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没有贪污最强大的王朝：贞观王朝

　　说完全没有贪污恐怕确实有些夸张，但若说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王朝，应该没有太多的异议。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在中国的古代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是唐王朝。作为中国人，我也赞成上述观点，只是要进一步对这一观点精确化。我认为中国最强盛的时期是唐帝国的“贞观王朝”，也就是李世民大帝当政的时期，那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说贞观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恐怕没有几个人会提出异议;但如果问及贞观王朝因何强盛和具体强盛到什么程度，恐怕多数的中国人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贞观王朝因何成为中国古代的黄金时代呢?

　　贞观王朝是李世民大帝建立起来的，他是唐帝国实际上的开国皇帝。在古代中国的开国皇帝中，只有李世民一人受过良好系统的教育，出身也最为高贵。他胸襟开阔、文武全才、知人善任、从谏如流，在当政期间创立了盖世绝伦的文治武功。在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里，皇帝的素质决定国家的命运。李世民除了具备历史上的英明帝王共有的优势外，下面的几个优势还是李世民独有的。

　　强烈责任心和浓厚的危机意识

　　责任心是领导人物必须具备的第一要素，没有或缺少责任心的领导纵使才华盖世，也一样会祸国殃民，不是渎职就是滥用职权。李世民的民族责任心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坐上皇帝宝座后，并没有像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多数权力人物一样自以为大功告成，可以坐下来好好放松一下，利用手中的职权尽情享受一下荣华富贵的滋味。相反，他比登基前更加勤于政事，一头埋在公务里，每天只睡很少的时间，整天在金殿上和文武大臣讨论国政，裁决案件和办理公事，有时一连几个小时也不肯停下来休息一下，以至常常忘记了吃饭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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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那些志得意满的权力人物不同的是：李世民大帝有浓厚的危机意识，他的眼睛看到的不是一个幅员辽阔、兵强马壮的强盛帝国(那时的唐帝国确实如此);而是一个危机四伏随时可能被又一次民变推翻的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那个刚刚瓦解的、曾经强盛无比的隋帝国，不断地琢磨隋王朝灭亡的原因，不时提醒自己不要重蹈隋王朝的覆辙，小心而又勤勉地引导他的帝国走出荆棘，走上繁荣，走向辉煌。

　　在李世民当政的中期，唐帝国已成了当时已知世界无与伦比的超级强国，繁荣和富庶达到顶峰。这时李世民应该满足了，可他看到的不是眼前的繁华和辉煌，而是帝国漫长而艰巨的未来之路，并为夯实未来的路基继续孜孜不倦地努力。

　　李世民的超强责任心是他高度智慧的集中体现。

　　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执政风范

　　中国的古代历史上许多统治者拥有无穷无尽的小聪明，并以耍小聪明为荣;很少有人想到诚实执政、坦白对人。结果当政者用诡计驭使部属;部属也依样画葫芦用诡计蒙蔽首脑。李世民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真正做到诚实执政的帝王，他在任时对臣僚敞开胸怀，不行欺诈之术;臣僚也恪尽职守，不搞欺瞒哄骗的传统官场伎俩。

　　李世民即位之初，曾花大力气整治吏治，下决心要在官场根治贪污受贿的不治之症。为了侦查那些暗中受贿或有受贿迹象的贪污官吏，李世民令亲信暗中向各部官员行贿，结果还真查处了几个贪官。李世民在得意之余把他的谋略告诉一位隋朝遗臣，没想到这位大臣当场泼了他一瓢冷水：陛下平时总告诫臣民要诚信待人，可陛下自己却先行欺诈之术，上梁不正下梁歪，臣民会一样用欺诈的手段报答你。

　　李世民认为大臣的话有很深的智慧，欣然接受了这句可能会使当权者恼羞成怒的逆耳忠言。

　　还有一次，李世民下令年龄虽不满18岁，但体格健壮的男子也要应征入伍，魏徵拒绝在诏书上副署(这是李世民最为智慧的杰作，他的命令没有分管大臣的签字没有法律效力，没有哪个皇帝会主动限制自己的无限权力，只有李世民例外)。李世民解释说：“这是奸民逃避兵役，故意少报年龄。”魏徵回答说：“陛下常说要以诚信待天下，要人民不可诈欺;可你却先失去诚信。陛下不以诚信待人，所以先疑心人民诈欺。”李世民深以为然并立即收回成命。胸怀宽阔，爱才如命，海纳百川的容人之量。

