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历史的眼光看问题！为何说秦帝制的革命性赛过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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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欧大陆西部的罗马帝国与东方的大秦帝国几乎差不多历史时间区间建立了帝制，秦帝国先而罗马帝国后，然而两个帝制之间却存在着诸多差异。以历史的眼光看待，罗马帝国的帝制存在许多先天掣肘之处。那么为何说秦帝制的“革命性”赛过罗马?

　　罗马帝国的缔造者是尽量保持旧体制的守旧派,而与之相较,秦大一统是亘古未有之革命。秦王嬴政一统天下后,群臣议论尊号:“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以秦王功绩亘古未有,故上“泰皇”尊号。嬴政以自己功盖三皇、德过五帝,遂发明了“皇”与“帝”合称之尊号。此外,秦帝国建立后,秦帝制的 在该否分封诸子为王的问题上发生一场争论。丞相王绾一派请求将诸子分封在燕、齐、楚故地为王,廷尉李斯坚决反对,认为此举必重演春秋战国之乱,秦始皇亦认为“立封国”就是树故县,在全国一概行郡县制。至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又发生一场“师古”与“师今” 的争论,乃焚书之举的导火索。博士淳于越上言:“臣闻殷周之王干余罗,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秦始皇以其议交群臣讨论,此时已任丞相的李斯力斥其非,谓儒生“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如放任之,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他提出“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秦始皇许之。

　　秦帝制的激进性,也可能言过其实。公元前288年,齐秦两国曾相约称“东帝”“西帝”,故帝号已有先例。进入战国以来,各国例行郡县制,国与国间略有差异,秦将之划一化而已,儒生提倡复周礼,是开历史的倒车。 然而李斯之反应,也可能是中央激进派过度戏剧化表现。秦内史腾治南郡,发布《为吏之道》,其竹简近年在云梦出土,其中仍以发扬忠孝为治国之本。 秦始皇的封禅刻石文曰:“事天以礼,立身以文,事父以孝,成人以仁。”可见他并不否定仁孝之说教,只是反对周文化的亲亲尊尊之分封制而已,前者有利于统治,后者不利于中央集权。至秦大一统前夕,诸子学说已有相互折中之倾向,唯秦国具有斯巴达式的社会条件,又尽汲取三晋的法家学说,因此法家色彩特浓厚。 待汉代秦兴,也是采取折中主义,但以周礼为本的儒家逐渐成为主导,并成为此后的主流。中国的专制与家族伦理结合,成为一个超稳定的体制。

　　图 秦帝国时期的世界格局

　　传送门：为何罗马帝国没有孕育出中央皇权体制?

　　秦大一统是专制之登峰造极

　　如今变得很难遽下结论:包着共和制外衣的“奥古斯都革命”不如“千古一帝”秦始皇所造成那般的历史断层。如果先秦没出现共和制度,秦的大一统不过是集各国专制的大成的话,那么只能说发扬光大,而无革命可言。但我们相信这里仍然有研究空间:秦之变法多师承三晋法家;商鞅之苛政,唯处于西陲的秦地可行,东方先进之国多不能仿,楚国尤其因吴起变法失败而与商鞅路线分道扬镳。《左传》中除了国君与士大夫外,仍有“国人”之蛛丝马迹,但如今已湮没无闻。

　　中国没有希腊与罗马城邦式的公民权,殆无异议:在先秦,民众之权利曾否有其他表达方式,则已难考。罗马有分等级的公民制,也有大量用于生产的奴隶,民权与“非人"的对比遂十分尖锐。秦帝国的编户齐民制,在一律缺乏与义务相应的权利这一点上是全民平等的,但黔首仍有农工商之别,他们没有具级别等差的公民权,倒有不同程度的义务,秦之徭役法首先征集有罪吏,赘婿及贾人,其次征集曾为商贾之人,然后轮到祖父母或父母曾为商贾者;此外,富人先服徭役,称“发闾右”,最后才征集少资源的贫户,称“发闾左”。秦的庞大工程如筑长城与修骊山陵寝,都动用大量的刑徒,因此黔首与刑徒的界线模糊,但他们都不是奴隶身份,而是暂时性或周期性的强制劳动。

　　秦无疑是中国史上最接近魏特夫(Karl Wittfogel)的“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Despotism)模式的时代:国家可以调动全民的劳役从事宏伟的工程。 秦败亡之迅速,却说明这个形态不是恒久性“东方的”。但正是秦短短15年的苛政,替今日的中国本部画定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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