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到明朝是有多恐怖？

最精致的明朝生活手册

“穿越”的热潮流行得久了，回去做帝王将军公主小姐，各种样的瘾，那些经典的穿越小说，已经带我们体验过很多遍了。

倘若，如果成为古代社会的一位普通劳动者，生活又会是怎样的模样？

比如，回到今天极有关注度的大明朝，成为普通老百姓一枚。

那么，一件很痛苦的现实便是：规矩多。

衣食住行都是规矩

如果仅看朱元璋开国时期创立的明朝社会体制，以及那个体制下老百姓的生活，我们恐怕很难把明朝同“丰富多彩”四个字联系在一起。因为朱元璋所创造的社会体制，是一个等级森严，条令严苛，管理严格，简朴刻板的世界，打个比方说，就好比是一个规矩严格，秩序分明的传统农庄。

而说到明朝这个“农庄”的规矩，那更是名目繁多，衣食住行，样样都有严格的条令，违规的代价，则更是惨重的，稍微不留神，就很可能是牢狱之灾。

就以穿衣服来说，明朝初期，特别是朱元璋统治时代，是一个穿错衣服后果很严重的时期。明朝社会阶层的划分，不同等级的人群，都有各自穿衣服的规定，一旦穿错，就等于是“僭越”大罪，将被国家处以重刑。

犯罪的后果很严重，但要想不在穿衣服问题上犯罪，却也是相当辛苦的，尤其是如果我们以现代人身份穿越到明朝，想要不栽在这条上更是困难，一是要考验自己的背书能力，明朝穿衣服的规矩极其繁琐，从发型到服装无所不包，比如束头，全国的成年男性都要束发，官员要戴乌纱帽，穿圆领袍，着黑靴，士子百姓要戴四带巾，穿杂色盘领衣，不得穿玄黄颜色。教坊司乐工要戴青色顶巾，系红绿帛带，女性方面，普通老百姓的妻子，可以允许戴银质首饰并在上面镀金，耳环可以戴黄金耳环并佩珍珠，镯子则必须佩带银镯子。乐妓要戴银角冠，绝不能和老百姓的妻子穿一样的衣服。

上面的这些规定，只是衣着服饰规定的笼统内容，具体到穿衣的面料，样式，尺寸，颜色上，却更是条令多多。面料上说，王公贵族和职官，有权穿着锦绣绸缎，普通老百姓家只准穿着素衣绸缎，商人更惨，只能穿绢和布，有钱也不能穿绸子。而具体到官员身上，不同等级的官员，穿衣服的规定也是不同的，官员之间身份的差别，主要通过官服上的图案来界定，官职不同，官服上的动物图案也就不一样。文武官员的服装也有区别。这其中，担负教育任务的教官们，也有特殊的服装，各地教官上任，国家都要赐予衣服，同时学校的训导，也要被赐予冠带。生员们要规定戴软巾，腰系垂带，衣着襕衫。而在生员考取国子监，则要被赐予遮阳帽，即明朝人所说的举人圆帽以示区别。不同的衣服，标志着不同的身份，我们如果穿越到明朝去，在大街上不用问，只凭路人的衣服，就可判断出其身份职业。而我们如果生活在明朝，在不同年龄段，我们所穿衣服的改变，也意味着我们人生的轨迹。

和穿衣服同样的是，吃饭在明朝，也是有学问的。

明朝人的饮食，在明初也有严格的等级界限，比起元朝末年的享乐风尚来，明朝初年吃什么，怎么吃，都是件一不留神就要命的事情。首先餐具就有严格的规定：公侯以及一品二品官员，酒盏要用金制，其他餐具用银制，三品到六品官，酒注要用银制，酒盏用金制，六品到九品官，除了酒注和酒盏用银外，其他餐具必须用瓷。在明朝初年的餐桌上，和穿衣服穿错的后果一样，宴会上摆错一件餐具，也同样是要被办罪的。森严的规矩下，明初吃饭，内容也很简单，就算是公侯之家，餐具讲究多，但饮食内容却比较随便，一般也很少有宴会时候请戏班子唱堂会的。老百姓家自不用说，许多老百姓家一辈子也没办过宴会，就算是结婚这样的大事，酒宴上通常也只是五六盘水果，五六盘菜，条件好的家庭，再多个两三盏汤。之所以如此简朴，除了规矩多外，还因明朝开国早期经济疲敝，无论官民都不怎么富裕，节省着过日子吧。

