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出来与选出来：官二代的历史出路

　　清初大儒王夫之在《读通鉴论》的开篇论秦始皇功过。他认为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后设置郡县，是“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

　　那么何谓“大公”?王夫之解释说：“则分之为郡，分之为县，俾才可长民者皆居民上以尽其才，而治民之纪，亦何谓而非天下之公乎?”“古者诸侯世国，而后大夫缘之以世官，势所必滥也。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而天之生才也无择，则士有顽而农有秀;秀才不能终屈于顽，而相乘以兴，又势所必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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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在秦朝建立以前，中国社会的官员产生的主要模式是“生出来”：天子、诸侯、卿、大夫，几乎都是世袭，这一模式不独在中国，在世界许多民族也存在过。这种凭血缘而世袭官职的模式，其结果必然造成社会流动停滞、社会各阶层矛盾对立，如王夫之所说的那样“势所必激也”，社会陷于动荡。那么，不论出身，选拔有才能的人担任官职，当然是巨大的进步。秦国之所以能以偏僻之国而一扫六合，其中重要原因是它率先摈弃了“生出来”的任官模式，广聚天下人才为之所用。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措施是依据战功授官爵。———“打出来”是官员产生的另一种重要模式。

　　官员靠“打出来”，是社会的变态而非常态时期的模式，如贫寒子弟对“生出来”的方式不满意，就只能靠造反来改变现状。造反成功，一批官员就“打出来”了。但这种方式代价太大，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新王朝的帝王将相往往是“打出来”的，但新政权建立后，几乎所有统治者都希望告别“打出来”的模式，断绝被人造反的途径。

　　始皇帝破官员“生出来”的模式，但来不及建立一种更为和平、稳定的模式，天下又是大乱。在参加反抗秦政的洪流中，其中一个重要的群体，就是失去特权的“官二代”，即六国的旧贵族后裔，如项羽叔侄和张良。但历史的潮流浩浩汤汤，再伟大的英雄也难以让历史倒退——— 偶尔开一段倒车，也必不长久。最终还是无赖刘邦得了天下，尽管汉代初期有过郡国杂处，但单纯靠祖辈的庇荫而一代代坐享其成、世袭官职的模式，只能成为支流、余绪、旧梦了。

　　王夫之说：“封建毁而选举行(此“选举”非现代语境下的“选举”，而是指选拔荐举)，守令席诸侯之权，刺史牧督司方伯之任，虽有元德显功，而无所庇其不令之子孙。”这当然是十分理想的状态，多数时候，一个人或一个阶层掌握权力，总希望谋求利益的最大化，最大限度地让权力能传之子孙。所以，汉以后的“荐举”很快就变味了，这种“推荐”的模式，理论上说是最科学的，能选出德才兼备、忠孝两全的人，但若没有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荐举权由豪门世宦把持是很自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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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上品无寒士，下品无士族。”东汉末年的各州刺史世袭，相当于独立王国，两晋由豪门大族把持政权，实质上是在帝制时代，“生出来”的模式顽固地生存。但这种模式如果再成为主流，那么中华文明很可能会毁灭，民族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因为社会无法安定下来，统治者也没有办法长期维持这种格局：让无出路的寒门才俊为其效力，而让无德无能的“官二代”、“官三代”把持高位作威作福。

　　可以说，经过战乱不已、死者枕藉的南北朝，“考出来”的官员产生模式——— 科举制在隋唐时期出现并延续了近1500年，是中国人经过反复折腾，总结了社会动乱教训而创建的伟大制度。在靠一张张选票“选出来”的制度还没有产生前，“考出来”的官员产生模式无疑是世界上最文明、最先进的。

　　如前文所述，当权者不会放弃让权力传之子孙的努力，即使在“考出来”的时代，“生出来”的死灰还会复燃，流行模式就是科举舞弊——— 即以“考出来”之名，行“生出来”之实。但这样做难度较大，因为唐以后，历代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知道维护科举的公正，是朝廷的头等大事，实则就是维护王朝的合法性，因此对科举舞弊严惩不贷。对皇帝来说，科举舞弊之罪，仅次于“谋逆”，而当一个朝代科举纪律松弛、舞弊盛行时，基本上可以说，这个王朝已是穷途末路了。因此在科举时代，“官二代”和平民百姓一样，要通过科举才能得官，而靠捐官获得的官职不可能太高，且被整个科举共同体所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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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不上举人、进士的“官二代”，无论其父、祖官职多高，也只能在家当个土财主或者靠家庭的权势做买卖。科举时代，中国严格来说，除了皇家，是没有贵族的，只有“文化家族”，即“书香门第”，官宦人家利用家庭优越的条件，聘请名师教育子弟，而子弟登科为官。如清代昆山徐乾学家族和常熟翁同龢家族。这类因家境造成受教育条件的差异，在任何一个时代包括选票为王的民主社会，都是存在的。但只要程序公正，多数人对这种的差异是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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