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从未真正向中国道歉，就因为他说了这句话

　　1945年8月1日，正午前的一刻。此后发生的事情将永远不会被遗忘。数百万聚集在邻里间的收音机前恭听玉音放送的日本人，不是什么现代的“公民”，而是天皇的臣民。

　　一直以来，正是以天皇的名义，他们支持了自己国家与中国和其他同盟国的长期战争。照日本方面的说法，那一向是“圣战”。宣布日本投降，44岁的天皇陛下遇到了如何以新的辞令取代这种战争修辞的挑战。

　　这是个棘手的问题。14年前，在他即位的第6年，裕仁天皇默许了帝国军队对中国东三省，即所谓“满洲”的接管。8年前，日本以天皇的名义，发动了对华全面入侵。从那时起，裕仁在公开场合，都是以身穿挂满勋章的最高司令官军服的面貌出现。

　　1941年12月，他颁布了对美国和欧洲各国宣战的诏书。现在，三年零八个月过去了，他的任务不仅是要终止一场失败的战争，而且还不能否定先前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也不得承认本国的暴行，又得以某种方式解脱自己对于多年的侵略战争所应负的责任。

　　是裕仁本人首先提出打破先例，直接向他的臣民们发表广播讲话的想法。诏书的内容，直到广播前一天接近午夜时分，才最终敲定。诏书的起草和交付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录制在密谋中进行，并瞒过了那些反对投降的军官们。尽管产生于混乱之中，终战诏书仍然是一份悉心打磨的意识形态精品。

　　尽管许多人理解起天皇的讲话来有困难，天皇发出的讯息(同时通过无线电短波传播到了海外)却迅速被每一个人所知晓。那些见多识广的听众，向他们迷茫的同胞们解释着播送内容。播音员们立即以日常口语总结宣言及其要旨。报纸也连忙发行号外，对天皇的诏书加以社论评说。

　　就像昆虫嵌人唬拍，天皇《终战诏书》的字句很快牢记在了民众意识之中。天皇从未明确地说过“投降”或“战败”。他只是简单地评述“日本战局并未好转，而且世界大势也于我们不利”。他吩咐他的臣民要“忍所不能忍，受所不能受”。这些话在接下来的数月间被无数次征引。

　　通过这份诏书，天皇尽力去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将耻辱的战败宣言，变成对日本的战争行为和他个人崇高道义的再次肯定。

　　诏书的开篇，天皇重申1941年日本向美国宣战时他对臣民的训谕：

　　发动战争是为了确保日本的生存和亚洲的稳定，不是出于任何侵略目的而干预他国的主权完整。以此为基调，裕仁对那些“为东亚的解放”与日本合作的国家表示深深的歉意。

　　谈到广岛和长崎近期的原子弹爆炸，天皇继续指出，日本投降的决定完全是一种宽宏大量的行为，从残暴的敌人手中拯救人类，使之免于灭绝。

　　“敌人第一次残酷地使用了原子弹来杀戮和残害大量的无辜者，使惨重的人员伤亡难以计数。”他断言，“再继续战争不仅可能导致我们种族的灭绝，而且可能导致整个人类文明的毁灭”。通过接受盟军结束战争的要求，天皇宣布，“为万世开太平”，是他本人的意图。

　　接下去，他以古雅的文辞，将自己塑造为国家苦难的体现者和终极意义上的受害者，将他的人民的牺牲说成是他个人极大的痛苦。当他凝神静思那些死于战争的臣民、他们身后留下的遗族，以及现在全体日本人所面临的非同寻常的苦难，他宣称，“朕五内俱焚”。

　　对于天皇的许多听众来说，这是玉音放送中最令人感动的部分。有的人承认自己被耻辱感和罪恶感所压倒，未能像天皇期许的那样安居乐业，是他们令天皇悲伤难过。

　　在1945年的8月唤起这样的民众情感，实在是一项巨大的成功。以天皇的名义发动战争的后果，是近300万日本人死亡，更多的人受伤或重病，国家一片焦土瓦砾。而此时天皇忠诚的臣民们，还被期望能够体贴圣意，为不能面对这一切安然活下去从而使天皇苦恼而惴惴不安。

　　这是天皇第一次直接面对公众讲话，所以收效格外显著。或许他真的不仅是他们苦难的象征，还是战争失败最大的牺牲者。毫无疑问，天皇的臣民们必定猜想，此前激励他们战斗和牺牲的皇诏，并非天皇的本意，而是奸臣的断章取义。正像多愁善感的天皇崇拜者们的解释，只有现在，人民才终于听到天皇真正的声音。正所谓“密云冲破浴天日”。

　　尽管天皇一再强调对“朕之忠臣良民”的信任，并保证与他们“休戚与共”，但还是警诫他们不要在战败的混乱和不幸中闹纷争。保持一个大家庭般的团结非常重要，要坚信“神圣国家不灭”，并竭尽全力重建国家，既保持日本的传统，又要与“世界进程和命运”并驾齐驱。

　　在这些既大胆又小心的言辞背后，隐含着对战后日本社会剧变的深深不安。数月来，天皇一直被这可怕的前景所困扰。

　　天皇的玉音放送，不仅是一场失败战争的正式的终结声明，而且是风雨飘摇之际，维持帝国统治，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的紧急战役的开篇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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