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历史上最为激烈的最高权斗是什么？嘉靖内阁之争

　　嘉靖内阁之争：明朝历史上最为激烈的最高权斗，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1521年，15岁的朱厚熜捡到了大明王朝的帝位。

　　当皇帝，有些人靠打赢，有些人纯躺赢。命运眷顾朱厚熜，养成了他的任性。

　　明武宗朱厚照无子，驾崩后，皇位继承成了大问题。奉命拟遗诏的内阁杨廷和等人，从宗法、血缘的角度，选定了明武宗的堂弟朱厚熜作为继承人。

　　杨廷和没有暴露出来的想法是，选一个年仅15岁的幼主，符合老臣们的利益。

　　但谁也想不到，躺赢的朱厚熜并不好控制。

　　这位后来的嘉靖皇帝，一即位，就发生了轰动朝野的“大礼议”。

　　在当代人看来，大礼议是很无谓的一件事。说白了，就是朱厚熜一定要认自己的亲生父母为父母，大臣们非要他认自己的亲生父母为叔叔婶婶。

　　就因为这，皇帝和文官集团刚了好几年。

　　没办法，正统性是皇权稳定的根基，所以帝国最高层常常为了莫名其妙的正统问题，争吵不休，我们试着理解一下吧。

　　在君臣正面刚的过程中，内阁首辅杨廷和四次封还御批，态度强硬到皇帝毫无办法，只能以“朕不当这个皇帝了”相要挟。

　　渐渐地，天生是权斗高手的朱厚熜，摸到了与臣属斗争的门道：拉拢一派打另一派，在文官集团中培植、分化出不同的集团核心。

　　张璁(后改名张孚敬)、桂萼等一批新贵，借着支持朱厚熜给自己的亲生父母上尊号，获得皇帝的火箭提拔，进入帝国文官集团的核心。

　　这样，在短短几年之间，围绕着新皇帝亲生父母的尊号问题，帝国文官内部被人为分裂成不同的派别。

　　虽然大议礼无关国计民生，但它却深刻地影响了明朝的历史进程。这一事件常被史学家形容为明朝历史的转折点，自此以后，原本尚可共进退的文官集团，一步步走入永无止境的分化、撕扯与内耗之中。

　　可以说，晚明廷臣之间拉帮结派、相互攻讦的风气，在嘉靖初年就逐渐形成，而这最终导致了大明王朝的倾覆。难怪有些史家说，明朝非亡于崇祯，实亡于嘉靖。

　　从嘉靖元年(1522年)，到本文的主人公之一夏言登上权力巅峰时，仅10余年时间，内阁首辅如同走马灯，换了七八任。

　　由于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内阁成为朝廷的中枢，首辅则是阁臣的首揆，堪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首辅的更替如此频繁，说明了政局的颠簸，权斗的激烈，以及结果的残酷。

　　而这一切，仅仅是接下来两场“硬仗”的引子。

　　每个皇帝都有自己的兴趣点，明朝中晚期几乎所有的首辅，都是通过迎合皇帝的兴趣点得位的。其他皇帝喜欢什么我们先不说，但嘉靖，你给他安排几场仪式，绝对正中下怀。他就好这一口，祭祀啊，斋醮啊，扶乩啊……

　　而这些仪式，往往也成为帝国高官升降的机要所在。

　　夏言(1482—1548)的飞黄腾达，正是揣摩到了嘉靖想整肃祭礼，于是上疏迎合皇帝的想法，提出分别祭祀天地。嘉靖大悦，将这名吏科都给事中当成自己的代言人。修建祭坛啦，编纂礼仪改革文献啦，宣讲礼仪改革成果啦，全部都由夏言牵头。

　　嘉靖统治中期以后，沉迷于道教仪式。在斋醮仪式上，需要一种专门奉献给上天的四六体骈文，俗称青词。嘉靖十分渴望能写一手漂亮青词的人才，夏言的出现，简直十分对胃。

　　我们知道，嘉靖时期，会写这一手青词，就出了好几个宰辅。后来大家骂得最多的是严嵩，但这个头，应该说是夏言带坏的。

　　总之，出身监察官员、以正义感著称的夏言，在通往帝国内阁之路扮演的角色，并不算光彩。大约在1538年左右，夏言成功晋升为内阁首辅，抵达个人权力的巅峰。

　　在这之后，他却迅速失去了嘉靖的宠信。

　　根据史学家的分析，夏言“豪迈有俊才，纵横辨博，人莫能屈”，颇有恃才傲物的士人习气。虽然在往上爬的过程中，一味委屈自己顺从皇帝的兴趣点，但在坐稳首辅的位置后，他的个性自然就流露出来了。

