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新军革命并非想象的恐怖

　　革命烈焰接续武昌首义，有节制地蔓延着。半个月的时间，两湖、江西、陕西四省相继独立了，光复了。

　　四省独立的主力都是新军，他们都是大清王朝的支柱，具有军事上的实力，也具有新的思想意识。他们之所以发难，主要还是因为宪政改革出了问题，原本作为宪政标志的责任内阁，不幸被弄成了亲贵内阁、皇族内阁；原本要解决铁路融资弊病的干线国有化政策，变成了权贵集团掠夺社会财富的国进民退。这才是四省新军揭竿而起的原因。

　　面对四省新军发难，清廷并没有借力发力，推动改革。相反，朝廷视四省新军为叛逆，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四省发难，不仅没有成为改革的助力，反而成为强化镇压的理由。

　　清廷的不觉醒让革命如烈火燎原，四处蔓延。九江新军发难第六天，武昌起义第10天（1911年10月29日），太原新军宣布起义，标志着山西光复。按照顺序，这是新军发难大潮中的第五个省份。

　　山西是晚清新政的模范省，一直走在政治变革的前面。1902年成立武备学堂，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最优秀的毕业生被选派到日本军官学校继续深造，然后回到山西担任新军军官或教习。

　　像各省的留学新军一样，这些优秀军官在日本留学期间，除了接触最新军事理论，也接触了不少新思想，接触了不少立宪党人、革命党人。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这批优秀军官既要做新军事的示范，还要做新政治的领航人，他们不仅没有军队专业化、职业化、国家化的想法，反而以为新军人首先就应该是政治上合格的人。因而留学日本的山西新军军官，大多具有宪政思想、民主共和的理想，这对于他们后来掌控山西新军，乃至山西政治，具有重大意义。

　　山西新军第四十三混成协创办于1907年，其中高级军官除来自日本士官学校，还有一些来自保定陆军学堂。山西新军的士兵，与其他省份不太一样，相对说来他们的文化程度高一些，所以当“保路风潮”席卷全国时，山西新军其实已经卷入动荡，官兵对时局的关切越来越明显。

　　正像许多省份的清朝官吏一样，山西巡抚陆钟琦很早已经意识到新军不稳不可靠，他也设法施以各方面影响，但都不见效果。为防意外，他一方面从外面调配巡防营驻扎省城维护秩序，另一方面将驻守省城的新军调往外地。结果也和其他省份一样，山西新军接到调防命令后，加紧了起义的准备，他们担心清政府分化瓦解各个击破。

　　陆钟琦给出的开拔时限为10月28日。当天下午，新军中具有新思想的军官黄国梁、阎锡山、张瑜、温寿泉、乔煦、南桂馨等集会决定利用开拔命令领取武器弹药，当天夜里突然发难，驻扎太原城外的新军第八十五标第三营管带姚以价率先从南门攻城，驻守在城内的第八十六标标统阎锡山迅即响应。仅一夜功夫，太原全城就被起义军占领，山西巡抚陆钟琦、协统谭振德被击毙，满城亦降。稍后，山西全省各州县仿照省城相继光复。

　　山西军政府成立第二天（10月30日），昆明新军宣布起义，并很快获得胜利。按照时间顺序，这是武昌起义后第六个独立省份。

　　云南地处边陲，与缅甸、越南接壤，屡受英法势力窥伺蚕食，因此之故，云南人的种族主义情结在近代特别高涨。1904年，云南开始有秘密组织“誓死会”，宣布与满洲殖民统治不共戴天，发誓不惜代价推翻满清，甚至不惜与之偕亡。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云南很快就成立了一些外围组织。这些组织在云南新军及巡防营先后建立了自己的系统。云南新军筹建后，和其他省份一样，逐渐被具有新思想的党人所控制，像李根源、罗佩金、唐继尧、蔡锷等，即便此时还没有加入同盟会，但他们都具有明显的叛逆倾向，对既有体制极端不满。

　　湖北新军首义的消息传到云南后，群情振奋，具有新思想的张文光、陈天星、李学诗等，率同新军第七十六标两队率先于10月27日在腾越发难。稍后，张文光以滇西军都督名义发布命令，号召向昆明发兵。

　　其实，昆明新军已处于骚动状态。新军中的党人已经密谋，决定在重阳节（10月30日）那天发动。

　　重阳节晚九时，驻扎在昆明城外的新军第七十三标率先起事，由北门斩关直入，向军械局等要塞发动猛攻，清军在统制钟麟组织下给予激烈抵抗，义军并没有顺利得手。

　　夜半，驻扎在城外的第七十四标在罗佩金统率下向城内发动进攻，城内的义军里应外合打开城门，直扑总督府。经过几个小时激烈争夺，双方各有死伤，至第二天（10月31日）中午，义军终于占领了云贵总督府。统制钟麟在混战中被击毙，总参议靳云鹏乘着混乱机警逃走。

　　11月1日，云南军政府宣布成立，公举蔡锷为云南都督，李根源为军政部长兼参议院院长。

　　云贵总督此时为李经羲，李经羲是晚晴立宪时代的重要人物，他和其他督抚一起于1910年10月联名奏请朝廷加快改革步伐，立即组织责任内阁，尽速召开国会。李经羲的行动极大推动了立宪进程，只是清廷在关键问题上忽略了责任内阁不是皇族内阁，更不是军机处的翻版。所以，当各地新军风起云涌日趋不稳时，李经羲也在观望，他并没有在云南新军发难时破釜沉舟鱼死网破，更没有殊死抵抗无谓牺牲。但是，李经羲毕竟是李鹤章的儿子，李鸿章的侄子。李家属于大清国几个最大的政治世家，历史的原因使李经羲无法与新军将领一起反朝廷。

　　李经羲没有参与反朝廷，但他并不格外反对别人反朝廷，他对蔡锷、李根源有知遇之恩，所以云南新军革命成功后，并没有难为李经羲，而是客客气气将他礼送出境。这是1911年中国政治大变动中的一段佳话。

　　至云南独立，全国宣布独立的省份已有六个。在这20天的急剧政治变动中，六省不能说没有牺牲、损失。六个省的大清命官确实没有给朝廷太丢脸，不过除了江西巡抚冯汝口兵败自杀，其实也没有多少高官认真组织过抵抗，更不要说殊死抗争。先前不断向朝廷表忠心的各位督抚、高官，到了关键时刻还是保命要紧，大多选择了不抵抗，一走了之。

　　因此，这场改变中国历史与命运的大革命，实实在在地说来，并没有想象的那样恐怖。这只是一场低烈度的体制震荡，是军队中头面人物登高一呼，摇身一变，他们并没有像军阀、土匪那样趁着时局动荡占山为王、跑马圈地，更没有想着割据、分裂，他们的目标，其实还是为了国家好，他们看不上的是朝廷的倒行逆施、宪政中止，他们所期待的，还是一个宪政的中国，一个与东西洋立宪各国一致的中国。

　　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并非后来人描述的那样恐怖，不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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