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秦桧早一千年的莫须有之罪 周亚夫躺枪了

　　“文景之治”是中国史书上第一个有据可查的“盛世”。历史上常把文帝和景帝连在一起提，是有原因的。景帝基本上走的就是文帝的未竟之路，不管是大政方针还是行为方式上，景帝简直就是文帝的copycat(模仿者)，不过是走得更远更极端，把其父的腹诽发展成恶毒，因此也更不可爱了。

　　比如同样是功高盖主的周氏父子。周勃有迎立天子之功，文帝显然对他充满戒心。有人告他谋反，文帝把他下狱，又放了他，但从此，周勃就彻底被打蔫了，文帝也没有再去搞他了。

　　后来，周勃之子周亚夫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为侯，算是文帝给的一个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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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亚夫在细柳营屯军之时，治军严整：没有将军命令，天子不得入营，不准车马奔驰，身著铠甲的将士不行拜跪礼，皆令文帝印象深刻。临死前，文帝嘱咐告诫太子刘启(后来的景帝)说：“国家若有急难，周亚夫真正可以担当带兵的重任。”景帝即位后，任用周亚夫做车骑将军。

　　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等七国叛乱。周亚夫领兵向东进击吴、楚。周亚夫对景帝说：“吴楚勇猛，行动迅捷，我们很难同他们在面对面的作战中取胜。我想让梁国拖住吴兵，再率兵断绝他们的粮道，这样就可以制服吴楚了。”景帝同意了这个战略建议。实际上，当年文帝为增强梁王刘参的实力，使“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得大县四十余城”，造成“梁足以扦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无山东之忧”的态势，预先做好了平定山东诸侯王叛乱的战略部署。周亚夫敏锐地发现了文帝的用心，并且利用这种局面来布战。

　　但实际在操作中，就遇到阻碍了。周亚夫调集军队在荥阳会合，这时吴国军队攻打梁国，梁国告急，每日都派使者请求援助，周亚夫却坚守营垒，不去救助。梁国向景帝上书，景帝派使臣命令太尉救援梁国。周亚夫却不执行，坚壁不出，而派弓高侯韩颓当等人率领轻骑兵断绝吴、楚后方的粮道。后来吴军偷袭亚夫营西北，也不能打下。吴兵受饥忍饿，战斗力极弱，便引军撤退。周亚夫于是派精兵追击，大破吴军。后来，东越人斩下了吴王刘濞的头前来报功请赏。平定吴、楚之乱，历时三个月，可谓神速。

　　周亚夫得胜归来，五年后，升任丞相。但梁孝王刘武，因亚夫不救梁，与周亚夫有了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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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景帝想要废掉栗太子刘荣，因刘荣没有过错，丞相周亚夫坚决反对，景帝没有听他的，还是废了刘荣;这就得罪了新太子和新皇后。窦太后想要封王皇后之兄王信为侯，周亚夫表示无功不能封侯是高祖遗命，不许，结果王信就未能封侯;这又再次得罪了太后和皇后。匈奴王徐卢等五人降汉，景帝想要赐封他们，用来鼓励后面的匈奴人来降汉，周亚夫认为这是鼓励不忠，景帝不听，封了他们为侯;这下连皇帝都得罪了。

　　于是，周亚夫被免掉了丞相职务。他做错了什么吗?没有。只是据理而言，不愿做皇帝的应声虫而己。

　　回乡后，周亚夫的儿子给父亲买了五百件皇家殉葬用的铠甲、盾牌，因没有给搬运的人付钱，引起怨恨，于是上书告发亚夫的儿子。这事牵连到周亚夫。有关部门把罪行书之于册，一条条按问，周亚夫拒不答话。景帝生气了，下诏令把周亚夫交给廷尉治罪。

　　廷尉毫不客气，把周亚夫按造反来定罪。周亚夫反驳说：“我所买的兵器都是殉葬品，怎么可以说造反呢?”审问的官吏说：“你即使不在地上造反，也要到地下造反哩!”周亚夫极为愤怒，绝食五天，吐血而死，他的封国被撤除。

　　秦桧的“莫须有”算什么，景帝的“莫须有”还比他早一千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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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了吗?文帝有谋略家贾谊，景帝便有谋略家晁错;文帝有个骄横受宠的弟弟淮南王刘长，景帝便有个同样骄横受宠的弟弟梁王刘武;文帝有个迎立天子的重臣周勃，景帝便有个平定叛乱的大将周亚夫——但每一对人物关系上，景帝充分体现了他狭隘的胸怀、阴暗肮脏的心理，处理方式都比文帝僵硬和恶劣了许多，这证明，景帝的政治智慧远远不如他的父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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