比起吃来，明朝人的住房，同样体现了森严的等级，首先是王府的级别，明朝亲王的府邸，正门，前后殿，四门，城楼，都要用青绿点金装饰，廊房要用青黑装饰。而王府的规格，乃至房间数目，也都有严格规定，亲王如果擅自装修房间，甚至多盖府邸，那可不是闹着玩的，重了可以直接被处以谋反大罪。公主的府邸则又有区分，不能用金色装饰。

官员的住宅，规矩却更多，甚至和穿衣服一样，根据不同的品级都有不同的规定，不但外观上区别很大，甚至房间内部的厅堂以及桌椅摆放，规矩也同样的多。外观构造上，官员的住宅里不许建歇山转角，重栏重栱，不许有彩绘图案。厅堂的房间数量，根据官职的大小也是有严格区别：一品二品官员家的厅堂，规定有五间九架，三品五品的厅堂，规定有五间七架，六品至九品的厅堂，是三间七架，在屋脊门屋的图案上，更有严格的区别，修错了房，画错了图案，对于明朝官员来说，很可能就是一辈子全完蛋。老百姓的房屋，更是不能超过三间五架，连彩色装饰都更不允许有。同时对于官员来说，这种住宅规定，也是有继承权的，比如某官员官居一品后去世，他的儿女们仍然可以住在一品官员等级的房屋里，同时，如果房屋的图案上，出现了诸如日月龙凤等象征皇权的内容，同样要以谋反论罪。相比于住，明朝人出门的规矩也多，尤其是官场上，官员出行主要是坐轿子，什么样的品级，做什么样的轿子，坐错了同样是大罪。

明朝这种森严的等级制度，在明朝开国之后，构成了明朝森严的社会秩序。按照明末历史学家谈迁的话说，也正是这种制度，使明初成为了明朝历史上“犯罪率”最高的朝代。生活在明初的老百姓，有时候一不留神就会犯法。比如穿错了衣服要犯法，朱元璋在位时，曾经有军汉当街踢球玩乐，出汗了为凉快，就把裤腿挽起来，结果一挽裤腿就“违制”了，接着一群公差上来，把这群军汉抓走，不久后宣判，所有挽裤腿的军汉，他们挽裤腿的脚都被砍掉。踢球尚且那么大风险，处处都要谨慎。按照明末历史学家谈迁的话说，如果他生活到朱元璋统治的时代，那是想想都害怕的。

史上最好社会福利

从明初的社会制度上看，穿越到明朝做老百姓，很多方面是很苦逼的。但事实上，无论明初还是明末，做明朝的老百姓，也有幸福的一面——福利好。

在中国历代封建社会中，明朝是一个社会福利比较高的时代。这个功劳，首先当感谢朱元璋，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格外重视民间疾苦，从小吃够了苦的他，也出台了各种政策，让老百姓不再吃苦，他的三大福利政策分别是“养济院”“漏泽园”“惠民药局”，所谓“养济院”，就是负责收留城市中的寡孤孤独的福利院，漏泽园，就是国家公墓，免费埋葬过世死者，惠民药局，就是国家免费医院，可以免费看病和免费领取药品。朱元璋甚至还规定，如果城市里发现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或者是发现了生活不能自理且不无人照料的残疾人，那么地方官就要被追责，轻则撤职查办，重则下狱问罪。甚至朱元璋还曾经试验过“保障房”政策，命令在南京试点，于郊外修筑公房，并安排无家可归者居住，尽管这项政策，限于封建时代的经济条件，未能全国推广，但可算是世界最早的国家免费福利公房。除了这些福利机构外，明朝的福利待遇也好的很，以“养济院”为例，凡是被收留的，每月都会给予大米三斗，库布一匹。以至于许多生活并不贫困的骗子，也假装穷人被收留进来，且赖在里面不走。而如果遇到水旱灾害等情况，对于因此而无家可归者，明朝更免费给予稻种更牛，并赐十五亩田地。到了明英宗朱祁镇在位时期，明朝更出台了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养老制度——优老之礼，即年满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国家就要赐予爵位，每月给予生活补贴。毫不夸张的说，大明王朝，堪称当时世界上全民福利的国家。

