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究竟应该叫汉高祖还是汉高帝？两者有何区别？

　　今天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准备了：汉唐间的庙号、尊号和谥号，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快来看看吧!

　　之前笔者发布过一条视频，内容是关于汉高帝刘邦的。视频发布以后，不止一位网友提出说标题写错了，说刘邦不是“汉高帝”，而应该是“汉高祖”。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常见，而且流传甚广的误会。不仅很多网友这么认为，就连有些高等教材也做如是说，认为刘邦的庙号就是“高祖”，所以刘邦的称谓应该是“汉高祖”;有些教辅材料又说“高祖”是刘邦的谥号，总之都把刘邦称之为“汉高祖”。

　　在这些明显错误的影响下，“汉高祖”的叫法深入人心，几乎成了一个标准的叫法。笔者觉得，现在大家都知道“汉高祖”就是刘邦，这种叫法作为一般的通俗称谓，倒也无伤大雅。不过，若论“汉高祖”这个名称本身，既不是刘邦的庙号，也不是刘邦的谥号。

　　“汉高祖”并不能算一种规范的叫法

　　那么，刘邦的庙号到底是什么呢?在古籍里常见的庙号，尊号和谥号，他们各自又有什么特点，他们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今天笔者就来和大家聊聊整个有意思的话题。

　　一、汉高祖还是汉高帝?

　　司马迁所著《史记》里有《高祖本纪》，这是刘邦的本纪，光看这个似乎就能明确，“高祖”既然是指刘邦，所以这个“高祖”至少不是庙号，也是谥号，二者必居其一。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再来看看《高祖本纪》里具体是如何说的。

　　《史记·高祖本纪》：

　　“丙寅，葬。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庙。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上尊号为高皇帝。太子袭号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以岁时祠。”

　　在这里，《史记》本身就出现了三种叫法，一个是用“高祖”来代指刘邦，然后是明确了刘邦庙号是“汉太祖”，最后又说刘邦尊号是“高皇帝”。这种稍显混乱的说法，确实有点让人莫衷一是。

　　既然如此，我们再来看看《汉书》里的记载。

　　《汉书·高帝纪》：

　　“五月丙寅，葬长陵。已下，皇太子、群臣皆反至太上皇庙。群臣曰：“帝起细微，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上尊号曰高皇帝。 ”

　　首先，《汉书》使用了《高帝纪》这样的篇名。在行文里，叫法也比较统一，显示出了东汉时在称谓上已经较为规范。虽然两书关于刘盈和群臣议刘邦的庙号和谥号的时间上有所不同，但是两相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出，刘邦的庙号其实就是“太祖”，也就是“汉太祖”，而尊号为“高皇帝”，也就是“汉高帝”。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尊号”和后世的“尊号”意思不同，其实就是汉代人对“谥号”的叫法。关于“尊号”，我们在这里先不做展开，会在后文中再来进一步讨论。

　　司马迁时代，各种制度还不成熟，称谓也较为随意

　　所以说，刘邦如果以庙号相称的话，应该为“汉太祖”，而如果以谥号来叫的话，则应该是“汉高帝”。对此，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曾经有过明确的结论，他在《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一书里曾经说过的，“举例来说，汉高祖的全号是太祖高皇帝，汉文帝的全号是太宗孝文皇帝。”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无独有偶，巴蜀书社的创始人，学者袁庭栋在《古人称谓漫谈》也有类似的看法，“西汉开国之君刘邦的谥号是 ‘高皇帝’”;而《现代汉语词典》在《历代纪元表》中，则把刘邦称为“汉高帝”，这显然是用谥号来称呼他的。

　　“汉高祖”其实并不规范，看起来是一种混合的叫法

　　讨论到这里，其实关于刘邦的规范叫法，应该是比较明晰了，但是这里很多朋友依然会存有一个疑惑，那就是既然应该把刘邦叫做“汉高帝”或者“汉太祖”，为什么在《史记》里，又会有“汉高祖”的叫法，甚至其本纪也被称为《高祖本纪》呢?是司马迁错了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司马迁的时代距离刘邦很近，司马迁用“高祖”来称呼刘邦，显然代表了时人的习惯。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笔者觉得其实大概是有这样两个。

　　一是“高祖”一词，本身有开国君王的意思。《尚书》中的《盘庚》篇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中就有“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的说法。在这里，商朝的君王盘庚将自己的先祖商汤称为“高祖”;同样的，《尚书》里的《顾命》篇也有:“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的说法，清代学者孙星衍 把这里的“高祖”解释为周文王姬昌;而诸葛亮在“隆中对”里所说的“高祖因之而成帝业”，其实也是取这种意思。而之所以“高祖”会有开国皇帝的意思，其实在我们之前提到的《汉书》里，已经有所解释了，开国皇帝往往是有“开创”之功，“功最高”，而“开创曰祖”，所以开国君王就自然具有“高祖”的含义了。

