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是好人吗？介绍邵飘萍生平及职业生涯

　　人物生平

　　邵飘萍(1886年-1926年)，原名新成，后改名振青，字飘萍。金华市人，祖籍东阳市(南市街道大联紫溪村人)父亲邵桂林是清末秀才，在家乡办私塾，一生耿直刚正，道德高尚，为乡人器重，但他却受到当地土豪的忌恨，在家乡难以容身，只好在1883年腊月居家搬迁金华，飘萍就诞生在这里。

　　飘萍很小能背诵《史记》全文，打下良好的文学功底。14岁时考中秀才，16岁受戊戌变法的影响，考入杭州浙江高等学堂，攻读光、声、化、电等自然科学。19岁 毕业回到金华，在金华中学堂，长山书院等三所中学任教。

　　飘萍是孙中山民主革命的积极支持者。在《临时约法》的颁布下，投身于“新闻救国”的事业。于1912年在杭州与辛亥革命时期著名报人杭辛斋合作创办《汉民日报》，后因报上直斥袁世凯为“袁贼”，《汉民日报》被查封，飘萍逃亡日本。1915年初日本和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飘萍立即驰报国内，成为讨袁斗争的第一人。

　　1915年年底，飘萍返回上海以“阿平”为笔名发表反袁言论，后担任该报驻京特派记者，1918年飘萍开始独立办报生涯。五四运动前后，飘萍动用《京报》的舆论导向，组织推动运动的蓬勃发展。潜心研究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撰写了《新俄国之研究》与《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1925年由李大钊和罗章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飘萍在《京报》发表声讨，被张作霖下毒手，飘萍一生疾恶如仇与黑暗统治作殊死斗争。1928年北京新闻界为他补开了追悼会。1949年4月毛主席亲自批示追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1986年邵飘萍诞辰100周年，殉难60周年之际，全国新闻领导、省、市党政领导在金华婺州公园为邵飘萍铜像揭幕。

　　职业生涯

　　新闻全才

　　邵飘萍从小接受了“子曰诗云”的中国传统教育，从小就显露出过人的才气，13岁的时候考中了秀才。随后来到浙江高等学堂师范科，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大学就读，接受了西方科学、政治文化的教育，受到了新思想的启蒙。由于晚清动荡的局势，使邵飘萍热衷于了解时事，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各种报纸。其中，梁启超的文章深深地吸引了邵飘萍和他的同学们。从小接受八股文写作的邵飘萍对梁启超恣意奔放的文体以及点评时事的勇气敬佩不已，还刻意模仿梁启超的文体进行写作。当时报纸上经常讨论救国之道，热血的知识分子各抒己见，主张“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或者“教育救国”，希望通过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用现代文明拯救中国。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邵飘萍萌发了“新闻救国”的思想，立志献身新闻事业，依靠报纸舆论，干预政局，改变祖国悲惨的命运。于是，“新闻救国”也成为他一生追求的理想。

　　邵飘萍的一生既做过记者，又做过新闻讲师，还自己办过报，自己办过通讯社，在每个岗位上都有着突出的成就。

　　记者

　　邵飘萍从1912年去《汉民日报》供职，到1926年4月26日被执行枪决，从事记者工作共15年。

　　初到《汉民日报》不久，邵飘萍就开始大力宣传孙中山的主张，揭露贪官污吏的丑行，抨击封建军阀的暴政，与杭州的权贵结下了深仇大恨。为了扼杀舆论，他们多次企图加害于邵飘萍，但是邵飘萍却以“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杀”的大无畏精神，仗义执言，写下了“呜呼!内务部。呜呼!内腐部!”这样的言论以及大量的新闻和评论。1913年，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客暗杀，邵飘萍有预见性地指出：“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头直指袁世凯。当局立即以“扰害治安罪”查封了《汉民日报》，并逮捕了邵飘萍。邵飘萍自己回忆起这段经历是这么说，“忽忽三载，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狱九月”。

　　邵飘萍出狱后不得不到日本避难，一边在法政大学学习法律和政治，还一边组织了“东京新闻社”，为国内报纸供稿。1915年，邵飘萍在反袁声浪高涨的局势下返回上海，同时为《申报》等三家报纸执笔。大家回忆一下我们上节课讲到的，黄远生遭到暗杀也正是在1915年，所以，当时，许多新闻记者因此而不敢谈论当时的时政，但是邵飘萍却锋芒不减，他用“阿平”作笔名，在上海方言中，“阿”有疑问的意思，“阿平”也就含有“平不平?”的意思。邵飘萍就用这个带着怒气质问的词，来讥讽和揭露袁世凯的罪行，而且不露痕迹，让袁世凯无可奈何。袁世凯死后，邵飘萍被聘为《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受聘《申报》期间，他每日发电二三千字，间日写“北京特别通讯”。由于这些报道大多揭露北洋政府的黑暗与丑闻，一时风靡全国。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他在当时最有影响的《申报》做过特派记者。他的名字“邵飘萍”就是作为笔名而在那个时候誉满全国舆论界的。