这种全民福利，也造就了明朝三个世纪的凝聚力。即使在许多皇帝昏庸，政治腐败的时代里，明朝的老百姓对待国家，依然体现出了不离不弃的深厚感情，比如土木堡之后的北京保卫战，不但明军三军用命浴血拼杀，甚至战前，京城的百姓还自发捐钱捐物，支援朝廷，而在战斗打响后，北京周边百姓还有人跳上城头，自发参加战斗，用石块做武器投掷瓦剌骑兵。明朝中后期虽然军备废弛，但史不绝书的，却是明朝北方边境上，经常边镇百姓与驻军合力，死守孤城并击退强敌的佳话。尤其是在嘉靖年间的右玉保卫战中，当时鞑靼大军围困，小小右玉，只有几千士兵百姓，然而右玉百姓却答，我们世代受国恩，如果今日开城，就要留下万世的骂名。结果八个月的右玉保卫战，令横扫草原的鞑靼阿勒坦可汗碰的头破血流。鼎盛时期的大明，尽管存在着诸如腐败等问题，却是一个具有繁荣经济和高度凝聚力的强大国家。明朝晚期之所以落得灭亡的下场，武备不振只是表象，真正原因，却是腐败的明朝，已经失去了民心，最终惨遭抛弃。

奋斗在明朝

而如果穿越到明朝做老百姓，混农村还是混城市，效果也都是不一样的。

明朝早期施行“重农”政策，具体到农民身上，一是赋税比较轻，除了江南地区重税外，其他地区税都不高。农民家里的土地，多少亩种麦子多少亩种果树多少亩种桑麻，都要听国家指挥，私自乱种更要治罪。这种明朝特色的“计划经济”，在明朝早期发挥了巨大效用，国家经济迅速恢复，粮食储备直线增加，按照《明史》的说法，在朱元璋在位的晚期，国家各仓库里的粮食，就多得吃不完，有些甚至因为常年存放，早已经腐烂变质了。

而在明初做农民，虽然被管的多，但只要勤劳工作并发家致富，却也有机会当官。明朝管靠财产较为丰厚的农民叫做“富民”，启用富民为官，也是明朝从朱元璋开国之后，一度奉行不辍的传统，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可以拉近政府与百姓的距离，体现朝廷亲民重农之意，二也有助于调和官府与百姓之间的矛盾，尤其是由富民们去执行国家的政策，与百姓之间的冲突会少得多。更易取得百姓的信任。明朝早期，农民出身并官至高层的例子不少，比如湖广富民严震直，一路提拔成了户部尚书，掌管整个大明王朝的财政。苏州富民沈阶，也曾官至户部员外郎，另外在明朝早期，各府县的基层官员甚至小吏，也都有“富民”充任，种地种的好，在明朝早期，当官甚至当大官都不是梦。

“富民为官”现象后来之所以消失，原因有很多，一是本身被选为富民的，多是憨厚老实的农民或者当地德高望重的乡绅，虽然也不乏严震直这样的能臣，但绝大多数人行政能力却是有限的，干工作更干的很辛苦，随着明朝教育的发展，科举制度逐渐成为官场选拔的正途。富民出身的官员，也就日益绝迹。

明朝农民生活的变迁，最大的特点，就是从明朝开国到灭亡，农村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的日益加剧。这个变化并不止明朝有，相反却是每个封建社会的老剧本，但放在明朝身上，也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是贫富分化问题，这其实是经济发展规律，任何一个行业，都会有优胜劣汰，但明朝的问题是，国家以农业税为主要税收方式，而土地兼并的发展，却让农业税日益萎缩，因此农民负担日重，这其中尤其以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最为明显，江南地区是明朝农业税税率最重的地区，但是明朝又有规定，士绅大户有免税特权，所以一些自耕农们，就把土地寄托在大户名下，以此逃税，这样的情况，大户得利，小民也减税，然而国家的税收却因此受损。明朝中后期税收日少的局面，正是因此而造成。明朝的一大问题，就是税收比例严重失调，主要承担赋税，依然以自耕农为主，可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博兴，工商业其实成了国民经济中的大头，然而放在税收里，工商业的比重却依然低，结果就是该缴税的，却交的少，没钱缴税的，就交的多，交不起的就起来造反，最后把明朝给反没了。

而如果穿越到明朝的城市，特别是中后期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里，那么你的生活，就很可能是丰富多彩的。