　　用现在的话说，夏言有点飘了。对嘉靖热衷的仪式不再上心，青词也不好好写了，给皇帝的奏章竟然还出现了错别字。

　　嘉靖也不是吃素的，他常常会通过一些手段来彰显权威，避免首辅专权。在夏言担任首辅期间，嘉靖曾因很小的事发脾气，当场就把夏言的首辅之职撸掉。过几天气消了，再把夏言喊回来，官复原职。

　　就在夏言日渐失宠的时候，嘉靖已经物色到了牵制首辅权力的新人选。这就是严嵩。

　　说起来，严嵩(1480—1567)与夏言是江西老乡。虽然年龄比夏言还大两岁，中进士也比夏言早6年，但在官场的资历却比夏言浅。

　　究其原因，是严嵩这个人比较背。25岁就中进士，名次还很高，二甲第二名，但刚开始做官，母亲去世，本人大病，蹉跎了好些年，混到40多岁，还在南京翰林院任职，感觉一辈子就要在这个虚位上退休了。

　　没想到，人到老年，竟然转运了。先是从南京翰林院调到北京翰林院，接着，夏言出任首辅时，力荐自己这位老乡接任礼部尚书一职，严嵩由此开始显达。

　　所以，没有一个人物一出场就是大反派。严嵩这大半生，也是够能熬的。

　　任礼部尚书后，严嵩起初还带有些正义感，跟群臣合议，准备劝阻嘉靖瞎改革礼仪。后来，觉察到皇帝不悦，这才学起他的同乡“前辈”，迎合皇帝瞎搞。

　　人一放弃底线，真的就前途光明。

　　严嵩很快成为嘉靖重点培育的新势力。嘉靖看上了翰林院出身的严嵩，青词写得比夏言用心而给力，更看上了严嵩小心翼翼掩藏起来的权力欲。

　　顺便说一下，嘉靖的用人手段之一，是掺沙子。当内阁出现一人独大，或集体抱团的时候，他一定会往里掺沙子。而严嵩迟早会成为他手中的沙子。

　　在这种情况下，夏言和严嵩，这一对江西老乡的内心，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夏言仗着自己对严嵩有恩，一直把他当门客指使，对他爱答不理，甚至当众羞辱。严嵩为人阴柔，城府很深，表面上仍对夏言毕恭毕敬，刻意巴结，暗地里已想着法子要把这位提携自己的老乡排挤掉。

　　严嵩不愧是个权谋高手。他打击夏言的一系列操作，几乎成为此后帝国高层权斗的范式：

　　第一步，找自己的马仔(通常是朝中的言官)，弹劾并攻击夏言。这波弹劾和攻击，甚至可以凭空捏造，目的在于搞臭对手。只要皇帝点头了，有没有事实并不重要。所以，帝国高层权斗，永远充满着诬陷与诋毁，阴谋与杀机。

　　第二步，自己出马。先从皇帝身边的人入手。严嵩秘密造访了嘉靖最为宠幸的方士陶仲文，扬言要把夏言拉下马。夏言知道严嵩在搞阴谋，也不客气，立马反击，发动言官弹劾严嵩。

　　严嵩顺势跑到嘉靖那里哭诉首辅对自己的欺凌，嘉靖表态要为他作主。严嵩摸准了嘉靖的态度，于是不失时机大打夏言的小报告，捅刀子。嘉靖当即下旨痛骂夏言，问题说得很重：

　　言官为朝廷耳目，专听言(指夏言)主使。朕不早朝，言亦不入阁。军国重事，取裁私家。王言要密，视等戏玩。

　　意思是，谏官本是朝廷的耳目，现在却专听他夏言指使。朕不早朝，他夏言就不入阁办事。军国大事，都在他夏言家里裁决。天子说的机密话，他也敢当作儿戏，随意散播。

　　嘉靖很明显是认定夏言有把持朝政、大肆弄权的嫌疑。很难说是严嵩误导了嘉靖，还是嘉靖在借力打力，但结果却是嘉靖和严嵩都达成了各自的目的。

　　第三步，等天灾异象。

　　嘉靖的申斥，吓得夏言赶紧服软，上疏请求退休。但嘉靖还未下定最后的决心，遂把夏言的退休申请书留中不发。这下轮到严嵩紧张了，他担心嘉靖反悔，继续留任夏言，那他自己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刚好发生了一次日食。严嵩赶紧买通钦天监，后者跟嘉靖解释，日食表明有人要侵犯皇权，这是上天发出的警告。虽然没直说是谁侵犯皇权，但嘉靖直接就批准了夏言的退休申请。

