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最后的将军孙传庭，生擒老闯王却被害入狱？

　　趣历史小编知道读者都很感兴趣孙传庭的故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大明朝最后的将军孙传庭，字伯雅，为代州境内即今山西代县振武卫人。仪表堂堂，多谋善断，富有谋略。在万历四十七年，即1619年考中进士，被授职永城县令。因为对魏忠贤干预朝政心怀不满，弃官隐居。崇祯皇帝即位后，授职为吏部郎中，升为顺天府丞。在崇祯九年也即1636年，任职为陕西巡抚，着手组建秦军，用兵雄健富有谋略。

　　其后孙传庭设伏擒杀老闯王高迎祥，多次出击大破义军;而后又与洪承畴合围大破李自成的义军部队，而李自成仅以身免，只剩十八骑逃遁，关中的农民义军悉被孙传庭所平，大大打击了当时的农民义军。在崇祯十一年即1638年12月卢象升巨鹿战死，大明朝廷本来欲用孙传庭接替殉国的卢象升的职位，但紧接着就被下狱。

　　那么到底得罪了谁而入狱的?

　　起初在崇祯十年，因为与兵部尚书杨嗣昌的战略策略不同而生嫌，对付起义的农民义军，其实杨嗣昌提出的战略根本就不是什么战略策略，杨嗣昌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所谓战略 ，其实就是全方位围堵农民义军，全方位包围这也叫战略?!而且崇祯皇帝也就相信了。

　　这样就需要大量的军饷和部队。粗略一算，为此要摊派兵马12万、饷银280万两，而当时受灾情、兵祸最为严重的几个地区如关中河南等已经是水深火热了，这一加派，更是把老百姓逼上梁山。孙传庭对此很有异议：

　　“军兵屡战，多经溃乏受挫之苦;连年征战，民力疲竭”，

　　将官逼民反，必不能收到预期效果。而这时杨嗣昌为了掩盖自己的愚蠢和无脑，居然发难指责孙传庭阻碍陕西军务;逼得孙传庭上疏悲愤申辩。其后屡屡为杨嗣昌所抹黑陷害;而这时即崇祯十一年10月，后金八旗军第四次入寨南侵，入援京师勤王，崇祯十一年，即1638年12月卢象升巨鹿战死，大明朝廷本来欲用孙传庭接替殉国的卢象升的职位。

　　当此时与兵部尚书杨嗣昌多次就战略问题发生矛盾，并因此受到了排挤和抹黑，最后皇帝传旨对孙传庭加以严厉训斥，并不准孙传庭不进宫晋见，就地在城外驻防。而同时洪承畴也到了北京，崇祯立派太监高起潜出城迎接，并马上让洪承畴进宫见驾面谈。孙传庭多年征战，可以说是立功无数，大明崇祯却没有任何的赏赐，部下将士没有升迁，甚至于阵亡将士的家属连抚恤金都得不到。

　　这一冷一热使得孙传庭万分郁闷，急火攻心竟然耳聋，于是不得已上表报告皇帝自己两耳已经聋了，无法继续指挥作战，请求还乡治病。但是崇祯对孙传庭的请求不予批准，并让他负责河北山东等地的军政要务。但是此时杨嗣昌却抓住了孙传庭报告自己两耳已聋，借题发挥，陷害孙传庭在欺君罔上，并煞有其事的说是因为他之前受到皇帝的冷遇，所以孙传庭怀有不平之心。崇祯直接将孙传庭入狱待判。从此大明的江山将快速跌入深渊。

　　孙传庭的为人的确是所有的事自有定见，也确实是精明强干，这在性格上就有点负气要强了，什么事都不为为人下，只要认准了对皇帝忠心他自己也很清楚自己有哪些问题，所谓自称“以痴忠，取忌当路甚众”。不苟合于同僚，或多或少的都跟他们有过摩擦;这些都为他的下狱埋下了隐患。