　　自办通讯社

　　在被《申报》聘为驻京特派记者的时候，邵飘萍愤慨于外国通讯社任意左右中国舆论，于1916年7月，首创了“北京新闻编译社”，自编本国新闻，翻译重要外电，每天19时左右准时发稿。对此，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我国人自办通讯社，起源于北京，即民国5年7月(应为8月)，邵振清所创立之新闻编译社是也”。

　　独立办报

　　在北京的两年中，邵飘萍看到，当时北京的报纸几乎都被各个政治集团操纵，很少有背后无政治关系的。报纸不尊重事实，而是以一党一派的私利和津贴为向背，朝秦慕楚、捕风捉影的现象并不少见。这样的状况让邵飘萍深感要有自己独立的报纸，不依附于任何权势集团，独立地发言、独立地报道，把真实情况告诉民众的重要性，于是决定自己出资办一份报纸。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辞去《申报》的职务，创办了《京报》。《京报》创刊时，邵飘萍特意写了四个大字“铁肩辣手”挂在编辑室正面的墙上，以自勉和激励同事。“铁肩辣手”取自明朝杨椒(jiao)山的著名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邵飘萍将“妙手”改为“辣手”，一字之改，反映了邵飘萍胸怀真理、不畏强暴的倔强性格和办报宗旨。《京报》是邵飘萍自己投资创办的，无党无派，不受军阀操纵，主张言论自由，成为民众发表意见的媒介，很快就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京报》以新闻为主，以“探求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凡事必力求实际真相。邵飘萍既是社长，又要搞经营管理，同时继续他的记者生涯，坚持采访。

　　1919年因发动和宣传“五四”运动，《京报》被查封，邵飘萍再次流亡日本。时隔一年，段祺瑞政府垮台，邵飘萍返回北京复活《京报》。复刊后的《京报》一仍其旧，不改初衷，尤其是对北洋政府丧权辱国，大小官员贪残横暴的揭露更是不遗余力。1925年底，邵飘萍利用《京报》的一个特刊，历数了张作霖的恶迹，张作霖随即拿出30万元贿赂邵飘萍，希望《京报》能够替他说话。没想到邵飘萍立即将款退回，并一如既往地揭露“大帅”。据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慧女士回忆，收到钱后，他曾对家人说：“张作霖出三十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这种软硬不吃、义无反顾的勇气让张作霖十分恼火，他发誓，打进北京城要活捉邵飘萍。1926年4月18日，张作霖悬赏捕杀邵飘萍的密令到了北京。邵飘萍在家人的劝说下，不得已躲到了东交民巷六国饭店。4月22日，他在《京报》上发表了最后一篇文章《飘萍启事》，这篇文章简短明了(422字)，笑逐言开，可以看作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最后告白。

　　鄙人至现在止，尚无党籍(将来不敢予定) ，既非国民党，更非共产党。各方师友，知之甚悉，无待声明。时至今日，凡有怨仇，动辄以赤化布党诬陷，认为报复之唯一时机。甚至有捏造团体名义，邮寄传单，对鄙人横加攻击者。究竟此类机关何在?主持何人?会员几许?恐彼等自思亦将哑然失笑也。但鄙人自省，实有罪焉，今亦不妨布之于社会。

　　鄙人之罪，一不该反对段祺瑞及其党羽之恋栈无耻;二不该主张法律追究段、贾等之惨杀多数民众(被屠杀者大多数为无辜学生，段命令已自承认);三不该希望取消不平等条约;四不该人云亦云承认国民第一军纪律之不错(鄙人从未参与任何一派之机密，所以赞成国民军者，只在纪律一点，即枪毙亦不否认，故该军退去以后尚发表一篇欢送之文);五不该说章士钊自己嫖赌，不配言整顿学风(鄙人若为教育总长亦不配言整顿学风)。有此数罪，私仇公敌，早伺在旁，今即机会到来，则被诬为赤化布党，岂不宜哉!横逆之来源，亦可以了然而不待查考矣。承各界友人以传单见告，特此答陈，借博一粲。

