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锦囊妙计的实质：争权夺地残杀生灵

　　诸葛亮为三国时期蜀国的丞相，可称中国古代最受赞誉崇拜，也最具传奇色彩的政治家、军事家，《三国演义》还将他描绘成一个能神机妙算、未卜先知的智慧之神。他辅佐刘备建立蜀国，其兢兢业业、鞠躬尽瘁的人生与品格，是人们心目中最完美的辅弼大臣形象，成为中国人理想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英雄人物。诸葛亮的形象已经深深扎根在民众的心中，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的地位极为重要。那么，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是否符合这一形象?如果有相当差距的话，人们为什么要刻意塑造这个完美偶像?这个偶像在中国传统政法文化中又象征或意味着什么?……千万不要小觑这些问题，其中可隐藏着许多传统政治文化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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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承认，诸葛亮是一位颇有智谋与成就的历史人物，二十七岁时的《隆中对》已见一斑，此后在辅佐刘备建立蜀国的过程中，也时有出彩的计谋或过人的胆略。然而从三国历史的大局来看，蜀汉是一个战败之国，许多战略上的失误与战术上的败笔，也都与诸葛亮有关。如关羽大意失荆州，不但是关羽的责任，同时也是掌握总局的诸葛亮几乎不作为的结果。再有刘备死后，诸葛亮对蜀国的经营也存在许多问题，如人才的储备、国力的提升等方面，都捉襟见肘、自以为是。尤其是缺乏群策群力的谋略，往往一意孤行，对大将魏延抱有成见，使刘禅成为扶不起的阿斗，乃至蜀国很快灭亡。然而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有太多的人在为诸葛亮的形象工程涂脂抹粉，推崇备至，乃至将其塑造得近乎完美，从神化发展到妖化，杜撰出借东风、空城计之类的传奇故事，而使历史越来越离谱。 问题在中国文化塑造出这样一个官员高大形象，其原因与目的何在?诸葛亮之所以能登上神坛，首先要归功于本人对主子忠贞的品质，在完全可以取而代之状况下，依然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备永安宫托孤时曾明确表示：“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类诏书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它使诸葛亮可以名正言顺地取刘禅帝位而代之，同时刘备死后，诸葛亮集军、政、财、文大权于一身达九年之久，然而他却从来不存此“邪念”而依然忠心耿耿。

　　与同时代人曹丕、司马炎诸人握有军政大权后最终篡位相比，似有天壤之别。曹操、司马懿、司马昭等人虽没有篡位，但逼宫、杀弑及宫廷政变的一系列行为，也使诸葛亮颇为忠贞的一生品行之魅力更相得益彰。加上其贤相、廉吏两者兼有的身份，其官奴人格完全符合最高统治者与制度文化的需要，是使统治保持稳定的支撑点，是缓和社会各种矛盾的润滑剂。总之，中国古代这样的官员十分罕见而难能可贵。 在忠贞标准上，诸葛亮的家人与子孙亦无瑕疵。其子诸葛瞻虽不具将帅才华，没能利用有利地势抵御魏军的进攻，致使魏军邓艾部长驱直入。但他继承了其父的“忠贞”衣钵，拒绝了邓艾表封“琅琊王”等高官厚禄的引诱，斩了来使以示决绝，并为蜀国战死于绵竹，壮烈成仁而不辱先父名节。其孙诸葛尚也同样“乃驰赴魏军而死”，又为祖父“忠贞”名节锦上添花。有如是不贰忠臣及后代，后世统治者与文化人当然要大加推崇。诸葛亮遂成为统治阶级与传统文化标榜推崇的一面旗帜。 但认真考察一下诸葛亮统治下的蜀国，许多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一是庞大的国家机器与民众的沉重负担，只有九十多万人口的蜀国，官吏竟达四万多，军队更在十五万以上，平均二十七人养一个官，并负担近五个士兵。民众不但供养着这庞大的国家机器，而且青壮年主要在前线军队，后方生产第一线的，已大多为妇孺老幼。庞大的国家机器成为悬在民众头上的利剑。二是对民众的严密控制，用严刑峻法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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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蜀记》引郭冲五事，诸葛亮认为，刘璋治蜀时，刑法太轻，导致蜀人忘了君臣之道，所以他要“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其目的在维护君臣之道，维护统治的稳定。《三国志?诸葛亮传第五》所谓“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虽说其德刑兼用而民无怨，然终掩盖不了严刑峻法的事实。总之，诸葛亮时代，西蜀是典型的战时经济体制，它的特点是一切服务于前线，一切都为了战争，民众的疾苦生死基本无暇顾及。有关记载只字不提民众遭受的战争苦难，只字不提蜀国人口急骤下降的事实。诸葛亮的计谋一生，最为人们津津乐道，认为他足智多谋，天下无双。然而很少有人去思考一下，其计谋的用意与目的何在?因为诸葛亮的锦囊妙计，人间往往会多洒下一掬掬悲惨眼泪，国家常常又多了一片片的焦土，除了用人民的血肉给军阀们整合其势力范围，其锦囊妙计又有多少价值?为什么人们要崇拜整天用谋略去算计别人，去互相残杀，去争权夺地，去火烧，去水淹……连他自己都说：“吾虽有功于社稷，必损寿矣!”诸葛亮为什么会有这样担心呢?问题就在于战争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伏尸千万，血流成河，同时对环境、文化的破坏，这些诸葛亮心中都是有点清楚的，后人倒似乎一无感觉。当然，有人会说这是时代使然，不必苛责个人。问题是后人为什么还要如此崇拜这些战争杀人的计谋?最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身受其害，甚至被当作炮灰的平民百姓，却自觉自愿地在赞美、崇敬这些以计谋取胜的战神，这是一个民族的病态，还是一种文化的堕落? 他的《出师表》曾使多少文人志士感慨敬佩，他“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事迹又使多少英雄豪杰泪下沾襟。然而有没有想过，他六出祁山，连年征战，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毫无功绩。几次出师伐魏，众多大臣都表示反对，但他根本不听劝阻，一意孤行，用各种手段来消除异议和异己。诸葛亮五伐中原时，形势远远恶劣于夷陵之战前，丞相身份远逊于唯我独尊的皇帝，但同僚们却无人敢讲不同的意见。这说明，诸葛亮的个人权威已与君主不相上下，人们无法与之交流而只能顺从。

