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宋哲元残杀俘虏：有些脖子不硬 砍几刀才死

　　本文摘自《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作者：张宣武，原题：《宋哲元杀戮陕军俘虏五千人目击记》，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1928年，宋哲元任国民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兼陕西省主席时，在其部队攻下风翔后，下令将俘获党玉琨所部陕军五千人全部杀尽。残杀俘虏，惨绝人衰，今日思及，犹有余悸。笔者当时任第十三军手枪营代理营长，负责指挥行刑。兹将当时情况，就记忆所及记录于下。

　　为了使读者易于明了起见，还得从陕西的几次守城战说起。

　　一、陕西守城战的由来

　　自从民国初年陆建章、陈树藩相继督陕之后，陕西省曾形成一个军阀混战的纷乱局面。在1917年陕西靖国军兴起后，又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大小军阀独霸一方和各自为政的形势，陕西省内形成无数封建割据的独立王国。

　　1926年2月至11月，杨虎城固守西安，刘镇华以十万大军围攻十余月终不能下，后为冯玉祥部的援陕部队击溃而被逐出陕西境，西安得以解围，杨虎城的守城战役终于获致最后胜利。此后，陕西的土著军阀为了保持自己的地盘和封建势力，把“据守孤城”作为传统的作战方式。这种孤军守城的结果，不知造成多少人民的财产毁灭与生命死亡。即以刘镇华的围困西安而言，凡是到过西安的人都能知道，在“新城”的东北角不远有个“革命公园”，其中矗立着两座很高的“革命公墓”，里边葬埋着几万具在刘镇华围城时战死、饿死和病死的军民尸骸，他们都是在西安解围后从各处搜集出来又集中葬埋在那里的。当时人们把它称作“万人坑”。其实，在围城、攻城期间，饿死、病死和被打死而葬埋到其他地方的军民人等，则尚不止此数。

　　冯五祥部自1926年9月17日在五原誓师后，取道甘肃、陕西，东出潼关，参加北伐战争。而陕西省的土著军阀却依旧各自霸占地盘，把持财政，他们认为冯部无暇兼顾、无力对付，因而既不听调遣，也不听宣招。及至冯部派兵收拾他们时，就据守城池，负隅顽抗。在1927及1928两年当中，陕西境内的守城战先后发生下下一、二十起之多。如旅长麻振武的守同州(今大荔县)，旅长黄德贵、韩有禄等的守富平，师长田玉洁、卫定一、薛某(叫个薛什么斋?)和旅长耿景惠等的先后守三原、泾阳、高陵，旅长耿庄的守朝邑、韩城、郃阳，旅长缑天相的守蒲械和旅长党玉琨的守风翔等等，都是最生动的事例。其中又以同州、风翔两城的攻守战进行的最惨烈，时间最长，费劲最大和死伤最多。笔者当时是在冯玉祥部国民军第十三军任连、营长职，对上述各次攻城战役都曾亲与其事。这里主要是记述风翔战投和宋哲元在这次战役中的作为。但在叙述本题之前，因为连带关系，有必要先从同州之战谈起。

　　二、围攻同州

　　麻振武(绰号“麻老九”)原为陕西靖国军第一路郭坚所部的第十支队长，1921年郭坚死后，脱离靖国军。归附刘镇华，刘把他扩编为旅长。1925年麻在潼关勾结吴佩孚，据关阻挠，使国民军的第二、三军退无归路，几致全军覆没。1926年，麻振武随刘振华参加围攻西安之战。冯军大举援陕，西安围解，麻部窜踞同州老巢，被冯部方振武的第五军跟踪追击围困起来。两个月之后，方部奉命东调，参加北伐战争，围攻同州的任务改由韩复榘的第八军接替。