　　第二，称刘邦为“汉高祖”，其实颇有“高帝”加“太祖”混称的味道，这是一种将谥号和庙号混用的表现。在《史记》中，往往同时出现“汉高祖”和“汉高帝”的叫法，这说明当时的人明白两种称呼其实都是说的刘邦，而又不加严格区别地使用习惯。

　　而这种习惯，其实又反映了古代庙号其实并没有严格的制度化的这个事实。

　　二、没有制度化，并不十分严格的庙号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的《称谓》卷里曾经提到，“历观自古称谓不同，缘情而作，本无定准”，其实就反映了中古时期庙号的常态，那就是历代庙号其实并没有进行严格的规范，更没有形成制度，所谓“缘情而作”，往往具有因情势而定的特点。

　　曹魏是称“祖”泛滥的开始

　　相对而言，庙号为祖是最为严格的。清代学者方苞虽然说过“祖者始也，故宗无定数，祖一而已”，表明“祖”在一个王朝只会有一个。但是，在实际上，一朝多祖的情况在汉代就发生了。刘邦为汉太祖，而汉光武帝刘秀庙号为“世祖”。然而汉光武帝毕竟确实有“开创之功”，称祖还可以说得过去。而三国时期的曹魏，则连续三代皆称“祖”，出现了令人惊讶的“三祖”，魏武帝曹操为太祖，魏文帝曹丕为世祖，魏明帝曹睿为烈祖。刘知几把曹魏这种情况和汉代相比较后得出结论，“两汉名实相允，今古共传。降及曹氏，祖名多滥。”和刘知几有着相同看法的是清代学者顾炎武，他在《日知录》里也提到过，“称祖之滥，始于曹魏之三祖。”

　　另外，在两汉时期，庙号也是不轻易授予帝王的，必须要有卓越的功业才可以。整个两百年的西汉王朝，有庙号的仅有太祖高帝刘邦、太宗孝文帝刘恒、世宗孝武帝刘彻、中宗孝宣帝刘询四位，而这四位是众所周知，以文治武功彪炳史册的伟大帝王。另外，汉昭帝、汉元帝和汉成帝，在王莽时代本来也是有庙号的，但是到了东汉光武帝的时候，经过重新“审核”被认为功业不配，竟然把这三位的庙号除掉了，虽然此举有否定王莽之意，但是两汉帝王得“庙号”之难，也由此可见一斑。

　　两汉帝王获得庙号不是件容易的事

　　到了唐代，庙号开始泛滥，除了个别因为特殊原因没有庙号之外，几乎个个都有庙号，则显示出庙号泛滥，荣耀帝王功业的意义已经大大减弱。

　　总的来说，汉唐之间的庙号并没有被严格的制度规范化起来，这其实也是《史记》中刘邦的称谓出现了庙号和谥号混用的原因之一，而刘邦的“汉高帝”在《史记》中被写成“尊号”，这其实是汉代人对“谥号”的一种叫法，真正意义上的“尊号”，是到了唐代才兴起的。

　　三、唐代兴起的尊号

　　“尊号”的出现，可以追溯到秦代，秦王嬴政扫荡六合，海内归一，李斯等人就给嬴政上“尊号”，最早的“尊号”拟为“泰皇”，然而嬴政却并不满意，他自认为其功“德兼三皇、功盖五帝”，所以称“皇帝”。

　　“尊号”的出现可以追溯到秦代

　　其实，这个时候所谓的“尊号”，意义可以和皇帝划等号。换言之，嬴政已经觉得夏之“后”，商之“帝”，周之“王”，已经无法凸显其功德之盛，需要寻找一个更加高贵完美的词汇作为自己的称呼。所以，“皇帝”一词的出现，本身是为了解决尊号用词的问题。由此，笔者觉得虽然后世，特别是唐以后的尊号，意义和秦汉时期的尊号已经完全不同，但是却在性质上显示出了一脉相承的关系。

　　笔者认为，宋代史学大家范祖禹在《唐鉴》里就向我们揭示了这种承接关系，“尊号之兴，盖本于开元之际。主骄臣谀，遂以为故事。”范祖禹在这里一是谈到了谈到了给帝王上尊号的风气开始兴盛，是从唐代开始的这一客观史实。然后，更为重要的是，他向我们揭示了尊号开始在唐代盛行的原因，就是“主骄臣谀”。唐玄宗缔造的开元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在这种情况下，李隆基沾沾自喜，这就出现了所谓“主骄”的局面，而“臣谀”则是“主骄”的产物，尊号开始泛滥的情况，也就这样应运而生了，并一直持续到了整个封建时代结束。