　　4月24日，邵飘萍被一名叫做“张瀚举”的人出卖而被捕，于1926年4月26日凌晨秘密执行枪决，刑场上，邵飘萍表现得非常从容和镇定，传说当时他对现场进行监督的官兵说了句：“诸位免送。”然后就仰天大笑，从容就义。邵飘萍时年40岁，一个著名记者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邵飘萍的《京报》可谓影响深远。不知道大家听说过北京的《新京报》没有，这是我国当今比较有影响的报纸之一。咱们这儿市面上是没有卖的，但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北京，一定要买来看一看，或者上网去看看它的电子版。这份报纸办得很有特色，也很有文化，有自己的见解，有独立的判断，这张报纸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对邵飘萍所办的《京报》的继承。在这家报纸的发刊词中这样写道：“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看护，对理性的呼唤，对权力的制衡，对本真的逼近，对美好的追求，对公义的捍卫，对丑恶的鞭挞———这是媒体的普世价值和终极价值，历史上的京报如此，新京报也理应如此。”

　　新闻教育与新闻研究

　　在北京创办《京报》的同时，1918年，邵飘萍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及教授徐宝璜一起创立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揭开了我国新闻学教育和研究的序幕。他作为新闻学会的导师，带出了一批优秀的学生，包括毛泽东、邓中夏。1936年的夏天，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接着摇曳的烛光，毛泽东向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讲述自己成长的历史，说到：“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毛泽东作为新闻学会的会员，除听课外还多次去邵飘萍家拜访，聆听老师的教诲。毛泽东曾说，“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是教书，一是新闻记者。”(《中国名记者传略与名篇赏析》)邵飘萍还为后世留下了两本新闻学的开山著作：《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其中，《实际应用新闻学》主要整理了他的新闻学教学讲义的内容，以他自己的采访实践经历为主要内容，融合了一些他去欧美日本考察后的认识，是对新闻采访和写作，记者修养等新闻实践进行理论的概括，这本书立足于实际应用，力求指导记者进行实际采访。《新闻学总论》则论述了报业的性质、任务、新闻学的基本概念、新闻法制观点等内容，还简要地介绍了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如果能够找到这些书，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认真地去读一读，因为这是一个名记者用自己毕生的经验而写成的，而且应该说，这些书至今为止都很有指导意义。

　　这就是邵飘萍的一生，始终在记者的岗位上秉笔直书，不畏强暴，“铁肩辣手”中所包含的铁骨铮铮、辛辣无情的意义，成为邵飘萍的写照。邵飘萍的命运也成为那个时代几乎所有像他一样能够如实报道新闻的记者的共同命运。比如我们上节课讲到的黄远生，比如与邵飘萍同称为“萍水相逢”的林白水，等等。他们都是我们国家历史上记者的典范。

　　采访技巧

　　邵飘萍作为记者15年，最著名的就是他的采访功夫;他之所以多次被捕入狱，是由于他常常能够挖到独家新闻，爆出常人不知但又想知道的政界秘闻，这也来源于他过人的采访功夫。正如他在自己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邵飘萍认为，“在报纸的所有业务中，以采访为重要……因为一张报纸的最重要原料厥为新闻，而新闻之取得乃在采访。”所以，他也把毕生的精力都放在新闻采访上，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总结了许多采访技巧，这些技巧成为后人模仿学习的范本，而且，不仅仅是采访当中使用的技巧，有些甚至成为我们为人处事的原则。

　　因此，对于从事新闻工作或者是将要从事新闻工作的人来说，这些技巧非常实用。下面，我们就详细地了解一下这些技巧和原则。我从邵飘萍一些出色的采访中整理出一些能够被我们借鉴的技巧，并且总结成三点，每一点我们都用邵飘萍当时的采访实例来给大家进行讲解，把当时事件的发生、采访的过程以及最后的报道都展现出来。

　　巧做戏

　　我们知道，你去采访别人的时候，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可能就是遭到拒绝。被采访的对象往往因为没时间或者对你存在戒备之心而不愿意接受你的采访，或者是由于你所要了解的事情和他有利害冲突时他也不愿意接受采访。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邵飘萍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这种方法叫做“做戏”。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从字面意思上也可以看出来，所谓“做戏”，实际上就是表演，就像是在戏剧中扮演一种角色似的，要用这种表演出来的角色打动人，促使采访顺利进行。邵飘萍在自己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中的“电话”一节中说：

　　遇不肯接电话之官僚，如有特别必要时，亦可用非常之手段，而此非常手段中半面又有极正当之理由。非常手段者，即谓私宅中人请彼说话，或言某机关请彼说话是也……俟其接谈，则告以‘我乃某某’，并告以‘恐与新闻记者接坐中有人闻之不便，故不得已出此’……

