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类开始摆脱类人猿，便以人的眼光好奇地打量着世间一切

　　亘古之初，当人类开始摆脱类人猿而跨入“人”的范畴，他们便以“人”的眼光好奇地打量着世间的一切。我国著名神话学者袁柯说：“这种(原始)思维活动的特征，乃是以好奇为基因，把外界的一切东西，不管是生物或无生物，自然力或自然现象，都看做是和自己一样有生命、有意志的活物。而在物我之间，更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做自己和群体的连锁。这种物我混同的思维状态，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称之为原始思维;我们从神话研究的角度出发，可以叫它做神话思维。”这段时期就是“前万物有灵论的活物论时期”。

　　袁柯先生的论断很有道理。但有一点还不可否认，生存才是一切生物的最根本的因素。不管是社会现实还是思想家提出的“人性本恶”的观点亦或是社会生物学家们提出的“利已主义基因”的论点都证明如此。而据闻一多先生的观点，求生能力越弱而求生意志则越强，这段时期内“他们根本没有死的观念”，有的只是“物我混同的思维状态”。因此也无所谓的人类共同的个性意识(与自然界相比而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始先民们不得不接受人的死亡是一个事实。但是，人本能性的求生欲望和死亡恐惧促使原始人不约而同的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点。“理智的发达并不妨碍生的意志，反而鼓励了它，使它创造出一个求生的灵魂。”原始先民又因为对梦境幻觉等生理、心理现象的误解，把梦幻中的自我视为“第二个自我”，赋之予超人特性，并由之思索类推出灵魂普遍存在于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之中。对此，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他的名著《原始文化》中称之为“万物有灵”论。作为人类学开创者，他和他的同事们借助的方法是十七、十八世纪时仍存在的各大洲的土著的思想与生活，取今以证古。德国文化哲学家卡西尔的观点则进一步提出了“神话思维”，将之视为一种思维结构，一种一切原始宗教赖以产生的思维基础。请注意，笔者这里有一个重要观点，就是神话思维将人类原始思维与原始宗教联系了起来。换句话说，从此时段起，祖先们的一切生活都同原始宗教产生了联系。

　　马克思主义定义“民族”为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但所说之民族是现代资本主义时代以后的产物，或可称为“现代民族”的定义。古代“民族”或多或少也应具有上诉的几大要点。但在笔者看来其间的分别的重要性不一。最重要的应当是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比如说，民族间的混杂是常见之事。再比如说，有些民族本身并无语言而是借用的它民族的语言，现代有些民族由于种种原因就无自己的语言，如回族;上古由于地广人稀，人们大多聚集一起，随着社会、人口、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分离分化而生成现今的众多语言而分化为现代意义上的众多民族。因此也许可以这样说，在古代，语言同源现象更是十分常见，而这一点(共同语言)作为划分民族因素的重要性则要大打折扣。因此，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不仅是“民族”最根本的特征，也是促使民族形成的最初的形成因素。正是这种精神联系，使这个集合体统一了起来。而正如前所述，其实这个共同心素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国民性。国民性这种共同的心理特征，正是与民族形成同步的。而在民族形成之始，这种精神就要上溯到原始宗教(信仰)。

　　英国学者罗伯逊曾指出：“古代的宗教实是由巫术、图腾制度、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和合理化的但又互相矛盾的神话所构成的一种不调和的混合物。”在笔者看来，这些因素可分为两大部分，一为原始信仰(崇拜);一为具体的行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巫术。

　　原始信仰中的具体内容的形成时间是不同的。当然这么说绝不是否认各种原始信仰的可以并存。“万物有灵”观直接导致的是鬼魂信仰和自然信仰。在距今一万八千年的山顶洞人的遗址里，就发现死人遗骸的周围撒有含赤铁矿的红色粉末，这显然具有对人死后的某些设想。人类学家对现存的处于原始社会的后进民族的调查已证明了灵魂信仰的普遍性。同时，“万物有灵”论认为“自然界的一切都处于精灵的控制之下”，“将自然事物的自然力量本身直接看成具有意志的对象而加以崇拜”。同时由于原始先民们求生能力的薄弱，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自然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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