　　成功驱逐了夏言，严嵩顺利进入内阁，两年后就爬上了首辅之位。

　　不得不说，权力是最好的春药。此时年过六旬的严嵩，精力旺盛如同壮年，连续工作多日都不用回家。

　　但敏感多疑的嘉靖，显然不会让新首辅忘记了手中权力的来源。在严嵩出任首辅一年后，嘉靖突然把在老家赋闲了三年的夏言召回来，重新担任首辅，严嵩退而成为次辅。

　　这是嘉靖的惯用手段，他总能在必要的时候，引入互为牵制的权力。

　　重回帝国权力中枢的夏言，二话不说，要拿严嵩之子严世蕃开刀，吓得严嵩瑟瑟发抖。严嵩赶紧拉上儿子，直奔夏府，跪地哀求夏言放过他们。

　　夏言竟然答应放他们父子一马，不向皇帝告发。他不知道，自己的一时心软，最终会要了自己的命。

　　转危为安的严嵩，非但没有感激夏言，反而对他恨之入骨。一直蛰伏着，在伺机报复。

　　1547年，兵部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曾铣，上疏请求出师收复被蒙古人占据的河套地区。夏言重获起用后，一心想建功立业，遂竭力赞成曾铣的主张。

　　嘉靖呢，觉得没有把握，不愿去冒风险。但夏言不死心，再次阐述出兵的理由，嘉靖一怒之下，给他扣上了“强君胁众”的帽子。这事僵持的结果是，嘉靖在1548年初，免去了夏言的所有职务，再次命令他退休。

　　严嵩的机会来了。他决不像他的老乡那样心慈手软，他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掉夏言。

　　他唆使言官检举夏言曾收受曾铣的贿赂。毒辣，阴狠，致命。

　　嘉靖最忌讳军国大事成为权臣的交易，闻此大怒，将曾铣打入诏狱，并派人火速追捕夏言。

　　夏言此时行至通州，获悉曾铣下狱，吓得从车上摔下来，长叹一声：“吾死矣。”他作出最后的努力，上疏揭发严嵩父子就是三国时代的司马懿父子，但一切已经无济于事。

　　1548年的冬天，夏言在京城闹市中被斩首。

　　夏言成为嘉靖朝唯一一个被杀的首辅。文人写史，都将这一笔，记在严嵩头上，但以嘉靖的做派来看，他要是没有杀夏言的想法，严嵩欲加害夏言，绝无成功的可能性。

　　说白了，明朝的皇帝是“奇葩”，但没有一个是“昏聩”的，所谓的错杀忠良，那都是皇帝想杀，找个“奸臣”背锅罢了。

　　夏言被斩首后，严嵩的首辅之位，总算坐稳了。

　　从1548年直到1562年，严嵩控制内阁长达15年，成为嘉靖朝任期最长的首辅。放在整个明朝，他的任期也仅次于明初的杨士奇(19年)，位列第二。

　　众所周知，嘉靖在位的后半段，大约有20年时间不上朝，跟严嵩任首辅的时期完全重叠。很多人因此认为，大明王朝的最高权力被“大奸臣”严嵩牢牢攫取了。

　　真相却是，嘉靖表面是一个躲在深宫炼丹、追求长生的皇帝，实际上权力欲比谁都强。在不上朝的20年间，他只是把原来的开大会议事规则，改成了开小会。所有的奏折，他几乎都会过目，经常批阅到通宵，但他不对外说，简直就是低调版的雍正。

　　这个天生的头号玩家，还会随时敲打严嵩，让他感受下皇权的威力，别忘了自己的身份。史书说：

　　帝虽甚亲礼嵩(指严嵩)，亦不尽信其言，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其势。

　　就是说，嘉靖时不时就会自己下决定，或者故意表达与严嵩不同的意见，杀杀严嵩的势头。

　　整个嘉靖朝，包括严嵩在内的任何一位“权臣”都无窃弄权柄的可能，而几乎都是奉命唯谨，按皇帝旨意办事。

　　严嵩深知这一点，他只需要把朝堂上的事情处理好，让嘉靖少露面、少操心，好好维持前期新政的成果就行了。最关键的一点是，他不能让嘉靖发现自己贪恋权柄;一旦被发现，绝对致命。

