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大臣处处同皇帝作对 竟然还能升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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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非常重视台谏制度(中央监察制度,设御史台和谏院),尤其是宋仁宗一朝,官员因谠言直声而名震天下者不在少数,像范仲淹、欧阳修、包拯等人,最初都是成名于御史、谏官任上。当时,还有一位赫赫有名的谏官,不但敢说,而且敢做,多次与皇帝叫板,连宋仁宗都怕他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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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他不仅在性格上耿直,在事业上亦极其勤奋,诗歌艺术闻名当时,书法成就享誉古今,有才情、有识见、有追求、有担当。尤其是在福州、泉州等多地主政期间,他发展教育,建设水利,打击豪强,破除陋习,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想一件,干一件,干一件,成一件,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实事好事。他,就是被老百姓赞颂为:“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长清风”的千古名臣蔡襄。

  蔡襄,字君谟,兴化仙游人(今福建仙游)。十九岁即以开封府乡试第一的突出表现考取进士,名动京师。进仕后,他历任西京留守推官、知谏院、知制诰、翰林学士、三司使、知福州、知泉州等职,以正直端方、敢于言事的特点孑然独立于士林,不入时流。

  1036年冬,范仲淹因弹劾宰相吕夷简获罪,落职饶州(今江西鄱阳),欧阳修、余靖、尹洙上书抱不平,结果也被贬出京城。当时,蔡襄还只是小小的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言微资浅的他,公开站出来仗义执言,作组诗《四贤一不肖》,称颂范、欧、余、尹为“四贤”,臭骂在范仲淹贬官时推波助澜的高若讷为“不肖”。其中,《右范希文》一诗曰:“中朝莺鹤何仪仪,慷慨大体能者谁。之人起家用儒业,驰聘古今无所遗。当年得从谏官列,天庭一露胸中奇。矢身受责甘如荠,沃然华实相葳蕤……”蔡襄这一组诗洋洋千言,气势磅礴,士人争相传阅,一时洛阳纸贵。据说,当时恰有契丹使者来宋,他们购得此诗,携带至辽国,张贴于幽州馆舍,供人品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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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3年,蔡襄与欧阳修、余靖、王素等四人,被宋仁宗任命为知谏院,出任谏官。这给了正直无私的蔡襄一个施展才华、报效国家的平台,他更加执著于上书言事,匡时济世。蔡襄生活的时代,北宋王朝已经有了七八十年的发展,朝廷承平日久,许多旧的制度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积弊丛生,危机四伏。当时,灾情频发,京东旱灾,江淮蝗灾,秦州地震,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忧心如焚的蔡襄向宋仁宗上《言灾异》奏折,直言不讳地指出:“不颛听断,不揽威权,使号令不信于人,恩泽不及于下,此陛下之失也”,认为灾害连连,是因循守旧、人事不修的结果,他要求宋仁宗自我反省,更加勤政务实,树立朝廷威信。此奏一出,闻者悚然,把当时朝廷内外在大臣们吓出一身冷汗。

  1044年,开宝寺发生火灾,安奉佛牙舍利的灵感塔被毁,朝野震惊,许多宫人甚至烧炙手臂,剃去头发,表示对佛的崇敬归命。宋仁宗也信佛,深感惋惜,他安排人把灵感塔地宫中所藏佛牙塔移入内宫供养,并计划重新建塔安奉。蔡襄听说后,极力反对,他上书说:“非理之福,不可徼幸。今生民困苦,四夷骄慢,陛下当修人事,奈何专信佛法?或以舍利有光,推为神异,彼其所居尚不能护,何有于威灵。天之降灾,以示儆戒,顾大兴功役,是将以人力排天意也。”(《宋史•蔡襄传》)蔡襄的意思是,舍利若真有灵性的话,那它为什么连自己居住的房子都保护不了呢?他不但把宋仁宗重修佛塔的想法嘲笑了一番,还认为不修人事、专信佛法,那是以人力逆天意,本末倒置,劳民伤财。蔡襄的话,掷地有声,如同一支支离弦的响箭,纷纷射向了宋仁宗。好在宋仁宗心怀仁慈,除了继续潜心佛法、关爱舍利之外,对蔡襄的话,倒也没怎么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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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蔡襄出任知制诰,当上了宋仁宗的秘书,负责起草诏令。历代秘书岗位都是前途无量的美差,只要顺从了皇帝的旨意,出将入相几乎指日可待。蔡襄却一点也不懂得珍惜岗位资源。参知政事梁适,因结交内侍当上了宰相,遭到御史马遵、吕景初、吴中复的多次弹劾,梁适的追随者上书宋仁宗,说如今御史滥用职权,而宰相却动辄得咎,以后谁还敢当宰相?

  左右为难的宋仁宗,一面听从御史建言,把梁适罢相,又以弹劾材料中有风闻之词为由,把三位御史贬出京城。当宋仁宗安排蔡襄起草贬三位御史的诏书时,蔡襄却认为按照祖制,御史弹劾官吏,风闻之言亦可参考,御史不必担责,竟然拒绝起草诏书,致使宋仁宗作出决定后,却无法完成诰命手续。不过,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处处作对,常常让皇帝不快的人,宋仁宗非但没有贬他的官,降他的职,反而对他格外厚遇,曾感叹说:“有子如此,其母之贤可知”,主动给蔡襄母亲赏赐帽子、披肩之类的珍贵服饰,亲笔书写“君谟”二字,安排特使拿着诏书,专程送达蔡襄家里,以示宠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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