　　同州是陕西省内的一座名城，又是关中东路的重镇，在汉代为右冯翊地，清末民初都是府治，城坚池深，地势险要。麻振武将同州据为自己的封建巢穴多年。他为了能够久守，对城池的防御曾经进行过一番悉心的经营。他在砖城之外加筑一道土城，土城之外的城壕深宽都达三丈以上，壕外周围每隔百米左右修筑砖石炮楼或碉堡一座，下有地道通入城中。同州毗邻山西，麻振武又就近勾结阎锡山，以其搜刮来的大量民脂民膏，从山西换来各式各样的弹药、武器，城内的粮弹储备异常充足，无虞匿乏。韩复榘围攻了近两个月，也未能把同州攻克。由于北伐战事吃紧，韩部不久亦奉命东调，乃以第二军刘汝明部继续围攻。刘却又攻打了两个来月，损折了不少的人马，还是攻打不下。

　　1927年7月初，冯玉祥又加派新由甘肃天水调来的第十三军去增强围攻同州的兵力。并以该军军长张维玺为同州攻围军总司令，刘汝明为副司令，限令在一个月之内攻克，逾期以军法从事。用两个军四、五万人的精锐之师，来收拾一个旅五、六千人的土著队伍，真可以说是“狮子搏兔子”。从7月初开始，张部由北东两面，刘部由南西两面，昼夜猛攻，炮火连天，越城壕，爬云梯，伤亡敷以千计。但是一个月限期已过，而始终未能克奏肤功，使张、刘二将受到革职留任戴罪图功的处分。张维玺鉴于硬攻无效，乃决计改掘坑道从地下进攻。自8月初开始，四面同时挖掘了十条坑道，但其中有九条都在接近城脚时，功亏一箦，被麻部守城部队发觉而予以破坏阻绝。只有靠近北城门西侧的一条坑道，虽然也曾遭到许多波折，却幸未被阻绝，终于在8月25日挖掘成功，在对准城墙的下面埋了三千公斤炸药。8月26日下午4时，坑道炸药爆发，轰开同州城墙的一角，张维玺部的冲锋部队从豁口突入城内。刘汝明部亦在同时冲锋猛扑，爬梯登城，巷战约一小时后，麻部五千余众，除战死近两千外，其余全数被俘缴械。麻振武本人，当城破时曾亲临豁口督战，身受四创，乔装难民，混出城去，走到同州东南的仓头铺，终因伤重毙命。

　　攻克同州城、击毙麻振武和俘虏三千人的电讯传出后，当时驻在固原督剿陕甘边境黄德贵、韩有禄等股匪的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兼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曾经急电张维玺，请他把负隅守城的麻部俘虏三千人全数斩尽杀绝。以儆效尤，冀使其他土著军阀闻风丧胆，知所畏惧，不敢再有守城抗拒的举动。但因张维玺的为人，不像宋哲元那样狠毒和嗜杀成性。未能听从宋哲元的那一套。他在8月底的一天，召集麻部俘虏训话后，按路程的远近(他们都是陕西本省人)每人发给五至十元不等的路费，把三千俘虏全数释放，令其各回家乡另谋生略。

　　1928年春，黄河北岸京汉、津浦两线的北伐战事正在紧张地进行时，在陕西境内的第二军刘汝明部和张维玺部第十三军的主力陆续东调，留在陕西境内的只有宋哲元所部的五、六个师和第十三军之一部——第二十师(师长王和祥)和军直属的迫击炮团、炮兵团、坑道营。他们的任务是，肃清陕西各地抗不听命的土著军阀队伍。宋哲元感到兵力不够使用，后来又请准从宁夏调来第二十四军马鸿宾部。宋哲元指挥着这些部队，在1928年的上半年，先后攻克了三原、泾阳、富平、高陵、朝邑、韩城、郃阳、蒲城等城池。这些城池的守军，有的守上半月二十天就支持不住，即行突围溃窜;有的守到一月两月，看着大势已去，即行缴械投降，唯有守凤翔的党玉琨部，比起麻振武的守同州城，看来是要更坚强一些。