　　严嵩的处理技巧是，以贪污来表明自己胸无大志，以四处树敌来表明自己绝对安全。

　　薄情的帝王，最反感官员士大夫养清望，把自己搞成完美化身，你该不会是吸纳信徒，觊觎皇位吧。后来的雍正，就把这些人都定性为“清官巧宦”，一概不待见。历史上，道德完美+能力出众的人，现实遭遇也并不好，比如王阳明。

　　贪污是帝国高官落马，一个可以说出来的理由，但绝对不是真正的理由。

　　看到满朝言官时不时对严嵩进行大肆弹劾，嘉靖放心了。

　　严嵩的政敌越多，皇帝的大权就越稳。

　　嘉靖这么想，严嵩也这么想，两人在这一点上达成了高度默契。这就是严嵩能够担任首辅长达15年的真正原因。

　　1550年，蒙古骑兵进犯古北口，兵临北京城下，史称“庚戌之变”。严嵩暗示兵部尚书丁汝夔，在塞外和蒙古人打，打输了还能掩饰，在皇城脚下和蒙古人打，要是失利了皇帝马上就会知道，到时谁来担负战败的责任?丁汝夔是聪明人，果断采取坚壁清野策略，任由蒙古人劫掠而去，再象征性地在敌退时派兵尾追。

　　谁知道被蒙古人杀了个回马枪，明军死伤千余人。

　　嘉靖大为恼火，要杀丁汝夔。

　　严嵩怕丁汝夔供出自己，给他打包票说：“有我在，不用担心。”可怜丁汝夔死到临头才知道自己被严嵩卖了，临死大呼：“严嵩误我!”

　　以此事为开端，严嵩在位期间，有许多言官前赴后继站出来弹劾严嵩，包括沈炼、杨继盛等等。但他们搭上自己的性命都不明白，在严嵩与嘉靖的微妙关系中，言官御史越弹劾，严嵩就越安全。

　　直到松江府华亭人徐阶(1503—1583)出场，改变了跟严嵩硬刚的策略。

　　跟严嵩一样，徐阶也是学霸出身，科举考了个探花。嘉靖早期，张璁(张孚敬)当政的时候，提出要废除孔子的王号，廷议时举朝无人反对，只有翰林院编修徐阶坚持认为不可。

　　张璁很生气，指责徐阶背叛自己。

　　徐阶朗声答道，背叛的前提是依附，我从未依附于你，又何来的背叛呢?

　　史书载，徐阶说完，“长揖而出”。

　　“长揖”是古时平辈之间的一种礼仪，说明徐阶并未把张璁当领导，气得张璁目瞪口呆。

　　随后，张璁找了个借口，将徐阶贬到福建，并到嘉靖那里打小报告。据野史记载，嘉靖听后，对徐阶这个刺头也是相当生气，竟在柱子上刻了八个字：徐阶小人，永不擢用。

　　然而，徐阶的能力确实没得说，一路干着干着，又升迁回了朝廷。

　　他的正直和不屈，颇为夏言所欣赏。后来，夏言推荐他为国子监祭酒，又升为吏部右侍郎，预埋了对付严嵩的一颗雷。

　　重返朝廷的徐阶，一改早年的愣头青做派，处理人际关系更加圆滑、乖巧。所以他在夏言倒台后，不仅未受牵连，还进封礼部尚书。

　　但因为徐阶是夏言倒台前提拔的官员，严嵩一直对他怀有戒心。一有机会，严嵩就会在嘉靖面前中伤徐阶，说徐阶这个人有才干，只是存有二心。

　　“二心”就是不忠，这是皇权时代最严重的指控。严嵩的阴毒就在这里，他要么不搞你，要搞必定往死里搞。

　　徐阶听说后，吓出一身冷汗。他明白，自己远不是严嵩的对手，从此极力讨好严嵩。

　　史书说，徐阶“置田宅于江西，以示缔交”。徐阶是华亭人(今上海松江人)，但他跑到江西去买田建房，附籍于江西，和严嵩攀老乡关系。不仅如此，他还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严嵩的孙子。希望通过老乡和姻亲的双重关系，打消严嵩对他的戒备。

　　表面工夫做足，两人心里却都明白得很：这是一场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的恶战。

　　庚戌之变后，朝廷采纳咸宁侯仇鸾的建议，与蒙古人签订了互贡协议。但徐阶很快发现，这纸协议形同虚文，蒙古骑兵仍然一次次南下掠夺，来去自如，于是秘密向嘉靖揭发仇鸾畏敌不战、粉饰太平。

