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灵帝作为皇帝 为什么不直接处理宦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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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学生与官僚士大夫在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中，志同道合，思想一致，因而被称为"党人".宦官对党人的活动恨之入骨，他们寻找机会进行报复，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神突当时，河内有个名叫张成的方术士，与宦官往来密切甚至连框帝都召他去讲术，据说他"推算"将要大赦，便唆使儿子杀人泄私愤，司隶校尉李膺得知后，立即派人将其抓捕。这时果然政府下令大赦，按例应将罪人释放。可是，张成交结宦官，作恶多端，李膺便不顾敏令，毅然将张成的儿子处死。

　　宦官便抓住这一事件，指使张成的弟子牢修上书，诬告李膺联络太学生和各郡生徒相呼应，"共为部党，诽讪朝延，疑乱风俗"，桓帝大怒，下令速捕党人。李膺等二百多人被抓。他们还派人到各地，用重金悬赏，抓捕逃亡在外的党人，宦官对抓捕到党人百般折磨，在他们的脖颈、手和脚加上"三木"的刑具，动弹不得，并将头蒙盖，严刑通供拷打，手段极其残忍服毒，宦官纹杀正义残害无辜的可耻行径遭到了许多官僚的斥费和抵制，太尉陈番极力反对宦官迫害党人，他拒绝受理李膺的案件，坚决不在判处李膺的公文上签字，与此同时，尚书霍谓、城门尉武等人也向帝上疏，要求释放党人。

　　窦武虽是框帝的岳父但他向来喜欢交结太学生，同情太学生。他尖锐指出，把李膺杜密、范滴这些"国之贞士，朝之良佐"抓起来，是"奸臣贼子所诬托"的结果，迫害党人，使"天下寒心，海内失望".窦武还以病辞宫表示不满。迫于舆论的强大压力，汉桓帝不得不释放党人，但规定禁终身，不许再做官，这就是东汉的第一次党锢之祸第一次党铜以后，党人的声望空前高涨，许多人把改变社会整端的希望寄托在党人身上，并以和党人结交为荣，李膺等党人首领受到了人们近乎狂热的崇拜。有一次，郭泰由京师洛阳返回故里，儒生士大夫纷纷到黄河边上为他送行，有数千辆车，李膺也赶到了。

　　"郭林宗与李膺同舟共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随着反宦官斗争的广泛展开，官僚名士与太学生进一步结合声势不断壮大，并画现出一批领袖人物，人们崇敬他们，称他们为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三君"有窦武、陈淑："八俊"有李膺、杜密、王畅等;"八顾"有郭林宗、巴肃、范等："八及"有张俭，岑等;"八厨"有度尚、张邈等;这些不同的雅号是人们对他们人品、情操的概括，形象地勾画了这些名士各自不同的精神风貌，如："君者，一世之所宗也。""俊者，言人之英也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也，""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手握大权的宦官对党人运动刻骨仇恨汉灵帝时期，又发生了第二次党锢之祸。

　　第二次党锢之祸发生在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在此前一底官曹节就将同情、支持太学生运动的重要党人领袖窦武、陈蕃等人杀害，牢牢控制了汉灵帝，把持了朝政。遣成第二次党锢之祸的导火线是张俭告发侯览。张俭是"八及"之一，曾任山阳郡督邮。为政清廉，刚直不阿。大宦官侯览的家乡防东(今山东单县东)，属张俭管辖。侯览及其亲戚依仗权势横行乡里，残害百姓。

　　张俭便向朝廷告发，要求处治侯览。但上报的公文落在侯览手中，他扣压不报对张俭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公元169年，与张俭同乡的佞邪小人朱并见窦武、陈蕃等人被杀，宦官势力占上风，便乘机向朝廷诬告张俭，说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分别立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于是灵帝下诏抓捕张俭等人，侯览见报复的时机已到，便伙同曹节乘机派人将以前的党人一并抓捕于是，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都被抓，百般折磨后，惨死在狱中。

　　唯有张俭巧妙地躲过了宦官的追捕。逃亡途中，他得到了许多人的冒险掩护和资助，一直逃到塞外，幸免于难。于是官府又追查沿途收留帮助过他的人，成百人受到牵连而家破人亡。在这次党锢之祸中，被杀害、流放、罢免的党人及有关人员达六七百人。熹平元年(公元172年)，被幽禁的窦太后病死，有人在洛阳朱雀阙上书写反宦官的标语："曹节王甫幽禁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宦官又恨又怕再次大肆搜捕党人和太学生，将千余人抓捕入狱。为防范党人活动，同年又规定，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及五服以内的亲属，一律免官禁锢。宦官集团的气焰猖狂到了极点。

　　在宦官抓捕党人和太学生、滥杀无辜的恐怖气氛中，许多正直的官僚士人并没有退缩，他们抱定"威武不能屈"的坚强信念，临危不惧，视死如归，表现了高洁的情操。抓捕李膺时，许多人劝他赶快逃走，李膺却坦然地说："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他自动投狱，结果被拷打至死。范滂也主动投狱，他母亲很钦佩儿子的正义行动，说："你现在和李膺、杜密齐名，就是死了也值得!"党人也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同情与支持，一些人逃亡时，许多人不顾危险，"破家相容"。

　　这说明，党人反宦官专权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众的要求，因而深得人心从框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开始的党，延续了近二十年黄巾大起义爆发后，整个统治阶级都慌了手脚，他们结成联盟，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力图巩固东汉王朝的统治，而他们之间的矛盾暂时得到了缓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党钢解除了。提出解除党的是中常侍吕强，他"为人清忠奉公",也比较有眼光，在宦官群中实属风毛角，他数次向皇帝上书，要求改革吏治，禁止任用家人掌权，他还主张裁减后宫采女的人数，停止营建劳民伤财的建筑，黄巾起义爆发后，汉灵帝向吕强询问有什么办法，昌强提出了三条主张，第一，诛杀皇帝左右的贪官污吏：第二，大故党人：第三，检察刺史二千石地方官是否称职，关于大故党人。

　　他对汉灵帝说："党個久积，人情多怨，若久不救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昌强的警告，使汉灵帝很害怕，于是下诏解除党锢，解除党锢的消息传出后，那些双手沾满党人鲜血的宦官自知理亏，非常害怕。他们纷纷辞职，躲避起来，"人人求退，又各自征还宗亲子弟在州郡者".同时又设计陷害昌强。宦官赵忠、夏恽等人在灵帝面前编造说，吕强与党人本是一伙，有篡权的野心。吕强的亲属都很"贪秽".面对这些无耻之徒的诬蔑，吕强气愤不已，有口难辩，他悲愤地对灵帝说吾死!乱起矣!丈夫欲尽忠国家，岂能对狱吏乎"说罢便自杀身亡。这场长达二十年，杀害了成千上万正直之士的党锢虽然在农民大起义面前宣告停止了。然而，东汉王朝已危机四伏，病入膏肓，纵然释放党人，也不能挽救这个腐败政权覆亡的结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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