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甘心的袖手人：漫谈陈三立父子的两首诗

　　义宁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祖孙三代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名人，不过第一代做官，第二代作诗，第三代做学问。虽如此，三代人身上浓烈的士大夫忧患意识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历史给第一代提供了从政的舞台，他部分实现了自己的抱负——尽管戊戌变法失败后黯然去职。第二代、第三代只能做袖手旁观的闲谈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围观群众。围观，当然改变不了中国。

　　读陈三立和陈寅恪父子俩的两首诗，颇能感受到旁观却心犹不甘的复杂情感。

　　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生于1553年。1882年(光绪八年)乡试中举，主考官是晚清著名的诗人陈宝琛，1886年(光绪十二年)会试中式后，返长沙，与王闿运等人结碧湖诗社。1889年(光绪十五年)参加殿试，中三甲四十五名进士，授吏部主事。这位性格傲岸的公子不乐部曹的案牍生涯，不久弃职，南下侍候正担任湖北布政使的父亲。

　　1894、1895年，清朝和日本在海、陆大战中先后惨败，订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奉旨去东瀛签约的李鸿章、李经方父子成为慈禧太后、光绪帝母子的背锅侠，遭天下人唾骂，陈三立亦然。他曾致电张之洞：“吁请诛合肥以谢天下。”

　　陈三立的《高观亭春望》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所作(此诗写作年代有两说，一主乙未年即1895，一主癸巳年即1893，若亦后说，尚无甲午之败，但散原老人彼时的忧患苍凉之心境则是一样的)，诗云：

　　脚底花明江汉春，楼船去尽水鳞鳞。

　　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

　　汉水汇入长江，登上高楼，极目楚天，看波光粼粼，百舸远去。历代诗人睹此景，不由得幽思逸发，或念天地悠悠，或叹时光无情，而陈三立想到的是国事。天高地迥，风云变幻，国事孔殷，而自己却无能为力，只能袖手旁观。他当然是大大的不甘心呀。

　　当时激愤的士民多把战败与乞和归罪于李鸿章，到了世人皆欲杀的地步，但陈三立的恩师陈宝琛作为大臣和清流派的领袖，身在局中，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对翁同龢公报私仇、以帝师之尊激发“浪战”很有看法，在1895年写《感春四首》，其一云：

　　一春谁道是芳时?未及飞红已暗悲。

　　雨甚犹思吹笛验，风来始悔树旛迟。

　　蜂衙撩乱声无准，鸟使逡巡事可知。

　　输却玉尘三万斛，天公不语对枯棋。

　　陈衍《石遗室诗话》曾为此诗作笺释：

　　沧趣有《感春》四律，作於乙未(1895)中日和议成时，其一云：……三、四略言冒昧主战，一败涂地，实毫无把握也;五言台谏及各衙门争和议，亦空言而已;六言初派张荫桓、邵友濂议和，日人不接待，改派李鸿章以全权大臣赴马关媾和，迟迟不行;七、八则赔款二百兆，德宗与主战枢臣坐视此局全输耳。

　　不甘心的陈三立一有机会，必然不会袖手，而是积极地插手。其父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时，推行新政，他成为父亲最倚重的智囊人物，襄与擘划。在罗致人才、革新教育方面效力尤多。朱德裳在《三十年闻见录》中说：

　　戊戌春，湖南长沙称为德星所聚。盖陈右铭(宝箴)为巡抚，黄公度(遵宪)为臬司，徐研甫(仁铸)为学政，谭复生(嗣同)、唐拂尘(才常)、熊希龄之流为奔走百执事。于是时务学堂、湘报馆、南学会后先出焉。然暗中主持者，伯严公子也。

　　变法失败后，陈三立因“招引奸邪”之罪被革职，永不叙用，他又回到了“袖手人”的状态，不得不在山水与诗赋中打发余生。

　　1938年，陈寅恪任西南联大文学院教授，当时文学院在云南蒙自，暮春时节，他写下一首《残春》：

　　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

　　雨里苦愁花事尽，窗前犹噪雀声啾。

　　群心已惯经离乱，孤注方看博死休。

　　袖手沉吟待天意，可堪空白五分头。

　　“家亡国破”是实指。南、北二京和天津、上海先后陷落。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欲招致困在北平的陈三立，百般游说，皆不应许。为免纠缠，散原老人绝食而死，享年85岁。陈寅恪料理丧事后即南下。在山城蒙自，虽然时令到了暮春，但却有萧瑟秋意，这当然是诗人的心境。

　　“群心已惯经离乱，孤注方看博死休。”从清末开始，中国人已经习惯了战争中离乱，而此番日寇大举入侵，东南沿海大城市已落入日寇之手，中华腹地武汉危急，中国政府和军队的抗战，确实是孤注一掷来博生死呀。

　　诗的最后两句为陈寅恪沉重的叹息：“袖手沉吟待天意，可堪空白五分头。”作为一介书生，对于中日大战，能做什么呢?只能袖手等待着老天的安排，只哪堪头发已半百呀!

　　戊戌初夏敬书

　　陈寅恪对抗战的前景持悲观的态度，当时中日国力对比太悬殊了，普遍的看法是不要说能光复全部沦陷的河山，即使能守住西南半壁就不错了。陈寅恪在同时期还写了一首《蒙自南湖 》：

　　景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

　　桥头鬓影还明灭，楼外笙歌杂醉醒。

　　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

　　湖中盛开中荷花，怎么能不让诗人想起清华园、颐和园等旧京的风景呢?尤其是那初夏的荷花。可是，他忧心忡忡认为，“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总算“天意”尚好，抗战胜利了，甲午战争以来沦陷于日本之手的河山——包括台湾，全部光复，陈寅恪也回到了清华园度过短暂的一段时光，旋即南下。可他盼望的太平来到了没有?对陈寅恪这种旧式士大夫而言，想做“神州袖手人”而不可得呀，必须表态。

　　这大概是“袖手沉吟待天意”的结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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