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 科举制度的价值意义

　　科举制度的历史作用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科举制度培养了大批人才

　　因为这一制度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虽然这些人才最后能通过考试进入仕途的为数不多，但是客观上却在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懂语言、懂古文，能读会写，虽然很多人最终不能做官，但是还可以有很多其他的选择。比如李时珍成了著名的中医，还有人当了教师。

　　中国古代科举客观、公平、公正三原则仍然值得借鉴

　　科举制的发明，摒除了权力的干扰，保证选拔的公正、公平。科举制另一个重要功能，是保持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使“底层”可以通过苦读考试升至“上层”。科举虽已废除百年，但它所体现的考试、选拔人才的客观、公平、公正，仍值得借鉴、承继。在无法限制不正当权力的时候，只有严格考试才最为公平，为“底层”提供了改变命运的可能，虽然弊端明显，但别无选择。

　　科举制历史作用：为平民提供参与权力的平台

　　科举制度废除一百年了，百年来人们一直对它褒贬不一。其实，当我们冷静、科学、理性地对它重新审视，不难发现，它蕴涵着十分珍贵的可供借鉴的基本原理——选考。所谓选考，即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它与现代西方人事行政学中的“考选”(Selection)概念大体相同。以上的各项制度，自宋以后一直沿用。而这些做法，即便在当今考试中，仍然不失其使用价值。

　　学者：是时候终结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了

　　理论上说考试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才方式，但实际上却找不到更好的可操作的公平竞争方式，而考试的办法至少可以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千百年中多次对比实践，证明科举考试远比其他选材方法来得公平和有效，科举制才能历久不废。在科举制百年祭的当口，我们有理由而且也有必要提出：终结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此其时也。

　　将科举妖魔化的时代

　　在1905年废科举前夕，许多进步人士已批判过科举制，特别是激烈地抨击八股文这种科举考试文体，康有为甚至认为清末割地赔款都是八股之过。可以说，明末以来批判科举制的矛头基本上都是对准八股文的，是八股文拖累了整个科举制度。邓嗣禹便认为清末废科举之原因，一为八股文之反动，二为外患之刺激。（注：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台北学生书局，1967年版，第268页。）尽管在1901年以后，八股文已先被废去，但人们对科举制的坏印象已经形成，向近代文官考试制度转型的努力还未实现，科举制便已被彻底废去，以至于很少有人知道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两科的考试内容已和现代文官考试或公务员考试基本相同；以致人们一提起科举，就想到八股文，就觉得科举是一个坏东西。

　　废科举后的100年，大体上可以说是将科举制妖魔化的时代。由于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许多人对科举的认识遵行这样的逻辑：因为科举制很坏，所以才会被废除；因为科举制被废，所以科举制肯定很坏。在清末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中，在科举制度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废止科举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不能因为科举制被废了就将其说得一无是处，就将各种罪责都归结到科举制的头上。当对中国的官场腐败、科技落后、割地赔款无法找出更好的解释的时候，委罪于科举制是一种常见的思路，但却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科举取士利弊兼具，且影响重大而复杂，向来是传统社会关注和议论的热点问题，赞美与批评者都很多。然而，现代人在对待科举的态度上，存在着一种简单片面地划分历史人物进步与否的办法，凡是批评科举的则说明其进步而受到肯定，若说科举好话则属于落后人物。同一个人的不同言论若是反科举的，则是进步的、有见识的，若是肯定科举的言论，则属于落后的、没有批判精神的。

　　而且多数论著往往有意无意中省略肯定科举的人物和言论。这已形成了简单化的科举制评价套路，或者说一种八股式的评价模式。其中部分原因是受清末废科举时过激言论的影响，而清末士人批判科举却有以偏概全之嫌。（注：刘海峰：《知今通古论科举》，《教育研究》2003年第12期。）受认定科举制很坏的思维定势影响，当人们分析历史上一些问题时，往往不假思索地将罪过归结到科举制头上。为了批判科举制，有时甚至倒果为因。例如，不少人连清末官场腐败的原因也归罪于科举制，但是很少考虑到，1905年以后没有了科举制，官场的险恶程度一点也没有减少，而且植党营私、派系倾轧的情况还变本加厉，实际上官场腐败是促使科举制加速灭亡的原因之一。又如，解决不了官本位的痼疾，就说是长期的科举制造成了官本位的传统，也不仔细思考一下，在科举制产生之前，中国的官本位体制已经形成。往科举制中寻找官本位的根源，只是看到问题的表面，而没有洞见事实的本源。科举制承负了许多本不该由其承担的罪责。

　　例如，不少人批评科举制不平等，因为它不允许占半数人口的女性报考，似乎妇女无权参政就是科举的错。这实在是冤枉了科举制，妇女无权参政并非科举的罪过，而是传统社会的官僚结构使然。（注：刘海峰：《为科举制平反》，《书屋》，2005年第1期。）

　　不是我们的祖先没有创造性，不是我们的先民故意限制女性报考。无论古代科举制度的创制者或改革者再有创意，也不会将女性包括到考生中来，因为在父权时代或男权时代，各级政府中本身就没有设女性官员，科举怎么会去招考女性呢？

　　古人也不是全然想不到要为女性开辟科举的途径，例如，清代有《女开科传》的小说构想出专门的女性科举，清末小说《续镜花缘》也构想出武则天开女子科举直至发榜的情节。当太平天国政权中设有女性官员时，便有关于类似女子科举的记载。只是一般情况下，传统社会遵守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政府中没有女官，科举自然不会招考女生。其实，很多批判科举的说法都不太全面。

　　在分析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时，科举制成了替罪羊，似乎一切都是科举的错。长此以往，科举在许多人心目中已成了一个丑恶的名词。当要说某一种考试或机制不好时，说其“变成了科举”便已足矣，便是很重的批评。许多人对“科举”一词避之惟恐不及，即使有人不再将进士和举人视为贬义词，偶尔比附一下，也多会遭到激烈的抨击。

　　例如，2003年8月，北京西南部门头沟区灵水村举办“举人节”（又称举人“金榜”文化节），试图通过此活动募集资金修缮已经濒临坍塌的大量珍贵古建筑，结果招来许多媒体的冷嘲热讽。2004年夏，北京安定门街道与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合作，准备将1978年以来各省的高考状元大名刻录成碑，立在北京孔庙中，与198块元、明、清三代进士碑比肩而立。媒体报道后引起轩然大波，有的人认为这是足可诧异的奇事，认为“不要看科举制度废除了百年，但科举之历史幽魂，借得高考制度的皮囊，继续缠绕在国人的心头”；“百年之后科举精神又借尸还魂，木乃伊归来了。”（注：许纪霖：《高考状元碑背后的科举幽魂》，《南方都市报》2004年9月15日。）在激烈的批判声中，该计划当然只好作罢。

　　由此事件，可见“科举”一词的杀伤力之一斑。在政治左右学术的极左年代，对帝制时代的许多方面都加以批判，但文革中的科举批判观却与清朝末年出奇地一致，而且，对批判科举的激烈程度还变本加厉，以至登峰造极，把科举骂得一无是处。

　　在对科举一片责骂声中，情绪淹没了理智，成见代替了判断。然而，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多年后，许多人对科举的印象还停留在清朝末年或文革时期，以为科举是一种坏透顶的制度。在科举制废止一百年后，是应该走出盲目批判科举制的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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