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的统治中心是北京，北洋大佬的置业首选为什么是相邻不远的天津？

　　北洋政府的统治中心是北京，北洋大佬的置业首选却是相邻不远的天津，更准确说是天津租界。

　　从1860年清政府允许外国在天津设置租界以来，到1912年民国肇建时，天津已坐落着英、法、德、意、俄、日、奥、比八国租界，占地约2万亩。在治外法权的荫蔽下，租界内金融机构和贸易公司林立、商号和酒店比肩、各类工厂聚集，更有其他传统中国城市难以比拟的电力、电话、自来水等基础设施，堪称北方首屈一指的现代化都市。

　　北洋大佬首选天津租界

　　北洋大佬看中天津租界良好的社会治安、自成一体的法治空间、西方化的教育环境，以及稳定的房产价值，纷纷前来买地建楼，安置家眷。在任时，他们经常在周末乘坐京津铁路快车到天津探亲或者游玩，下野后更是选择在方便舒适的租界居住，真正“衣锦还乡”者少之又少。

　　英租界是天津各租界中的“大佬首选”。北洋政府7位国家元首当中，有4位选择在英租界置业。盛茂道上除了黎元洪宅邸外，还有“贿选总统”曹锟的宅邸，里面住着他和元配、三姨太。当然，曹锟本就是天津人，自然不只一套房产，他的四姨太便住在同属英租界的达克拉道“泉山公馆”内。

　　祖籍天津的文人大总统徐世昌，同样在英租界牛津道、咪哆士道也有两处大宅。徐世昌口头上不忘他出生地河南辉县的水竹村，吟诗作对、挥毫泼墨，都署名“水竹村人”，但从1922年卸任大总统到去世，17年间徐世昌没有离开过天津一步。以奉天为基地的大元帅张作霖，同样在英租界香港道买了两处房产，用做第三、第五两房姨太太的居所。

　　除此之外，奥匈帝国租界里也有两位总统的产业。租界内金汤二马路南侧，有一座华丽雅致的白色三层小楼，是北洋老大袁世凯的宅邸。马路对面有一座更为低调的两层楼宇，则是第三位大总统冯国璋的花园洋房。天津人将两座宅邸的关系称之为“左右冯袁”。

　　国家元首如此，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各省督军和省长们自然也对在天津租界购置房产趋之若鹜。在英租界“五大道”中，随便哪一条街都能数出七八处高官宅邸。北洋政府内部斗争激烈，总理、总长辞职，督军、省长下台实为常事。天津距离北京近在咫尺，下野高官在租界坐津望京，或是窥探复出机会，或是坐等时局变化，随时可以准备出山再搏一把。即便心灰意冷，无意于军政，也可以靠着天津良好的金融服务安心做生意，赚个盆丰钵满。

　　黎元洪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袁世凯病死后，顺理成章以副总统接任大总统，但在与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府院之争”中落入下风，经历1917年戏剧般的“张勋复辟”后黯然下台，遁入天津租界过起寓公生活。

　　5年后，1922年6月，直系军阀领袖曹锟挟第一次直奉战争胜利之余威，将试图在直奉皖三系之间搞平衡的文人大总统徐世昌赶下台，将黎元洪从天津英租界迎入北京总统府。但仅仅一年后，曹锟自己正式选为大总统。失去了利用价值的黎元洪被迫签署辞职书，再度回到天津。

　　自此之后，黎元洪放弃军政野望，安心于下野现实，把自己转型成了“再创业”的投资家。不得不说，在这方面他比当总统更有天赋。据不完全统计，到黎元洪去世前，他共投资各类银行、企业70多家，金额超过300万元。投资对象包括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北票煤矿公司、汉口第一纺织公司、南阳兄弟烟草公司等著名企业，还有北京证券交易所这样的金融机构，以及拍摄了第一部《红楼梦》电影的孔雀电影公司。

　　黎元洪还亲自担任了汉口黄陂商业银行、中美实业公司等企业的董事长，积极参加各类商业活动，每天要处理的文电和事务不逊于当总统的时候。1928年元旦，黎元洪还跑去为新开业的大型百货商店中原公司剪彩揭幕，此时距离他去世仅剩165天。

　　在租界发财的北洋大佬大有人在。前安徽督军倪嗣冲、前黑龙江督军鲍贵卿，在任时就是亦政亦商的人物，下野后都倚靠雄厚资金，以天津租界为基地，什么赚钱投资什么，安享荣华富贵直到病死。前江西督军陈光远带兵打仗颇为蹩脚，经商牟利却颇为灵通。他下野后在天津买地皮、炒黄金、开当铺、放贷款，狠狠赚了几笔。据说，陈光远拥有的地皮是天津第一，因此落下个“天津督军”的绰号。

　　同样生活在租界，后半生相对落魄的北洋高官也大有人在。曹锟身为直系军阀领袖，又当了一年多的大总统，靠自己经营和部下孝敬攒下万贯家财。只是，他的资产多靠亲信李彦青经营，钱款则由四弟曹锐经手，存于各外商银行。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李彦青遭到处决，曹锐吞鸦片自杀，曹锟的财产因之流散。加上被冯玉祥软禁的一年时间里，曹锟为了保全性命花销颇大，仅打点看守就花掉了10万银元，以至于获释到津寓居后手头颇为拮据。特别是一同生活的三姨太陈寒蕊四处追讨放在他人处的财物而不得，时常陷入歇斯底里的状态，更令曹锟苦恼不已。

