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难还是守业难？房玄龄和魏征有不同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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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炀帝在位期间，为满足其骄奢淫逸之心，大兴土木、搜敛无度，终于引得天下大乱，反抗暴政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至李渊建立政权之初，扫平各地割据势力的战争频繁，整个大唐王朝依然处于国弱民贫、危机四伏的状态。

　　虽然李世民依靠手下文武发动玄武门事变，成功上位，但这种成功并没有给他多少喜悦。屁股在龙榻上还没有坐热，突厥人就打上门来，无奈之下只得忍气吞声与颉利可汗签定了史称“渭水之盟”的互不侵犯条约。名为“渭水之盟”不过是史家的曲笔，实则为屈辱的城下之盟。城下之盟，《春秋》耻之，熟悉历史掌故、心雄万夫的李世民自然心中深以为恨。心中虽说恨得咬牙，无奈自从继位以来蝗灾旱灾不断，黄河以北千里茫茫，人烟断绝。田里颗粒无收道路萧条，物价飞涨，“一匹绢才得一斗米”。小民生活不易，李世民这个大地主家也没有一颗余粮，国库空虚。想与突厥一较高下，也是有心无力。

　　忍辱负重到贞观四年，趁突厥内外交困的天赐良机，李世民派出大将李靖率兵十余万主动出击，于阴山北大破东突厥，一举活捉了颉利可汗，终于一洗前耻。

　　李世民为消弭边患，在本该休养生息的时候不得不对外连年用兵，许多青壮劳力战死疆场，田园荒芜，人口锐减。史料记载，直到贞观十一年，盛世大唐的总人口数仍不及隋王朝时的十分之一。

　　作为亲历者，唐太宗曾目睹了隋末乱世百姓民不聊生的惨状，也深知隋为何会成为短命王朝，二世而亡的，因此无师自通了“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的道理。

　　李世民对隋王朝的兴盛衰亡有着清醒认识，决心克己修德、励志图精，经过多年努力，终于有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贞观盛世气象。

　　有了这样值得傲娇的优异治绩，唐太宗并没有因此沾沾自喜。贞观十二年的一天，他突然若有所思的问身周近臣：“创业与守成相比，哪个更难一些?”

　　“臣以为国家草创、秩序尚未建立，群雄并起争夺天下，而后逐一使之臣服，创业难。”见众人沉默不语，宰相房玄龄只得清咳一声率先开口。

　　“微臣以为守成难!自古君王得天下莫不历经苦难，而失之于安逸。”魏征见唐太宗向自己望过来，侃侃而言道。

　　房玄龄有着深厚的道家、儒家文化根基，早年即“杖策谒军门”，成为秦王手下的头号智囊，李世民视其为“邓禹”、“萧何”一样的人物。因为有“定社稷之功”，辅佐李世民登上帝位，于贞观初年任相至今，深受唐太宗器重。

　　君圣臣贤，房玄龄为相多年，早就和李世民形成了高度默契，只要李世民一个眼神，房玄龄就会马上明白皇上心底想的究竟是啥小九九。房玄龄认为创业难，是在肯定李世民对大唐王朝的开创之功，而在李世民的内心，也是以大唐王朝的缔造者自居的。

　　魏征，最早追随的老大是史称“隐太子”的李建成，因为有胆有识、直言敢谏，玄武门事变后幸运地躲过一劫，摇身一变成了谏议大夫，主要做的就是鸡蛋里挑骨头，专门负责批评监督皇帝李世民。

　　魏征经常当众敲打唐太宗，丝毫不顾及他九五至尊颜面，谆谆教诲李世民听取不同意见才是明君的范儿。现在当着朝臣，公然与宰相房玄龄唱反调，正是他直言不讳的一贯作风。

　　见朝臣面面相觑，各自一脸大便干燥相，李世民当即接过话头，侃侃而言道：“玄龄辅佐我取天下，百死一生，因此深知创业之艰辛;魏征辅助我治理天下，常恐我生骄奢之心，圣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故知守业之难。二位爱卿都说得在理!只是创业再难，也已经成为过去，唯有守成，应当慎之又慎!”

　　表面上，李世民是在和稀泥，其实他是赞成魏征意见的。

　　居安思危，方能有备无患。已知的不足惧，唯其未知，一切尚未发生，故当保持谨小敬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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