　　1917年3月，引起国内震动的中德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在正式公布以前，新闻界首先探知这一消息的就是邵飘萍。邵飘萍关于这次事件的采访，正是运用了虚虚实实的做戏的方式。事件发生前的某一天，邵飘萍正在国务院某秘书的办公室办事，隔壁恰好是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办公重地。无意之中听到秘书打电话通知美国公使，说段祺瑞总理下午三点将要到美国使馆去访晤。电话立即触动了邵飘萍的神经，他马上联想到当时正值美国与德国断交，为了孤立德国并且取代德国在中国的地位，美国拉拢中国，希望两国采取一致行动。段祺瑞这时会晤美国公使，无疑是与中德关系问题有关。邵飘萍这时候并没有急着去找段祺瑞和他的秘书，而是抢先来到了美国使馆，以一个事内人的身份向一参赞询问两国要人会见的目的和内容。邵飘萍一再表示自己不是局外人，只不过想通过使馆使消息得到证实。在虚虚实实的采访中，邵飘萍又探听到美国政府对驻京使馆的有关训令。之后，他立即赶回国务院采访段祺瑞，同样向段表示自己是知情人，要了解中德断交的确切日期。邵飘萍的采访圆满结束，政界要人不知不觉就被邵飘萍钻了空子，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内幕新闻。

　　还有一次，内阁讨论金佛郎案，所谓佛郎，就是法郎在当时的译名，庚子赔款中法国部分本来可以用纸币来赔偿，但是法国国内通货膨胀使纸币贬值，于是法国要求中国用黄金代替纸币，于是中国因此而多支付了八千万元。在这次事件中，是严禁记者列席的，但是邵飘萍不甘罢休，守候在会场门侧。法国公使进入会场时，邵飘萍立即尾随。使门卫以为是公使的随从，没有阻拦。第二天，关于金佛郎案的讨论内容便见诸于报纸，引起民众的激愤。

　　在这两次采访中，邵飘萍分别化装成知情人和随从，而得以获得信任，取得采访成功，这种方法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做戏”。这种方式在现在看来，有点类似于暗访。这种方式相信大家并不陌生，我们经常会在电视上看到这种采访方式。它常用于揭露黑幕的批评性报道中，比如某个地方贩卖盗版碟，记者就会化装成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对他们的地下行径予以揭露。这种方式使事件本身更接近真实。但是现在有不少对于暗访这种采访形式的质疑，有些人认为，暗访，以及随之而运用的偷拍、偷录等手段，让人有“鸡鸣狗盗”的嫌疑，新闻像是偷来的，而记者也更像是特务，采访就成为一种见不得人的活动。他们认为，这种方式使新闻获得的手段不够真实，因此也有损于新闻界的可信度。

　　1997年，《芝加哥太阳报》得到举报，说一些政府的巡检员勒索小旅店。为了查清真伪，报社训练了两名记者，装扮成一对从小镇出来的夫妇，在当地买了一家小旅店，取名“幻景”。装修过程中，他们的水管和配电方面留下了显而易见的纰漏。半年时间里，两名乔装打扮的记者对付了一批批市政府和州政府的检查员，尽管旅店在消防、卫生、建筑等方面存在着违规、违章之处，但检查员们都忽略不计，因为他们接受了从10美元到100美元不等的贿赂。而这一切都有被巧妙隐藏的摄影记者一一记录在案。

　　“幻景”旅店结束营业之后，《芝加哥太阳时报》的揭露文章连载了4个星期，那些激动人心的戏剧化的报道和照片不仅使芝加哥为之震惊，也使全美行为不检的政府官员大为惊恐。几十个电气和建筑巡检员因索贿而遭到起诉。

　　但在普利策的评选中，这组报道先是入围，后来又被取消了评奖资格。当时在《圣彼得斯堡时报》任首席执行编辑的尤金·帕特森是1979和1982年普利策顾问委员会委员。他说，评委中出现了争论，许多人认为把奖项授予隐身采访的作品就等于支持这种报道的方式。”尤金说：“我不愿意看到有人鼓励其成为一种时髦趋势。”他认为：“如果报纸以编辑的身份要求政府坦白、公开，而自己又隐瞒真相或掩饰动机，新闻界作为一个整体就会在可信性方面付出代价。”《华盛顿邮报》的总编辑布莱德里也是当年的评委之一，他认为：“报纸获取新闻的手段不够诚实，又怎能为诚实和尊严奋斗!”