　　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否兴旺强盛，除了掌舵人具有超人的素质外，还必须有足够的人才来执行舵手的意志。人才的重要性在今天已成为世人的共识，因为人才决定国家的命但并不是所有的当权人物都重视人才的，实际情况是占半数以上的权力人物漠视甚至仇视人才，只有那些胸怀宽阔、胆识过人，能够认识到人才的重要并能宽容人才无伤大局的弱点，且不害怕人才超越他的出色政治家才能够任人唯贤。

　　李世民执掌的贞观王朝可谓人才济济，文有魏徵、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武有李靖、程咬金、尉迟敬德。一大批精英人物围绕李世民组成一个坚强高效的领导核心。可李世民还是感到人才不够用，并一再地命令宰相封德彝荐举人才，在久久没有消息后又一再催促他。封德彝委屈万状地说：“不是我不努力，实在是今世没有人才。”李世民当即纠正他：“君子用人如器，各随所长。自古人君致治，难道能借才异代么?患在自己不能访求，奈何轻量当世?”听了这样的真知灼见，封彝德除了惭愧外还是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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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文明的真正内涵就是最大限度地弘扬人性和尽可能地克服恶的一面。人性的多少和一个人地位的高低有很大的关系，地位极低和极高的人身上兽性的成分容易蔓延滋长，前者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后者会恣情纵欲乱用职权。

　　中国的皇帝因为位高权重的缘故，爱听甜言蜜语几乎是人类的通病，权力人物对好话的偏爱则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纵观历史上的那些亡国之君，只有极少数败在强大的敌人手里，绝大多数是被身边的甜言打倒的。只有那些凤毛麟角的睿智人物才能够不被好话所误导，李世民大帝就是其中一人。

　　他充分意识到绝大多数的好话都是别有用心的，因此对阿谀逢迎之言格外警惕。他常常告诫身边的官员：“君主如果刚愎自用，自以为比别人聪明，他的部下一定会谄媚他。结果君主失去国家，部下也不能单独保全。隋王朝的宰相虞世基，一味阿谀杨广，以保全他的富贵，结果也难逃一死。各位应以此为戒，对国家大事有意见，一定要直言相告，切莫报喜不报忧。”贞观王朝的强盛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比拟的。它具有如下几大特征：

　　社会秩序空前安定

　　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是真正的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630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29人。632年，死刑犯增至290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明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9月，290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唐帝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平气和的人也不易走极端，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开放的国界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就像今天的美国纽约一样。《中国人民简史》引一位现代者的观察称：“长安不仅是一个传教的地方，并且是一个有国际性格的都会，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达旦人、朝鲜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种族与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睦相处。

　　这与当日欧洲因人种及宗教而发生凶狠的争端相较，成为一个显然的对照。”那时的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在看到唐帝国的高度繁荣和文明之后，自己的国家在他们心中和没有开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于是就不想回国，千方百计地要留下。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唐帝国的各国人民，多以成为唐帝国人为荣。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20万人以上。

　　贪污降到历史最低点

　　贞观王朝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也许是李世民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唐帝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尤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警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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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王朝的朱元璋对贪污的处罚最为严酷，贪官一律处以剥皮的惨刑，可明王朝的贪官之多在历史上仍属罕见。可见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修明的政治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

　　高度发达的商业

　　中国封建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中国的封建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贞观王朝是唯一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不但如此，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的高瞻远瞩之处。

　　在李世民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文明有了迅速和长足的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像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唐帝国。除了沿海的胶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回顾贞观王朝的灿烂文明史，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华民族曾经是世界上优秀的民族，中国人也曾经是优秀的国民!当今天的中国人回首先辈辉煌的过去时，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是死抱着“四大发明”和“文明古国”等早已消逝的光环自欺欺人，还是痛心革面地反省自己、改变自己固执的观念，重新找回中华民族的理性和自信，还是每个中国人自己来抉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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