遣部将徐元吉镇压，因嘉定居民闻风逃亡，这一次的目标主要是城郊，“数十里内，草木尽毁。时城中无主，积尸成丘……民间炊烟断绝。”尤其是外冈、葛隆二镇，因为组织乡兵进行了抵抗，几乎被烧杀殆尽。此为嘉定第二屠。

　　抵抗的余波还在继续。八月二十六日，绿营把总吴之藩造反，此人本是吴淞守军将领冯献猷部下，随冯投降了李成栋，但这是一次无望的起义，很快就被覆平，李成栋恼怒，嘉定也再遭浩劫，连平息吴的造反外带屠戮平民，嘉定城内外又有两万多人被杀，这是嘉定第三屠。

　　明朝末年，政治腐败，生民疾苦。闯王李自成揭竿而起，于1644年农历3月攻陷北京，明朝覆亡。谁知这时手握雄兵的守卫山海关的明朝将领吴三桂打开山海关，投降了清军，几十万八旗铁骑尽踏中原。清军入关，一遇抵抗，必“焚其庐舍”，“杀其人，取其物，令士卒各满所欲”，转战烧杀三十七载，使中国人口从明天启三年(1623年)的51650459人减至顺治十七年(1660年)的19087572人，净减三分之二。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在几乎被杀绝之后才下令“封刀”，仅扬州一城，死者就多达80余万人。

　　公元1645年5月(南明弘光元年四月)，豫亲王多铎指挥的清军主力，围困南明督师史可法所守卫的扬州城。四月十五日，清军围困扬州。史可法正在扬州督师，固守孤城，急命各镇赴援，但各镇抗令拒不发兵。清军乘机诱降，史可法严词拒绝。清军主帅、豫王多铎先后五次致书，史可法都不启封缄。二十四日，多铎命令清军不惜代价攻取扬州城的西北角。清军在进攻的鼓声和炮声中蜂拥而上，每当一名清兵倒在箭下，另一个便补了上来。

　　很快，尸体越堆越高，一些清兵甚至不需要梯子就能爬上城墙。清军攻城后，史可法率军民浴血而战，但是随着清兵越上越多，守城的南明将士也开始慌乱起来。纷纷跳下城墙逃跑，这些人有的被摔死在城墙下，有的则在之后的巷战之中，死于乱军之中。经过七天七夜的激战，扬州城被清军攻陷，军民逐巷奋战，大部分壮烈牺牲。史可法自杀未遂，被清军俘虏，多铎劝他归降，史可法说:“我中国男儿，安肯苟活!城存我存，城亡我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遂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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