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探寻真相：中日两国谁开了第一枪？

　　卢沟桥事变：据日本联合通讯社驻上海分社的负责人松本重治的回忆录《上海时代》中“卢沟桥畔的枪声”一节记述：“清水中队长听到枪声，立即以无线电向丰台的大队本部报告了中国军队的不法射击。同时，集合中队点名，发现缺少一人，因此也向大队长报告了‘士兵一人下落不明’。实际上，约3小时(另一说20分钟)之后，下落不明的士兵归了队，并非被中国方面绑架去了。这个新兵担任传令兵，在离队解手返回时，在黑暗中走了相反的方向，因此延误了归队时间。

　　一木大队长听了清水中队长的报告，对士兵一人下落不明之事非常重视，立即将事件报告给北平的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上校)。一木大队长奉命带领丰台的一个中队士兵急赴现地，与中国方面进行交涉。

　　曾任日本关东军参谋的田中隆吉有一段记述：7月8日，我由内蒙化德乘飞机到达天津。晚间，在芙蓉馆(日本料理)辟室与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少佐对酌，他说：“放枪的事，是共产党学生干的……”我和茂川曾经在参谋本部共过事，我了解他一向和北平共产党方面的学生交往密切，所以就追问他一句：“那么，教唆他们干的元凶就是你啰?”他满脸通红点头承认……茂川还承认，中日双方于7月11日达成停战协定后，他又多次唆使部下趁夜在中日两军之间鸣放鞭炮，企图激化冲突，扩大战火。

　　北平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和保定绥靖公署军事法庭1946年6月审判战犯茂川秀和的问答笔录对谁挑起战争有过涉及：

　　法官问：“七.七”事变是谁挑起来的?

　　茂川答：是日本军国主义。

　　法官问：“七.七”事变近因是为什么?

　　茂川答：(日军)北平驻军外出演习时被打击了。有这个事情。

　　法官问：这责任应当谁负?

　　茂川答：在日本军负。

　　法官问：第一枪是谁先放的?

　　茂川答：是日本放的。

　　由上述两个证据，我们不难看出“第一枪”到底是怎么回事了。让我们再来看看日军关于“士兵失踪”的谎言。日军在卢沟桥制造事端的借口除“非法射击”之外，还有所谓“士兵失踪”的事情。日方要求入进宛平城搜查的主要理由正是“士兵失踪”。实际上，那位“失踪”的士兵名叫志村菊次郎，是1名二等兵，因解手离队，不久就归了队。后来有人问起志村为何“失踪”，清水假装不知道，居然提出3种推测：

　　(一)可能是解手去了;

　　(二)可能是奉命侦察，走错了路，回到部队演习位置时，中队已转移;

　　(三)也许是因疲劳伏在地上睡着了。

　　这本来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事情，只要问问志村本人就会一清二楚;可是日方一直含糊其词。

　　据当时住在宛平城里的宛平县政府秘书兼第二科科长洪大中回忆：

　　入夜，偶然听到部队集合的哨声和跑步声，县府也声音嘈杂。我忙翻身起床。第一个消息听说日军要攻城。守城部队苏桂青团副和金振中营长请示第110旅旅长何基沣。何命令第219团：(一)不同意日军进城;(二)日军武力侵犯则坚决回击;(三)我军守土有责，决绝不退让;放弃阵地，军法从事。这样坚决的命令，全城军民都非常振奋。人们高兴地说：“可有机会打鬼子了，出出多年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欺压的怨气。”人人摩拳擦掌，各个争先恐后，为部队往城墙上运送弹药箱和麻袋泥土，做临时防御工事。城内居民没有人惊慌失措，更没有为了自家安全想出城逃走的。都认为打日本侵略军是大快人心的事，都要为抗日出力。这时大家齐心协力把东城门用麻袋泥土堵紧，西城门也仅留一缝隙，供人出入。家家户户用棉被遮窗，一可防煤油灯灯光外射，二可防止流弹。

　　守卫宛平城和卢沟桥的3营营长金振中回忆：

　　7月7日夜11时许，忽然听到日军演习营地方向，响了一阵枪声。少顷，冀察绥靖公署许处长来电话说：“据日方说，他们的一名演习兵被宛平城内华军捉进城去，他们要进城搜查。”在这黑漆漆的雨夜，日军到卢沟桥警戒线内演习，明明是企图偷袭宛平城，只因我守备森严，无隙可乘，便捏造丢失日兵为借口，乘进城搜查之机，诈取我城池。我将此情回告许处长，陈述不要听信日方谎言。刚刚放下电话，激烈的枪炮声便响了起来。炮弹飞越宛平城墙，炸倒营指挥部房屋6间，炸死士兵2人，伤5人。防守阵地的各连连长纷纷报告，日军蜂拥般地向我阵地扑来。我立即奔往城上指挥战斗，给敌人以猛烈回击……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一章卢沟桥事件中记述：

　　1937年7月7日……我从长春亭提前回家，和来访的客人谈过话后，12点前便就寝了。刚入睡不久，北平驻屯部队联队副官河野又四郎大尉打来电话，武官室的值勤兵把我叫醒……。就是卢沟桥日华两军发生冲突的第一次报告。我大为震惊，急忙穿上军装跑到隔壁的联队本部，已是午夜1时左右。办公室中央放着一张长方形桌子，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以及主要干部军官们，一个个穿着整齐的军装围在桌子的周围。这时从卢沟桥附近送来的情报接踵而至，大家听着，却沉思少言，室内鸦雀无声，每人脸上流露着极其严肃的表情。

　　日本投降以后，茂川直言不讳地供认，“七.七事变”的第一枪是日本放的。为了扩大两军冲突，指使部下鸣放鞭炮的是我。”

　　秦市长回忆：“……夜晚2点，外交委员会又来电话，谓日方对我答复不满，强要派队进城检查，否则日军即包围该城。”

　　谈判结果：先由中日两方派员同往宛平城调查。

　　中方代表：王冷斋(督察专员，宛平县县长)、林耕宇(冀察外交委员会专员)、周永业(冀察绥靖公署交通处副处长)。

　　日方代表：樱井(冀察政委会军事顾问)、寺平(特务机关辅佐官、大尉)、斋藤(特务机关秘书官、大尉)。

　　共6人，乘两辆车前往宛平城。

　　同时丰台日驻军一木清直大队长率500余人并炮6门，向卢沟桥出发。

　　调查团车辆开至宛平城东约0.5公里处，遇准备攻城日军，日军埋伏于铁路涵洞下，已经枪炮摆列，作好战斗准备。日军指挥官副森田胁迫中方代表观看日军战线，并以武力恫吓中方代表。

　　寺平在日军阵地，就拿出了地图，对王县长说：“事态已十分严重，现在已不及等待调查谈判，只有请你速令城内守军向西门撤出，日军进至东门城内数十米地带，再商解决办法，以免冲突。”

　　王县长冷冷地回答：“此来只负调查使命，你所提出我军撤出，你军进城的无理要求，离题太远，更谈不到。”

　　森田手指日军枪炮威胁说：“要请王专员迅速决定，10分钟内，如无解决办法，严重事件立即爆发，枪炮开眼，你等同样危险。”

　　日方代表樱井又提出与寺平类似的要求：(一)宛平县城内中国驻军撤退到西门外10华里，以便日军进城搜查丢失之日兵，否则日方将以炮火把宛平城化为灰烬。(二)赔偿。(三)严惩祸首，最低限度处罚营长。

　　1937年7月8日，凌晨4时23分，在这个时间，实际已经决定中日之间战与和的前途，已经脱开了战争的缰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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