　　三、空前剧烈的风翔攻城战

　　党玉琨(绰号“党拐子’)也是郭坚的旧部。当郭坚任陕西靖国军第一路司令时，党玉琨任第三支队长。郭坚死后，该路某些部分分化出去，另找出路，而大部分则由党玉琨代领其众，编为省防军的一个旅，由党任旅长。自1917到1928年，党玉琨一直盘踞在风翔府，前后达十二年之久，不臂谁来担任陕西省的军政首领，一切军令政令他概不听从，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的小土皇帝。党玉琨本人是一个具有沉重鸦片烟瘾的大烟鬼，腐化堕落达于极点。他的部队，纪律更是极端废弛，杀人越贷几无宁日，当地的百姓无不恨之入骨。

　　1928年初，宋哲元亲自督率所部三个师、一个旅——第三师(师长安树德)、第八师(师长周永胜)、第二十二师(师长田春芳)和独立旅(旅长刘文培)，共同围攻风翔城。

　　风翔也和同州一样是自古以来的一座著名城池，是关中西路的重镇，在汉代为右扶风池，唐宋以降直至清末民初，都是一个府治，素有“金宝鸡、银风翔”的称号。城内地势远远高于城外，城墙既高且厚，坚固异常，城壕潭宽各在三丈开外。城北有一个叫做“凤凰嘴”的源头，有碗口般粗的一股泉水，长年不息地流入城壕之中。由于城壕积水既满，乃泄入城东洼地，形成一个湖泊地区，这就是风翔城外一个叫做“东湖”的名胜区。当地人称风翔城为‘卧牛城”。

　　党玉琨在风翔做了十二年的土皇帝，对民间的苛索搜刮和抢劫无所不用其极，把这座城池当作他的万世家业，城内的囤粮可供城内驻军和居民三年食用，武器、弹药也十分充足。宋哲元用了三万多人的兵力，自春至夏围攻达半年之久，官兵伤亡约有四、五千人，却始终未能打开风翔城。

　　1928年7月间，北伐战争已经告一段落，宋哲元请准冯玉祥把远在山东临清和河南滑县、道口一带的张维玺所部第十三军主力调回陕西。同时，泾阳、高陵、富平、朝邑、蒲城等地业已次第攻克，原先留在陕境归宋哲元指挥并参加这一带攻城战的第十三军的一部，这时也归还了张维玺部的建制。8月初，张维玺率领着全军三万多人，由西安开到凤翔东郊，参加攻城之战。当时张维玺已升任第六方面军总指挥，面宋哲元却因须兼理陕西省政府的政务，不能经常驻在风翔督师，为此，宋哲元部第四方面军原在风翔围城的各师旅，也拨归张维玺统一指挥。但宋哲元每隔三、五天必从西安到凤翔来看看，所以风翔的攻城战名义上虽然是由张维玺负责指挥，面实际上却还是宋哲元在当家作主，指挥全军。

　　张维玺基于上年攻打同州的惨痛教训，认为爬城硬攻，不仅牺牲太大，而且徒劳无功，乃决计立即采取挖掘坑道从地下进攻的战术。笔者当时任张维玺所部第十三军军直属坑道营副营长，代理营长的职务(营长王福祥受伤到西安住医院去了)，担负着这个坑道作业的指挥责任。坑道是从“东湖”西北角的“喜雨亭”附近一家民宅院内开始掘进的，那里距离城墙只有二百多米远。坑道作业的进行，和现在竖井采煤的方式差不多，先从地面向下挖约四丈多深之后，再与地平线平行直向城墙底下掘进。坑道的顶部和两壁都用坑木支撑起来，以防塌陷，下面有渗水或稀泥的地方，则用棉花、被盖等物铺垫起来。总共花费近半个月的时间，把这条坑道顺利地挖到城脚之下，并在那里挖就一座约一间房子大小的药室，里面埋藏近四千公斤的炸药，接通上电线。8月24日，一切都准备就绪，宋哲元也亲由西安赶来指挥。那天下午，宋哲元和张维玺一同召集所有攻城部队营长以上的各级指挥人员部署总攻事宜，规定在总攻一开始、坑道炸药爆发的时刻，一千五百门的野炮、山炮、迫击炮(内有十五厘米口径的重迫击炮十二门)，每门须向城内发射一百颗炮弹;五百挺的轻重机关枪每挺都须对准城墙垛口或城墙爆破的豁口发射五百到一千粒子弹。