　　就是说几次北伐几乎都是在他一人坚持下成行，其刚愎自用、穷兵黩武之心胸昭然若揭。诸葛亮不知着眼于建造一方乐土，为百姓谋福利，不断提升国力，却偏要不断发动战争，透支国力。或许可谓是“大一统”文化之毒害，诸葛亮要将蜀国上升为一统天下之正统政权的欲望，造就了这一场场杀人战争的上演，然而其中必然包含着诸葛亮希望成就此欲望所能带来的个人功名利禄及世人对自己的崇拜盛景。 还有两案也颇说明诸葛亮的权谋人格。一是法正案。法正受到刘备的信任倚重，言听计从，并担任了蜀郡太守与扬武将军。法正得志猖狂，凡“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其报复手段严厉残酷，将曾经诋毁、伤害过他的很多人擅自杀了。有人建议诸葛亮启奏刘备，抑制一下法正的作福作威。诸葛亮却解释说：自得法正辅佐以来，主公改变了进退狼狈的处境，能在天空翱然飞翔。法正功劳这么大，怎么能禁止法正心得意满地行事呢!可见诸葛亮深知刘备对法正的倚重，而投其所好加以奉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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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常房案。益州从事常房接到密报，检举详柯太守朱褒密谋叛变。常房立即将朱褒的主簿抓起来审讯后“杀之”。朱褒大怒，遂率兵袭杀了常房，而且诬陷常房谋反。诸葛亮得知之后，竟将常房的几个儿子全部处死，还将常房四弟流放于越儁山区。此案中官位仅为从事的常房敢将朱褒的主簿审讯后杀之，肯定有定案依据，只是他过于自信，不该在主犯未曾归案前杀了从犯，从而自毁了人证。常房是文职，更没有兵权，他凭什么谋反?朱褒的诬陷不过是贼喊捉贼，故意弄混水罢了。诸葛亮处丞相高位，却不分青红皂白以滥杀无辜去安抚朱褒，而朱褒却以反叛给了诸葛亮一记响亮的耳光。 诸葛亮被神化的故事在做着这样的宣传：统治者为了国家是如此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们应该感动不已，以为那些“圣人”、“明君”就有如此伟大的品质。同时要求臣民学习其精神，追求此类高大完美的人格典范，抛开个人的利害恩怨，共同为国家(君主)的利益而奋斗。然而由于人的自身弱点，其实不可能进入此种境界，或者说现实中不存在这样的伟人。将某些君主、高官伪造美化成伟人的政治目的，就要麻痹国人的神经，使人们一直生活在政治幻觉中，对统治者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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