　　段祺瑞则是另一种情况。他在北洋政府时期长期担任国务总理，在大总统与总理间的“府院之争”中从来都是胜利者，下野后却比同僚们更寒酸。段祺瑞号称“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没在经营产业上下过功夫，遇到钱不够的时候就借。在任的时候没人敢催缴，下野后境况就不一样了。1926年4月，段祺瑞被冯玉祥驱逐下台，退居天津，旋即被黎元洪一纸诉状告上法庭，要求段祺瑞偿还1918年向他借的7万元大洋。这官司打了两年，段祺瑞也没能把钱还上，直到黎元洪去世后不了了之。

　　野心家和血债主的安全区

　　国民政府在1928年宣布定都南京，北京从首都降为北平特别市，随着中央政府机关搬离，市面顿时萧条了不少，反而衬托出天津更加繁荣。1930年，张学良借着中原大战中支持蒋介石的功劳入主平津。他把总部设在北平，却更留恋天津的繁华市街和夜生活，也时常与北洋下野高官相往来。他最喜欢出没在天津巨商、怡和洋行华人大班梁炎卿家中。直到90岁时，张学良还对梁炎卿的九女儿念念不忘，对来访者说起“我特别喜欢他的九小姐”。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三省沦陷于日本人之手。民族危亡的局面震动了全中国，在天津却显出一些不一样的面貌。在天津，除了北洋高官外，还有另一个群体因为类似的原因选择在租界聚居，他们便是前清宗室和遗老遗少。1926年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的末代皇帝溥仪，以及庆亲王载振、前总管太监“小德张”张恒泰，都是租界居民。溥仪先后居住在日租界宫岛街的晚清陆军第8镇统制官张彪宅邸“张园”，和民国驻日公使陆宗舆的宅邸“静园”，圈子不离租界主流。

　　1931年11月下旬，两次发生武装“便衣队”从日租界袭击租界外天津县城的事件，中国军警守土有责，与便衣队大打出手，导致租界内商贾歇业、贸易停滞，北洋高官的产业也受到不小的损失。日本人组织这次暴动的实际目的，是掩护溥仪前往东北，以充当伪满洲国的傀儡元首。随后，大批居住在天津租界的遗老遗少奔赴东北，摇身一变成为伪满洲国的“建国元勋”。

　　对北洋大佬，尤其是其中犹在壮年、不甘心下野的一批人而言，天津租界同样是谋划行动的安全区。国民党的“蓝衣社”特工虽然活跃，也不敢在租界巡捕房的监视下放肆开展制裁行动，前湖南督军张敬尧便是一个显著例子。1933年长城抗战期间，张敬尧在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的支持和怂恿下，试图在平津地区组织武装、发动暴动。结果抵达北平后不久，就被国民党特工刺死在六国饭店。

　　同样因为离开租界遇刺的，还有两位最初没有选择退居天津租界的大军阀——原“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和原“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北洋时代末期，两人的队伍都成为张作霖奉系军队的附庸。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后，接任奉军军阀领袖的“少帅”张学良，认为张宗昌与日本人关系密切，因为拒绝其所部出关，导致张宗昌的队伍在滦东被国民革命军消灭，其本人逃往日本人控制的大连避居。孙传芳在沈阳居住了一段时间，也在张学良选择“东北易帜”、加入国民政府后移居大连。

　　1931年“九·一八”之后，张宗昌、孙传芳相继迁到天津居住。1932年9月，张宗昌受时任山东省主席韩复榘邀请前往济南拜访，事毕返回天津时，在火车站遭人开枪射杀。行凶者名叫郑继成，是北伐战争期间被张宗昌下令枪毙的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将领郑金声之子。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在如何处理郑继成一事上颇为摇摆。济南地方法院以预谋杀人罪判处郑继成有期徒刑7年。但司法院院长居正公然宣称“三民主义之国家……可以拿党义充分的运用到裁判上”“以郑继成之忠孝两全，以张宗昌之恶贯满盈，郑之杀张……何以三民主义之刑法反认为有罪?”最后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将郑继成特赦释放。

　　孙传芳的名声要比“狗肉将军”张宗昌好一些。1935年5月，日本方面借口日租界内发生的亲日报人、《国权报》社长胡恩溥和《振报》社长白逾桓遇刺事件是国民党中央军所指示，强迫国民党中央军及东北军于学忠等部退出平津，同时煽动阎锡山、韩复榘、宋哲元等华北实力派人物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实施“自治”。在此期间，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多次游说孙传芳为其张目，充当“华北自治领袖”，都吃了闭门羹。