　　8月25日上午10时，总攻击开始。宋哲元亲自指挥工兵电雷爆破部队，把电线的电纽一按，只见埋设炸药的那一段城墙，像山岳般摇晃摆动了两三次，然后像火山爆发似地一股浓烟直冲云霄，同时发出雷鸣般的轰隆巨响，飞向天空的砖石纷纷落到一两千米外的地方。等到蛔消尘散之后，定晴再看，只见城墙上出现了一十约有一、二十丈宽的大豁口。和城墙爆破的同时，十五万发的炮弹好像成群的乌鸦遮天盖地连续不断地向城内集中飞去，四、五十万发的机关枪弹则像一串串联珠喷泉从四面八方扫射着械上的胸墙和豁口。炮声、枪声、冲锋号声和喊杀之声搅在一起，真是震耳欲聋，令人发狂。在这种情况下，城内的守军，惊慌失措，如呆如痴，完全陷入瘫痪状态。攻城部队毫无阻碍地像潮水一般，从崩开城墙的豁口上涌进城去。零星断续的巷战，不到一个小时即告全部结束。党玉琨本人在走投无路的乱军中被击毙，他的部队被打死打伤的约两千左右，其余五千多人全部被生擒。党玉琨的一个绰号“小白鞋’(因她经常穿着一双白色的鞋子)的小老婆，本是一员不满三十岁的女将，又是党玉琨的卫队营营长，连同她的一个不满一周岁的婴儿，也一起都被活捉到。城内的居民，葬身在炮火之下的约在万数以上，到处触目皆是死尸和满身血污的伤员，城内的房屋大部分都成了一片焦土和废墟。

　　四、党玉琨是盗窃地下文物的大盗

　　民国以来，军阀挖掘古墓盗取财宝的盗窃案层出不穷，规模较大、次数较多因此以盗宝出名者有三人：一个是举世皆知的流氓军阀孙殿英，在1928年6月间挖掘了清室东陵乾隆皇帝墓和慈禧太后墓，盗窃了无法估价的珍贵财宝;另一个是北洋军阀靳云鹗，在1921年前后任第八混成旅旅长驻防河南新郑时，挖掘过新郑一带所有战国时代的古墓葬，盗窃了无数的历史文物，第三个是陕西土著军阀党玉琨，在他盘踞凤翔一带的十二年中间，先后把关中西路地区上自周秦下迄汉唐各个朝代的古墓葬几乎挖掘一空，盗窃的古代文物更是不可胜数。

　　在风翔城内党玉琨的司令部里，有一座建筑非常坚固面未被炮火摧毁的库房，其中摆列着上百口的大板箱，每口箱子里边都存放着许多异常珍贵的历史文物。约在8月底或9月初的一天，宋哲元曾把这批古代文物对外不公开地层览过一下，只邀集了各部队团长以上高级官员前往参观。遗憾的是，当时笔者没有资格被邀参观，未能亲眼看到这批古代文物。据曾经参观过这批古代文物展览的王赞亭先生(当时在张维玺部第十三军二十师五十九旅任旅长)说：“由于自己是外行，只见那些古物是五光十色，琳琅瞒目，光怪陆离，美不胜收。现在依稀记得其中有周朝的大铜鼎，有秦穆公时的车、盖、碗、筷，以及金马驹子、如意石(古代的镜子)等等。”这批古代文物，后来宋哲元都交由他的军法处长萧振瀛负责运往西安，以后怎样处理和下落何处，外人都无从知晓。