明朝的市民文化有多繁荣，看看《明史》上的形容就知道了。由于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发达，人口流动加剧，明朝的城市也高度繁荣，人口数量激增，行业鱼目混杂，三教九流云集，在这样的城市里，一个人奋斗的途径，也变得日益多样，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文士，考科举考不上，放到其他朝代，要么做个教书先生，要么回家种地，很可能清贫一生，放在明朝却又许多新的出路，比如可以给官员做师爷，给商人做参谋，甚至还可以去戏班子写戏。走在明朝的街道上，你可以看到各色人等，志得意满的达官显贵，衣着华贵的商人，街边青楼窗口，花枝招展的妓女，甚至连妇女都有许多新职业，比如出入于官宦小姐家的女帮闲等。许多当时造访中国的欧洲传教士认定，明朝城市的繁荣程度，远在同时代欧洲城市之上。每一个明朝城市在外人眼里，都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花花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做老百姓，奋斗的内容，也是可选择的。比如如果你要打工，到了一个城市后，首先要找当地的“会馆”，也就是由你的老乡开的招待所，在会馆登记注册后，就可以白吃白住，然后会馆负责给你找工作，找好工作后就可以合法在当地自食其力，但是，如果你工作不满一个月就自己辞职，后果就是严重的：名声算臭了，在当地无法再混了。而且明朝一个城市的工作，在当时也是五花八门，除了可以做工人，做佣人外，甚至就算是青皮混混，在城市里也有行业——青手。这个职业有两个业务，一个是打人，比如收人钱财后替人修理人，二就是替人挨打，比如某人犯了事，要被衙门打板子，不想被打，就可以花钱雇青手替自己挨打，通常挨一次打收费十两，干这个行业，就算没胆量打人，只要能咬牙挨打，也绝对有机会发财。

而明朝中后期这种社会变法，最为苦逼的群体里，也包括知识阶层，我们今天称呼秀才，都叫穷秀才，其实这个称呼，就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明朝初期的秀才并不穷。按照国家规定，秀才都有国家的财政补贴，这个到了明末也照样有，但数目三百年来基本没变，物价却也翻了不知多少倍，这些钱放在明初，足够给秀才养家糊口，放到明末，却连喝西北风都不够。这种情况下，明末的秀才也只好自谋生路，个别没骨气的，就要穷人接济，成语“打秋风”就是这么来的。而有骨气的秀才，好多也都转行，最多的都是转行做生意，明朝中后期，出身读书人的商贾越来越多，好多还成为了一时的富贾，形成对比的是，许多商人有了钱之后，第一件事是花钱买一个生员名额，以图有个身份。

而在那个时代里，生活压力最小，既有钱又有闲的阶层，当属士大夫阶层。明朝中后期士大夫阶层的特点，一是极端富裕化，二是极端享乐化，明朝贫富差距的拉大，反映在知识阶层，就是有科举身份和官员身份的士大夫们，生活大多高度富裕，特别随着明朝腐败的加剧，他们就变得更加的富裕，富裕了以后的他们，生活态度也和前人不同，按照沈德孚《万历野获编》里的说法，明末的士大夫们，人生的追求就是享受再享受，奢靡再奢靡，比如吃上，那是不惜千金，珍奇野味无所不用其极。又比如穿，极尽奢靡，再比如业余爱好，有喜欢流连青楼的，也有喜欢混迹戏班的，而且这两样在明朝开国时期绝对不允许的丢人事，放在明末却是风雅事，明朝士大夫们，常有人专门喜欢为戏班子写戏，更有人喜欢亲自登台演戏。混迹妓院更是如此，放在明初，官员进妓院，铁定是要丢官的。而在明末，官员进妓院，不但是一件风雅事，甚至还是炒作自己的手段，如果能博得某个知名妓女的青睐，甚至抱得美人归，那在官场上的知名度，铁定刷刷的涨。典型例子，就是娶了柳如是的钱谦益，虽然在当时被骂的要死，结婚的时候花船上一路被人扔臭鸡蛋，但名声算是出来了，后来他一跃成为东林党干将，和这个不无关系。

明朝最后的皇帝-崇祯上吊

明朝这些社会观念的改变，不但是一个朝代理念的改变，甚至也是一种社会制度演进过程的改变，从总的趋势看，明朝的这种演变，主要就是从单纯的封建礼教，演变为对个性自由解放的强烈追求，这个过程里所出现的一切现象，如果我们对比同时期的西方国家，我们会发现两者充满着各种相似之处，然而不同在于，明朝在这个演进过程中，其改变只在于生活层面与经济层面，国家基础的社会制度，却并没有因为经济结构的变化而进行调整，结果就是日益发展变化的明王朝，与旧有的官僚体制越来越不相容，具体到国家大事上，就是明朝文官集团与皇权对立严重，而明朝民间声音，与官方声音也对立严重，在经历了张居正十年改革的努力后，万历皇帝的清算，却让这种不相容彻底的失控，所谓万历三十年不上朝，以及东林党与阉党的相互倾轧，归根结底都是这种不相容的表象，实际的原因却是，在不相容中反复挣扎的明朝，最终没有赢得一个新的出路，整个国家，随着经济上贫富差距的扩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税收的不公正，旧体制的日益滞后，最终如一个公司破产一样，走上了灭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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