　　尊号泛滥的始作俑者

　　而唐代尊号之泛滥，笔者觉得又主要表现在两个地方。一是尊号会被不止一次地被频繁加尊，而不论帝王生前死后，比如唐玄宗在生前被加尊号多达六次，死后又再次被追加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这其实也就是唐玄宗在民间被称为“唐明皇”的由来。其次，尊号的字数不断追加，李隆基生前的尊号就达到了十四个字，“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孝德证道皇帝”，很考验肺活量是不是?这种情况，其实也就是陆贽所说的“尤恐称述未周”，生怕没有用尽人世间一切美好的词汇来描述皇帝的功德。

　　然而这种情况备受史家批评，北宋孙甫对此就颇有些嗤之以鼻，他的史学大著《唐史论断》历述了唐朝三百年的治乱兴衰，颇具有历史批判性。在这本书里，他就批评过唐代尊号大盛的情况，他认为像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那样的杰出帝王都没有滥用尊号，甚至连秦始皇这样非常想在称呼上给自己“加戏”的人，也未曾使用尊号。

　　唐代真正的英主，反而不在意尊号

　　并且，他进一步批评了唐玄宗，认为他给尊号之滥开了一个坏头。唐玄宗自己对“善恶”的标准，其实是有自知之明的，然而他“明知故犯”，忘却了唐高祖和唐太宗这样圣主明君的务实做法，反而效仿唐高宗和唐中宗这样搞“面子工程”图虚名的不实之举，实在是不应该。

　　四、古人重名节——谥号

　　另外，还有一个大家熟知的谥号。我们所熟知的大禹、成汤、还有周武王，其中的“大”、“成”和“武”都是谥号。谥号的作用主要是“盖棺定论”，用以总结逝者的一生。这里有所不同的是，不管是庙号还是尊号，都是帝王专享，而“谥号”却是“普通人”也可以享有的。这里普通人之所以要加引号，当然并不是真正的平民百姓也可以享有，只是相对于帝王专有这个角度而言的。并且，因为事关名节，又是社会舆论的风向标，最高统治者就一直试图把控谥号裁定权，比如汉代就“谥必下太常定议”。

　　并且，谥号相对于我们之前所说的庙号并不严格，“缘情而定”显得还有些随意而言，谥号反而更具有规范化的特点，《谥法》也在历代的修订中不断完善。并且，古人重名节，对于谥号往往还有种特殊的关注。

　　吴质得罪的人太多，被谥为“丑”

　　三国时代魏文帝曹丕的好友吴质，有大功于曹丕，却因为被认为侮辱过董昭，报复过崔林，还让宗室曹真当众出丑，特别是对陈群还颇为轻视，把这些掌握意识形态解释权的士人群体的代表人物几乎得罪了个遍。当他过世以后，大家都一致认为他“怙威肆行”，于是按《谥法》索号，给他破天荒地来了一个“丑”，谥曰“丑侯”。对于这样的谥号，吴家的后人自然难以接受，吴质的儿子吴应为了还父亲一个“公道”，一直坚持上书表示非常冤枉，终于在二十四年之后，让吴质得以改谥“威侯”，而此时当年给吴质定谥的人也已经全部过世了。

　　与此类似的还有贾充的故事，魏晋禅代的头号功臣贾充，因为曾经指使过“背锅侠”成济弑君，在弥留之际，别的都不太在意，唯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谥号。

　　《晋书·贾充传》：

　　“充年衰疾剧，恒忧己谥传，模曰：‘是非久自见，不可掩也。’”

　　应该说，贾充的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贾充死后，博士秦秀以《谥法》“昏乱纪度曰荒”，给贾充定谥为“荒公”，成为轰动一时的大事。秦秀的做法，无疑是对魏晋禅代之际，发生过的这种丑恶酷毒政治不伦事件的反思和否定。司马炎虽然后期对贾充已经很不“感冒”，但是出于维护西晋法统的考虑，还是没有接受这个谥号，改用了博士段畅的建议，谥贾充为“武公”。

　　结论

　　古代的庙号、尊号和谥号，是国家礼制中的重要内容，然而礼制本身较为抽象难懂。笔者从刘邦的称谓辨析开始，分别就庙号、尊号和谥号跟大家一起做了个读史心得的分享式介绍。最后，笔者以两个稍显有趣的小故事作为结尾，试图给予本来抽象艰涩的礼制史一些轻松活泼的画面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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