　　在党玉琨的司令部里，另外还有一座库房，其中堆着四、五十箱子鸦片姻，每箱至少也有五十斤，总数约有四、五万两。这批鸦片烟，宋哲元也是交由萧振瀛运往西安，听说后来宋哲元在西安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当众悉数焚毁。

党玉琨

　　五、残酷凶暴的集体屠杀

　　当攻克风翔后的第三天，宋哲元就和张维玺商议，要把党玉琨的五千俘虏一下子都干掉。张维玺起初并不同意，认为这样搞有点太残忍和太不人道。但宋却对张说;“去年你打开同州时，我曾请你把‘麻老九’的那几千俘虏斩尽杀绝，而你却把他们一个个地都放走。假若你那时听我的话，把他们都杀掉，其他那些土匪就可能没人再敢于守城负隅顽抗，我们也不会在凤翔再费这样大的气力。现在甄士仁、张九才等人还霸占着隐州、邰阳、宝鸡、郿县。我们若是把‘党拐子’的这些俘虏一齐杀掉，他们就将为之胆寒，不敢再战，而我们也可能少死多少人，少费多少事。我想不妨试试看，看他们还敢不敢再守械。”宋、张两人虽然同样都是方面军总指挥，但宋的资历和声望都远在张之上，使张终于不能扭转宋的成见，因而这一幕杀戮陕军俘虏五千人的人间惨剧终于演出。

　　张维玺的指挥所设在风翔城东八里纸坊镇东头的一座关帝庙里。宋哲元的行辕则是设在关帝庙对过只隔一条路的一片空地里临时搭起的几座军用帐棚中。关帝庙的东南约七、八十米处，有一片相当广阔的空场，空场的南边缘有一眼深约几十丈的大枯井(这是西北高原特有的现象)。宋哲元亲自侦察发现这眼深井后，如获至宝地把它作为一个坑杀俘虏的理想场所。第十三军军部手枪营(即大刀队，亦即张维玺的警卫营)驻在关帝庙西侧一座民房大院里，那里拘押着党玉琨部的五百名俘虏。宋哲元要亲自监斩这五百人，面负责执刀杀人的任务，则由第十三军的手枪营来承担。笔者在攻克凤翔之次日，刚由坑道营调到这个手枪营的代理营长，适逢其会地赶上作为执行这次集体屠杀的指挥者之一。

　　约在8月28日的上午8时顷，宋哲元和张维玺两个人都坐在关帝庙门口，亲自下令开刀。于是每两个手枪队的大刀兵架着一名俘虏的两只胳膊，从关帝庙西侧院子里飞快地跑到那眼枯井的边沿，喝令俘虏跪下。在枯井旁边早已预先排列好五十名刽子手的大刀兵，由最前边的一名开始执行，手起刀落，人头立即滚入井中。行刑的人跟着又是一脚，把死者的尸体踢进井里。前面的一个刚完事，后面的一个跟着又架上来，照样又是一刀之后再踢一脚，好像走马灯一般一个接连一个地不断投进枯井。在前面执刀行刑的刽子手，每逢杀上十个八个，就已血溅满身，刀钝臂酸，手都软了，接着再由后面预备的刽子手挨次轮番上前接替。有的俘虏被架到井旁喝令跪下时，为了避免挨刀断头之苦，连跪也不跪就活生生地扑进井去。有的俘虏被架到井边时，早已神魂离窍像泥块一般，使刽子手无法下手，也就只好一脚，不死不活地把俘虏踢入井中。有的俘虏跪下之后，脖子挺得较硬，只消一刀即可人头落地立时毕命。而有的俘虏由于吓的魂不附体。脖子挺不起来，一刀不能断气，以致连砍数刀，因疼嚎叫，那种怪声使人惨不忍闻。有些刽子手，手法比较干净利落，一刀下去，就身首异处。而有些刽子手则是初次杀人，当手举刀落时，手腕忽而软下来，只能砍进个三两分深，这就使被杀的人遭到了最大的痛苦，当然会哀嚎乱叫起来。