　　即便如此，孙传芳依然遭遇了暗杀。1935年11月13日，孙传芳在天津佛教居士林被人开枪打死，当场血溅佛堂。这一次的行凶者施剑翘，是北洋时代山东军务帮办施从滨之女，行凶原因同样是复仇。1925年的一次战争中，施从滨被孙传芳部俘虏后下令枪毙。施剑翘曾在天津跟踪孙传芳多时，她没有选择法租界内的孙传芳宅邸，也没有选择孙常去的法租界仁昌广播电台，而是在位于租界外天津县城东南角的佛教居士林动了手，想来也是考虑被捕之后由中方警察侦讯，舆论上会更加有利等因素。结局果不其然，施剑翘同样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同样被特赦释放。

　　这件事情让北洋大佬们颇有兔死狐悲之感，也更加相信拥有治外法权的租界，才能使他们安全度过生命最后的时光。但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迎接他们的将是不同选择带来的不同结局。

　　面对侵略者的拒与从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7月29日一天之内，北平、天津相继沦陷于日本军队之手。只有租界内还保持着相对平静。只是，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此时租界面积已经大为缩小。1917年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成员向同盟国宣战后，天津的德国、奥匈帝国租界就被收回。1924年8月，苏联政府又将俄国租界交还北洋政府。比利时租界则在1931年1月主动交还给了国民政府。面对战争的到来，居住在租界外的北洋“老干部”们纷纷迁入英法租界。

　　攻占了平津的日本人，需要利用有名望的中国官员组织傀儡政权，替他们维持地方统治。天津租界的北洋高官，正好为日本人提供了丰富的后备人选。而日本人的军事胜利和政治鼓动，也让部分北洋下野官僚政治野心死灰复燃。

　　1937年12月14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这个伪政权打出了“新民主义”的口号，但“国旗”是北洋政府的五色旗，“国歌”是北洋政府时代的《卿云歌》，连政府各部门长官的职衔也是北洋式的“总长”。

　　翻开伪临时政府创建者的名单一看，果然都是北洋下野高官。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兼行政部总长王克敏在北洋时期当过财政总长，议政委员会委员长兼教育部总长汤尔和当过财政总长，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当过司法总长;赈济、治安、法制、实业4位总长和北平、天津2位特别市市长当中，有2位前代理总理、3位总长和1位督军。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日本人从天津租界中请出来的。

　　选择与日本人合流的北洋高官毕竟是少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就开始劝说留在天津租界的北洋高官领袖人物南下，避免被日本人利用。段祺瑞首先响应号召，于1933年1月迁居上海。出于加强政治影响的考虑，国民政府还曾准备委任段祺瑞为国民政府委员，但未及落实，段祺瑞于1936年11月病逝。

　　留在北平的北洋大佬中，也有许多人拒绝了日本人的诱惑。伪临时政府的治安总长齐燮元曾是曹锟一手提拔的直系大将，伪天津特别市市长高凌霨是曹锟贿选总统时的得力谋臣，两人多次替日本人劝说曹锟加入伪临时政府，都被他轰了出去。当时曹锟的经济状况已经颇为紧张，甚至要靠卖掉部分房产维持生活，但其管家的四姨太刘凤伟仍然赞同曹锟的决定，“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能出去为日本人办事”。

　　日本人希望说服的另一位北洋大佬是吴佩孚。他宣称“终生不进租界”，当年被北伐军击溃后，他和卫队被曾提携过的四川军阀杨森迎接到其防区奉节，依然以“孚威上将军”的名义行事。1932年，他甚至带着这支打着五色旗的小队伍回到了北平，在长城抗战时还分担了德胜门的守备任务，直到战后才被缴械。“七七事变”后，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的土肥原贤二中将、大迫通贞少将多次前往劝说吴佩孚加盟临时政府，或者在武汉组建新的政权，都遭到后者拒绝。

　　1938年5月15日，曹锟因肺炎病逝。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因拔牙引发败血症死亡，坊间传言是日本特务唆使医生将其暗杀。国民政府为了表彰两位身处沦陷区的前北洋大佬，同时为了号召其他北洋高官坚持民族气节，拒绝与日方合作，给予曹锟、吴佩孚极高的身后待遇，为二人追赠陆军一级上将军衔，拨发国葬费用，并举行追悼会致祭。

　　1937年后的上海租界成为特工角斗场，国民党、汪伪和日本彼此斗法，街上时常响起枪声。被认为有投日意图的前北洋总理唐绍仪、投入汪伪政权的前外交次长陈籙，都被军统特工暗杀于上海。相比之下，天津租界要安静得多。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其他国家在华租界，为了彰显伪政府的“正统性”，陆续将外国租界交给汪伪政府管理。国民政府为了对抗汪伪宣传，也与英国、美国等盟国展开了结束租界条约的谈判。

　　与此同期，垂垂老矣的前北洋大佬陆续过世。1939年，前大总统徐世昌和“租界督军”陈光远都在天津租界内病逝。创立伪临时政府的9名前北洋大佬中，也有4人死在了1945年前。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宣布正式收回包括天津租界在内的各国在华租界。此时，寓居在租界内的北洋大佬已经所剩不多，知名者更是寥寥无几。王克敏、齐燮元等战时投敌者或被处决，或者庾死狱中。

　　“北洋大佬”这一群体，和他们所依附的天津租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并烟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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