　　所以这种采访方式的使用是需要有限制的，邵飘萍对此提出过两条记者所应当遵循的原则：一是要有正当之理由——即在道德行为或目的上应是高尚的;二是事后一定要给当事人解释清楚原委。否则的话，将会授人以话柄，有作伪、说谎、假扮之嫌。由此可见，邵飘萍在使用这种方法的时候是非常小心谨慎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邵飘萍本人正直的个性。这只是一种迂回的技巧，而不是欺骗的手段。

　　在与人交谈的过程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对于不同的人我们需要寻找不同的话题，而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心情状态下也需要有不同的谈话内容。如果这个人不喜欢篮球，那么你和他探讨NBA则很可能冷场;如果有人正在为某个事伤心，我们一定是要暂时避开谈论这件事的。这种技巧就是对被采访者心理的把握。

　　说到对被采访者心理的把握和控制，应该算是邵飘萍新闻采写艺术中最大的一个亮点。邵飘萍非常善于捕捉被采访者的心理特征，顺应受访者的心理状态，达到使访问顺利进行的目的。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政府起初还是举棋不定的，有人主张参战，也有人主张中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闹得各执一词，莫衷一是。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终于在国务会议上作出了决定，那就是：决定参加协约国(英、美、法方面)，对同盟国(德、意、奥方面)宣战。不过这项决定，还须要保守秘密。因此中枢各重要机关全部挂出了“停止会客三天”的牌子，国务院当然不会例外。

　　可是大家都希望知道这项消息，街头巷尾，茶馆酒肆，三三两两交头接耳，都是在互相打听“咱们到底是参战还是中立”这个问题。然而谁也说不上来究竟怎么样。

　　这是邵飘萍却不仅见到了段祺瑞，而且获得了自己想要的新闻。他是怎么做的呢?邵飘萍先借了一辆挂着总统府牌子的汽车，坐上一直开进了国务院大门。在内传达室下了车，掏出了“京报社长”的名片，要求传达长给他回禀一下。传达长说：“您老不要难为我吧，这些日子不但段总理绝对不会客，就连他的秘书、侍从都不见客。”

　　这时邵飘萍掏出了一千块钱，数出了五百元递给了传达长，说：“总理见不见没关系，只要您给回禀一声，这五百元送给您买包茶叶喝。万一要是接见了我。那我再送给您五百，您看怎么样?”传达长一想，给他碰一碰也没什么，不是白得五百元吗。于是这位传达长就拿着他的名片走进去了。不多时，传达长笑吟吟地走出来了，高举着名片，嘴里大声说出一个“请”字来。邵飘萍听了这个“请”字喜出望外，便大摇大摆地随着传达长走进了总理的小客厅。不是说三天内不见客吗?为什么段祺瑞竞接见了这位无孔不入的邵记者呢?这里面是有一个缘故的。段祺瑞当时心想拉拢舆论界为自己吹嘘，而他知道邵飘萍在当时是新闻界了不起的权威人士。当他看到来客的名片是邵飘萍时，他虽然明知此来是采访关于参战与中立的新闻来的，可是若不对他谈这个问题只会会他又有什么关系呢?再说使他碰了壁，得罪了这位大记者，对自己多少是有些不利的。因此他才叫传达长把邵记者请进来。

　　虽然段祺瑞绝口不谈和战问题，架不住邵记者再三、再四地恳求，并且提出了“三天内如果北京城走漏了这项机密，愿受泄露国家秘密的处分，并以全家生命财产作担保”的保证。老段不得不谈了，要他先立保证书，他便即时抽出自来水笔把军令状当场立下了。这时，段祺瑞才一五一十告诉了他。内容不过是中华民国决定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宣战。细节也说了说，首先调动在法兰西的十五万华工，协助协约国修筑工事等等。

　　邵飘萍得了这项消息，辞别了段祺瑞，又给了传达长五百元，就坐着汽车开到电报局去了。他把这项消息用密码拍到上海新、申两报。上海报馆接到这项重大新闻，立时就印行了几十万份“号外”在上海滩上喧嚷开了。

　　在当时津浦路还没有通车，报纸号外由上海到北京必须由轮船运，要走四天路。因之当上海的号外运到北京时，已经超过“三天内北京城里不得走漏消息”的约期了。老段知道了这件事，也是莫可奈何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邵飘萍对于被采访对象的心理是把握得非常准的。仔细揣摩被采访者的心理，准确把握住他的心理变化，是采访获得成功的要素，同时也是我们日常交往过程中应当注意的。

　　正如他自己在临死前的那篇文章中写的，他的一生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连毛泽东都说他是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始终保持独立的人格，是作为记者所应该坚持的最高贵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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