　　当屠杀进行的过程中。宋哲元和张维玺却端坐在关帝庙门口，一面喝茶，一面谈笑，好像若无其事地在欣赏一种什么戏剧的表演一般，声容不为所动。

　　在这个杀人场所的周围，还布置下森严的警戒部队，如临大敌。但宋哲元并不禁止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偎到警戒线外前来观看杀人，他还召集各部队营长以上的军官，到现场看杀人的实况。

　　当这五百俘虏约摸杀到三分之二以上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俘虏被架着奔向枯井，在眼看就要丧命的一刹那间，突然从看热闹的老百姓人丛中跑出一位农民老汉来，飞奔上前抱着那个年轻人，大喊一声“我的儿呀!”笔者急忙上前询问缘故.据那位老汉说：他是凤翔城外附近农村的人，他的儿子本来在家务农，向来不会为非作歹，半年之前进城赶集卖柴禾时，被“党拐子”的队伍拉去当兵，刚当上兵，凤翔城就被围困起来。据位老汉最后哭诉着说：“我的儿子并不愿意去当兵吃粮，他也役有造过什么罪，即便作过什么孽，也都应该上在‘党拐子’的账上。你们要杀我的儿子，真是天大的冤枉，那真是老天爷瞎了眼睛啊!”他说罢，死死地抱着自己的儿子不放，又说：“你们如果一定要杀我的儿子，那么就请把我自己先杀掉!”笔者把他们父子俩都带到宋哲元、张维玺的跟前，将上述情由说明后，因为深知宋哲元的人情是不容易求得到的，就连忙向着张维玺说：“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这个老汉能以及时赶到这儿来，认出自己的儿子，确是这个俘虏命不该绝，还是请总指挥开恩饶他一条活命吧!”张维玺没等宋哲元开腔，就急忙抢先说：“就让他老子把他带回家去好了!”这一对濒于绝境的爷儿俩，就千恩万谢地磕了几个头，然后头也不敢回地走去了。

　　六、尾声

　　五百俘虏全部杀完之后，宋哲元遂即集合在场观看的首长以上军官下命令说：“在各师、旅、团拘押的俘虏，限令你们都在今天夜里一齐把他们杀掉，一个也不许留，一个也不许放!”于是另外的四千五百多名俘虏中就有三千几百名都在那天夜里遭到杀戮.唯独第十三军的第十七师赵凤林师长，认为这种搞法不仅太惨无人道，面且也违反古今中外所共同遵守的“优遇已无战力的俘虏”人道主义准则。但他不敢公然抗拒宋哲元的命令，只好背地里私自对他所属的旅、团长们说：“宋主席的命令谁也不敢不听，你们如果忍心愿意把这些人都杀掉，那就照着命令行事，如果你们愿意积一点德的话，那就可以酌量办理。”旅、团长们问道：“所谓酌量办理，到底是应该怎样办呢?”这位赵师长说：“多少杀几个应付一下，其余的趁着夜深入静悄悄地都把他们放走，不就得了嘛!但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你们如果愿意照着我的意见行事，就必须严守秘密，不能走漏一点儿风声，如果被宋主席知晓，我们谁都会吃不消，”在这种紧急情况下的结果是：被分配在这个师中应杀的俘虏，实际上倒霉被杀的不到一百个老弱残兵，而一千数百个青壮年都幸运地得到虎口余生。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这一场骇人听闻的集体大杀戮，风声所播，无远弗届，很快地传遍了陕西全境。盘踞在陇州、郃阳、宝鸡、郿县等地的残余土著军阀师长甄士仁和旅长张九才等人，在这种尸肉横飞血泪淋漓的威胁下，个个心惊肉跳不可终日，果然都在几天之后，自动地单骑来归，五体投地地跪着恳求宋哲元说：“只要开恩不杀，甘愿缴械，献出城池。”宋哲元的这一手，果真奏了奇效，从此关中底定，土著军阀全部被肃清。

　　这事虽然已隔三十五年之久，但每逢回忆起来，总是不由地使人毛骨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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