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边区抗战歌曲：堪称抗战乐以载道的丰碑

　　每个民族都有其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有机叠合，会生发出大众认同的国家观念与时代标识。而艺术精神，则是民族精神的具象化观照。作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第一个敌后根据地，在晋察冀边区这方血与火的土地上，以吕骥、周巍峙为代表的一批音乐工作者，围绕武装斗争、民主建政、发展生产主题，创作了一批反映边区抗战的歌曲，给艰难困苦中的抗日军民送来了精神食粮。

　　首先不得不提的，是歌曲中前仆后继的斗争精神。中华民族珍爱和平，但从不惧怕战争。“七七事变”后，面对“华北告急”的危局，晋察冀抗战歌曲急切呼唤人们去“当兵保家乡”。在这场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子弟兵进行曲》《我们坚决像钢》讴歌了八路军和民兵的英勇善战。《战士的枪》《我们的铁骑兵》《夜袭之歌》《叫他越治越不安》等从多维空间展现了边区战斗情节。特别是《狼牙山五壮士歌》《五十九个》唱述了边区军民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慨。晋察冀边区政府就曾两次召开“群英大会”，表彰“子弟兵战斗英雄”邓世军、“战斗英雄”李殿冰等四百多位英模。《李勇已变成千百万》生动歌唱了军民同仇敌忾的战斗精神。

　　抗战伊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念即深入人心，社会各界团结一心御敌。1938年1月，共产党、国民党、各抗日军队与团体、工农等各界代表相聚阜平县，宣告共同建立晋察冀边区政府。在《保卫晋察冀》等歌曲中，这样一种团结精神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从高歌“打破敌人的封锁蚕食，谁也不能破坏我们钢铁的团结”，到直抒团结“才能打得赢”的主旨，《团结就是力量》是这一精神的最强音。2015年，这首歌曲当选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之一。

　　1940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双十纲领”，成为晋察冀各界的抗战纲领。歌曲《摧毁敌伪政权》《财政经济政策好》等唱颂了这一广聚民意的民主精神。1943年召开的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围绕着边区“施政纲领”“县区村组织条例”等民生与建政问题广泛协商,阜平的“豆选经验”尤其能体现民众的政治意愿。作为艺术化的表现，《县选歌》《选村长》横空出世，表现出“说老百姓的话，办老百姓的事”的宗旨。《认真选举》《民主政权歌》等歌曲，则告诫选民要珍惜民主权利。可见，民主题材是边区建设的常见话题。

　　艺以载道，乐与政通。可以说，驱除日寇乃是抗战的最大政治诉求，也是歌曲所载之“大道”。党制定的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等策略，使人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晋察冀音乐工作者也真切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在1940年抗战最艰苦之际，歌曲《新中国的姆妈》(田野词、周巍峙曲)就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给予了科学总结：“你坚持抗战争取民族解放，你实行民主改善民生，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将建设在你的手底下，那光明灿烂的新社会，你领导我们走近它!”它赞誉共产党为“新中国的姆妈”。这是人民对共产党抗战中丰功伟绩的高度评价。三年之后，又诞生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曹火星词曲)，进一步诠释了党的先进性和革命性。此乃晋察冀抗战歌曲“载道”精神的华美乐章。广大音乐工作者在谱好“颂党歌”这篇文章之时，深晓自己的艺术担当，立志做好《党军的宣传员》：“面向着艰苦的斗争，面向着战士和人民。在战场上，在田庄里，传播着嘹亮的歌声!”这种艺术实践，透过名不见经传的村剧团的咏唱可见一斑：“唱一个民主生活真自由，演一出大生产收成好，唱一个英雄模范好榜样，演一出二流子回头了”。正是这种“为穷人乐”的演艺精神，推动了抗战文化传播，彰显了音乐工作者“乐以载道”的精神。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付出了数千万军民的生命代价“熬出来的”。抗战精神是支撑我们赢得抗战胜利的支柱，也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随着抗日战争研究深入而系统的开展，晋察冀边区抗战歌曲已成为研究抗战艺术精神的重要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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