　　杨嗣昌对皇帝顺其欢心，对下则刚愎自用，而孙传庭却不吃这一套。平心而论，孙传庭也未必应对得当。例如崇祯十年八月，石泉、汉阴失陷于义军，杨嗣昌就指责是因为孙传庭相救才招此败。而孙传庭则强硬回击，强调说陕南与关中不可能兼顾，那需要另设巡抚官员，如果朝廷无人可派，自己愿意就任，但是陕西巡抚就需要另选他人了。这种回应，让朝廷的官员们明显感到他是在负气，尾大可能不掉，兵部尚书杨嗣昌则更是上疏崇祯皇帝进行抹黑。

　　除了兵部尚书杨嗣昌和宦官高起潜，还有与洪承畴等同僚关系不是那么太友好。

　　至于总督洪承畴，孙传庭自己还是认为能与他同心协力的，但也清楚地明白自己“哓哓多口，未免取罪于督臣”。所以，他人已经感觉到两人已不可能同心，对于孙传庭的言论;如对洪承畴的指挥方略调度等表示过异议和不满，洪承畴对他也是无法谅解。

　　再比如例如崇祯十一年三月，洪承畴指挥入蜀追剿义军，指令孙传庭在商雒等地进行堵截，没想到李自成的义军却由川西，趁明朝部队空虚从北上至陕西文县一带，逃出了合围圈。在事后，孙传庭对这一指挥上的重大失误意见很大，还上疏皇帝辩析此事的具体情况。这肯定让洪承畴心中不满。在具体的军队事务上，孙传庭也是性格急进，经常开罪同僚，有一个例子很明显，那就是甘兵问题。

　　在崇祯十年，皇帝考虑到孙传庭兵力比较单薄，把在洪承畴麾下的甘肃部队二千多人拨给他指挥调度，这部人马的军饷，随即转为布政司来进行支出。孙传庭特别不愿意接受，在给崇祯的奏疏中言“此兵随征半年，功绩寥寥”。最后此事不可变更后，孙传庭又重新进行核定甘兵的军饷，在此大规模裁掉军官三十一人，兵卒四百有余，这样的幅度裁军，看似是精简队伍，减少了朝廷开支，但却也令官兵心寒，同僚心生不满。

　　看来孙传庭耿介孤忠，除了得罪除了兵部尚书杨嗣昌和宦官高起潜，还有与洪承畴，以及或多或少的一群同僚。当时即有人说：

　　“如此谓之极任也可，谓之极让也可，即谓之任让，两无所据，而却卸责焉亦可，非所望于该抚也。”

　　最为重要的是崇祯皇帝所造成恶劣的政治生存环境

　　尽管孙传庭他有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毕竟多谋善断治军有方，并且军功卓越;在国难当头之际，而遭到墙倒众人推的局面，这与崇祯皇帝的行事风格大有关系;崇祯皇帝特有的刻薄，猜忌，寡恩，残忍，急躁，自以为是，刚愎自用，而造成的朝廷大臣们人人自危，生怕承担责任，怕皇帝猜忌，同舟不共济，不但不共济，并且还将所谓的异己推下舟去有极大的关系;

　　综上所述;这样恶劣的政治生存环境，凶险程度并不亚于外面战场上的刀光剑影，并且大臣们互相监视，苛刻的互挑毛病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而孙传庭有着常人不具备的战略眼界，和雷厉风行的超强执行力;辉煌的战果出类拔萃的功绩使他成为出头鸟，所以在遭受陷害之际，众人推倒墙的局面出现，甚至连洪承畴都不帮助说话。

　　崇祯十四年春杨嗣昌兵败畏罪自杀;12月洪承畴在辽海溃败被擒;这时候崇祯皇帝面对糜烂不堪的凶险局势已无人可用;三年之后，这时崇祯才突然想起了还在监狱待判的孙传庭，将他开释，并向他询问局势应对战略。在孙传庭新败之后欲固守潼关，而又为性急的崇祯所拼命逼迫出战，然而崇祯真的是性急，如果孙传庭不出战，崇祯真的能急死，孙传庭被催逼之下，不得已出战。然而这一去战场竟然马革裹尸败死;大明随之灭亡。“传庭死，明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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