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的思想来源于什么？儒家思想对初唐四杰有什么影响？

　　朝代的更迭往往会伴随文化思想的变革。出现于初唐高宗朝中后期的四杰，其文化心态和艺术精神相对于前朝文人及当朝的龙朔诗人，呈现出新的特质，在他们的人格品德和创作实践上都有深刻的反映。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心事同漂泊，天涯共苦辛”

　　初唐四杰的得名，历来众说纷纭，学者曾作详细的考证。一般来说，“四杰之称大抵始于咸亨初年。”

　　《旧唐书•裴行俭传》言：“时有后进杨炯、王勃、卢照邻、骆宾王，并以文章见称。”可见四人的齐名缘于其文。唐人称颂四人才藻相类，喜欢对其品评比较。

　　其实四杰不仅文才相似，综观一生，同样福薄命舛。纵使少负才名，无奈沉浮辗转，处境悲凉。王勃天资聪慧又有家学渊源，相传六岁能文;杨炯幼时博学聪敏，十岁举神童，待制弘文馆;骆宾王七岁以一首《咏鹅》显示过人才气，流芳千古。但命运不但没有偏袒才子，还额外降祸。

　　王勃二十七岁遇险溺水而死，生命刚刚启幕就匆匆收场。杨炯一生宦海浮沉，官卑职小，晚年凄惨寂寥。卢照邻虽活到了六十岁左右，但三十八岁即得恶疾，几成残废，因难以忍受病痛折磨投水而殁。骆宾王的结局更是说法不一，无论兵败被诛还是投江自尽，都无尽悲凉。

　　引用王勃《别薛华》中的“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评价四人实为贴切。

　　初唐四杰的人格品德

　　传统文人受正统儒家文化熏陶形成“达则兼济天下，穷着独善其身”的思想，四杰也不例外。

　　青年时的王勃就有“学而优则仕”的抱负，他以才华为进阶石，以极高的政治热情撰写《上刘右相书》，直陈政见，挥斥时弊，希望跻身台辅，决策中枢，“大论古今之利害，高谈帝王之纲纪”，受到当权者的重用。杨炯二十七岁应制举及第，授校书郎。卢照邻为邓王元裕赏识，被授邓王府典签。骆宾王宦海几浮几落，但政治热情始终不减。

　　四人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王勃的《滕王阁序》云：“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可见其经世济国的宏愿。杨炯以《从军行》、《紫遛马》、《战城南》、《送刘校书从军》等边塞诗赞美边塞将士保卫边疆、建功立业的爱国抱负，更流露豪情壮志。卢照邻的《咏史》吟咏汉代季布的风云际遇，寄寓了他兼济天下的进取意识、积极入世的愿望和坚持操守的精神。骆宾王虽一生坎坷，但从未放弃政治抱负，《从军行》表现了他投笔从戎、忠君报国的凌云壮志。

　　有学者撰文说明王勃、杨炯的儒学思想源于关陇儒学和河汾之学。卢照邻、骆宾王所受的儒学教育基本上是齐鲁之学。

　　朝代的更迭致使统治思想亦产生变革，唐朝的统治者自然摒弃前朝的不良影响，从新的角度发掘儒家思想的内涵，“贞观君臣继承了周、隋以来北方儒学强调的‘王道政治’的理论，并明确标举以‘尧舜周孔之道’为其政治指导思想。”四杰接受的正是这样的儒家思想，这成为他们经世济国、兼济天下的宏图伟愿的根源。

　　命运对初唐四杰十分不公。在表达宏图伟愿的同时他们又有不少抒写内心苦痛的诗文。四杰将怀才不遇的个人感伤与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结合，表现出不卑不亢、白璧无瑕的高风亮节。

　　王勃才高位卑，政治上屡遭挫折，一首《别薛华》将悲凉不幸浓缩字里行间，但他没有停留于此，《采莲曲》以优美的文辞、真挚的情感抒发采莲女对远征丈夫的思念，反映连年征战的社会现实。卢照邻的五言诗《曲池荷》寄寓了他抱才不遇、早年零落的心境，《赠益府群官》透露出个性耿介、不同流合污的品德。骆宾王的《在狱咏蝉》既表现了“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的无奈，又坦白了光明磊落的心迹。

　　相对于同一社会文化背景下略早一些的龙朔诗人的利欲熏心、阿谀献媚，初唐四杰以诗文表白心迹，显示其兼济天下、刚正不阿的胸襟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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