　　严嵩也看到了机会。根据他掌握的情报，徐阶和仇鸾一直私交不错，处理掉仇鸾，顺藤摸瓜，就能摸到徐阶这个大瓜。

　　当严嵩发现，徐阶竟然先发制人，最早向皇帝揭发了仇鸾时，估计他整个人都不好了。这些年来，自己确实低估了对手的谋略。

　　两个人，谁先出现致命失误，谁就将一败涂地。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权利游戏。

　　当然，他们也都深深地懂得，胜负并非取决于他们自己，而是唯一的幕后玩家大BOSS——嘉靖。

　　在漫长的权斗中，年轻作为政治资本的作用日渐凸显。

　　严嵩毕竟比徐阶年长了23岁，在朝中叱咤多年，已到耄耋之年。除了处理朝政，还要侍奉皇帝修道，对于一个80岁的老人来说，太难了。权力作为春药，久了，效用也消退了。

　　严嵩的儿子严世蕃，长期代替老父履行公务，人称“第二内阁”。这是年老体衰的严嵩能够长年担任首辅的“秘密”，也是触发严氏家族最终倾覆的地雷。

　　1561年，嘉靖常年居住的永寿宫失火。年老糊涂的严嵩，竟然主张嘉靖迁往南宫居住。嘉靖一听，脸色大变。

　　南宫曾是明英宗被蒙古人俘虏放还后，被幽禁了七八年的地方。严嵩竟连这个忌讳都忘记了。

　　嘉靖历来猜疑心极重，他把严嵩的建议理解为“且欲幽我”。

　　与此同时，徐阶则建议重建永寿宫，深得嘉靖欢心。

　　两相对照，严嵩下坡、徐阶上坡的趋势，已经了然。

　　此后，凡朝廷机务，嘉靖都专函密询徐阶，把严嵩晾在一边。

　　严嵩像当年向夏言服软一样，叫全家人跪拜徐阶，说自己不中用了，以后全家人就拜托给你了。

　　然而，徐阶不是夏言。

　　时机已到，皇帝抛弃严嵩的趋势很明显了。徐阶安排门生、御史邹应龙上疏检举严氏父子，而且专从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入手。举报信罗列了严世蕃凶横不忠的许多实锤，最后，邹应龙保证自己检举的全为事实，但有一言不实，他愿以死谢天下。

　　1562年，年中，严嵩倒台了。

　　嘉靖勒令严嵩回籍休养，严世蕃和他的儿子则被判充军。

　　事情还没完。

　　严嵩不甘心落败，他在老家还给嘉靖写信，制造祥瑞之兆，希望嘉靖回心转意。但嘉靖已经听说，严世蕃并未到充军戍地报到，而是在中途折回江西。

　　1564年底，御史举报，严世蕃招募了4000多人图谋不轨。

　　这次举报，真实性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有人想要对严嵩斩草除根。

　　严世蕃被押到北京下狱。

　　审讯过程中，徐阶亲自指点会审人员应该怎么做罪名，才能置严世蕃于死地。在徐阶的过问下，严世蕃的罪名从坑害言官，变成了勾结倭寇图谋叛逆。

　　严世蕃在狱中听到徐阶修改案卷的消息，哀叹说，这下彻底完蛋了。

　　1565年，严世蕃被斩首。严嵩和他的孙子们被贬为平民，严家被抄家。两年后，无家可归的严嵩，在饥寒交迫中死了。

　　徐阶则成为嘉靖朝的最后一任内阁首辅。但经过这么多年的权斗纷争，他的心境，其实是悲凉的。

　　因为他知道，他也不是最后的赢家。

　　1567年，长达45年的嘉靖朝落幕。徐阶很快就在隆庆朝的权斗中落败返乡。

　　只有皇权，才是真正的赢家。

　　嘉靖朝45年的内阁权斗，在整个明朝历史上，是最为激烈的。

　　但这远不是内阁争斗的终结。

　　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确实守住了老朱家的皇权。明朝有过大权臣、大宦官，但前提都必须为皇帝服务，一旦对皇权的施展构成障碍，分分钟就会被碾成渣儿。

　　在斗争哲学的影响下，嘉靖朝及以后的首辅，几乎没一个有好下场。

　　因为从首辅的产生来看，它就不是一个正常的遴选机制，全是靠搞掉前任才能上位。

　　这是皇帝想要的，一个权力制衡与内耗的内阁。唯有如此，皇帝才能在一片吵吵嚷嚷之中，独揽大权。

　　铁板一块的内阁和文官集团，有利于提高决策和执行力，却容易对皇权独断形成威胁。

　　当晚明的变局出现时，这套运行机制，以及内斗风气，严重拖垮了整个王朝。

　　纷扰的内阁，最终与明朝的气数，一起走到历史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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