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曾发生了哪两起轰动天下的文字狱大案？

　　一起无人同情的北宋文字狱大案

　　北宋时期，曾发生了两起轰动天下的文字狱大案。一起是发生在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的苏轼乌台诗案，是时，御史何正臣上表弹劾苏轼，奏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御史李定曾也指出苏轼四大可废之罪。这起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另一起是发生在宋哲宗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的蔡确车盖亭诗案，宣仁太后(即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后，重新起用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元祐四年，任汉阳军(今湖北武汉)知军的吴处厚，指控前任宰相新党领袖蔡确在游安州(今湖北安陆)车盖亭时，所作诗中用唐上元年间郝处俊谏高宗传位于武后之事，影射高太后，梁焘、刘安世等赞成此说。蔡确被流放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几年后，死于贬所。宣仁太后曾对大臣说：“元丰之末，确自谓有定策大功，妄扇事端”，“吾不忍明言，始托讪上为名，逐之耳。”她还说办蔡确之罪，“只为此人于社稷不利。”

　　同为文字狱大案，为什么苏轼的乌台诗案，却得到不分党派人士很多的同情与说情，甚至连太后都帮助说情;而蔡确的车盖亭诗案却鲜有同情者呢。盖因苏轼为人正派，官风清正;而蔡确为官却有才无德，是趋炎附势、奸邪狠愎之徒。这也是一报还一报的原故吧!

　　关于车盖亭诗案，还得先从新旧两党的党争说起。

　　在哲宗朝，无论是元祐时期，还是哲宗亲政后，最活跃的似乎都是朝中的大臣们。由于变法与反变法矛盾的延续，以及哲宗与高太皇太后的冲突，使得当时支持变法的大臣(新党)与反对变法的大臣(旧党)都无可避免地卷入激烈的党争，成为其中的主角，也就演出一幕幕令人叹息的悲剧。

　　在高太皇太后垂帘的八年中，旧党不仅控制了整个朝廷，对新党的打击也从未放松过。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蔡确的车盖亭诗案。

　　蔡确，字持正，泉州晋江人。宋神宗时期，正在变法的王安石见蔡确颇有些才能，便推荐他做三班院主簿。但蔡确虽有才干，却长于见风使舵和阴谋诡计，当他见到神宗有疏远王安石之意时，竟不顾知遇之恩，上书参劾王安石。

　　蔡确为了谋取高官，制造了多起冤狱。他从知制诰升至御史中丞、参知政事，均靠制造冤狱谋夺别人的官位而得位。因此，很多大臣都看不起他，而蔡确却自以为本事了得。神宗病危时，蔡确与邢恕欲立神宗同母弟雍王颢或曹王頵为储君，阴谋未成，反过来诬陷高太后和王珪有废哲宗之意，自谓有策立之功。这样有才无德的小人迟早会遭到报应的。

　　高太后垂帘后，新党势力被排挤，蔡确也被贬出朝廷。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二月，蔡确被罢相，命出知陈州(今河南周口淮阳)。次年，因蔡确的弟弟犯事，牵连到了他，再贬至安州。在安州游览车盖亭时，蔡确写下了《夏日游车盖亭》十首绝句，诗被与蔡确有过节的吴处厚所得。也该小人遇到小人了。

　　吴处厚曾在蔡确手下为官，希望他推荐自己，但被蔡确拒绝了，由是怨恨不已。终于，斯时已任为汉阳军知军的吴处厚等来了报复的机会，他将蔡确的诗上呈朝廷，并指控说“内五篇皆涉讥讪，而二篇讥讪尤甚，上及君亲”。尤其诗中有“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之句是影射高太后的。郝甑山，安州人，唐高宗时的忠直之士。唐高宗曾想让位给武则天，郝甑山上奏章反对。

　　吴处厚说，此处是将高太后比做武则天。而梁焘、朱光庭和刘安世等人赞成吴处厚之说，并以“邢恕极论蔡确有策立(哲宗)功，真社稷臣”的言论进行弹劾，高太后怒不可遏，将蔡确贬到新州。吕大防和刘挚曾以蔡确母亲年老，岭南路远为由，主张改迁他处，高太后却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在当时，被贬往岭南，实际上如同被判了死刑。苏轼曾有诗云：“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蔡确被贬时，范纯仁(范仲淹次子)对吕大防说：“岭南之路长满荆棘七八十年矣，今日重开，日后我们难免有此下场。”他还请哲宗向高太后求情，但哲宗依旧以沉默相抗议。

　　宋哲宗亲政后便把大批元祐大臣贬至岭南，印证了范纯仁当日的忧虑。

　　车盖亭诗案是北宋开国以来，朋党之争中以文字打击政敌面最广力度也最大的一起文字狱。在蔡确被贬新州时，旧党将司马光、范纯仁和韩维誉为“三贤”，而将蔡确、章惇和韩缜斥为“三奸”。他们将王安石和蔡确的亲党名单张榜公布，以示警告，同时对元祐元年被司马光斥逐的新党人士章惇、韩缜、李清臣和张商英等再加以重贬，并将在朝的新党如李德刍、吴安诗和蒲宗孟等都降官贬斥。也难怪，这些人中，有不少人就上了《宋史》的奸臣榜。

　　随着高太后的衰老和宋哲宗的长大，不仅旧党成员，连高太皇太后也感到新党将复起的政治气氛。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八月，高太后垂危时，她告诫范纯仁和吕大防等人：“老身殁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公等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实际上高太后已经预感到哲宗准备起用新党，要他们提前准备，尽早退出朝廷以保全身家性命。

　　后来事实证明，宋哲宗亲政后，凡是高太后垂帘时，弹劾新党和罢除新法的官员，几乎无一人幸免，均遭到打击报复。而车盖亭诗案的新党领袖蔡确，却因无人同情，死于贬谪之地。

　　绍圣初，逢郊祀大礼，朝廷要颁布大赦诏令，通常连死囚都免去死刑。有大臣请示哲宗，可否赦免贬谪的旧党官员，哲宗回答得极为干脆，决不可以。绍圣四年(公元1097)，有人建议谪居岭南的刘挚等人“稍徙善地”，以“感召和气”，宋哲宗却说：“刘挚等安可徙!”连在岭南附近做些调动也不允许。而对于王岩叟，哲宗指责他当初贬蔡确时，实际上是将矛头对准自己，用心极险恶，也就更加痛恨他。哲宗的言行等于宣判了旧党政治上的死刑，甚至连哲宗的孟皇后也不能幸免，成为党争的牺牲品。

　　《宋史》是这样评价哲宗参与新旧党争的：“哲宗以冲幼践阼，宣仁(即高太皇太后)同政。初年召用马(司马光)、吕(吕公著)诸贤，罢青苗，复常平，登俊良，辟言路，天下人心，翕然向治。而元祐之政，庶几仁宗。奈何熙、丰旧奸，枿去未尽，已而媒蘖复用，卒假绍述之言，务反前政，报复善良，驯致党籍祸兴，君子尽斥，而宋政益敝矣。吁，可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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