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世宗为什么要提升内阁权利？不怕控制不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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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有明一代，对于如何预防“内阁”势大的问题，明朝绝大多数统治者往往都会以“限制”为主，就好比“司礼监秉笔太监”的诞生，其目的就是为了从“内阁”手中拿回“决策权”。但是在明世宗“朱厚熜”执政时期，却俨然是另外一番景象，非但没有限制“内阁”阁权，反而进一步提升了内阁权力，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原来，在明世宗的意识里，势大并不代表擅权，他之所以要给内阁放权，其实还是为了集权。如此一来，他便可以通过控制内阁的方式来实现对朝政的全面掌控。

　　大礼仪之争示意画像插图

　　而这一切，还要从发生于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继而直到嘉靖三年(1524年)才宣告结束的“大礼仪之争”开始说起。

　　这场因"继统"与"继嗣"的礼仪形式而展开的争议，虽然从表面上看，无非就是明世宗在为“父母”正名，但实则还隐藏着明世宗选拔官员，借以培养“亲信势力”的目的。

　　因为，明世宗的这个皇帝之位，并非子承父业继承大统，而是由于明武宗朱厚照无嗣，这才让身为明武宗“堂弟”的明世宗有了机会，得以以“藩王”的身份登基称帝，虽然不是篡权，但也属实只是个“旁系血亲”。

　　所以，在明朝的礼法制度上，明世宗依旧面临着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困局。

　　而且其在登基之前，受他父亲朱佑杬于“正德十四年薨”的影响，明世宗于正德十四年(1519年)，才正式世袭了“兴王”的身份，成了藩王，而这个时候距离正德十六年(1521年)也不过仅仅两年的时间。——《明史·世宗一》

　　这也就意味着明世宗在登基之时，非但名不正言不顺，其自身的亲信势力定然也是不多的，再加上朝堂上斗争形势日益剧烈，大家说他单枪匹马顶得住吗?所以，明世宗势必就需要想方设法的寻找一批值得他信任，且可以放心委以重任的亲信势力。

　　张熜示意画像插图

　　明世宗让进士“张熜”入阁拜相

　　而这“大礼仪之争”，无疑就是一个极佳的机会，一来二去之下，于正德十六年入朝的进士“张熜”，也就这么进入了明世宗的视野。

　　是时，在礼官议兴献王主祀称号时，时任内阁首辅的杨廷和提出了这样一个说法，“是足为据，宜尊孝宗曰皇考，称献王为皇叔考兴国大王”，显然是想让明世宗认明孝宗朱佑樘为父。——《明史·杨廷和传》

　　如此一来，就相当于明世宗与明武宗成了名义上的“亲兄弟”，那么明世宗的登基自然也就变成了“兄终弟及”，符合明朝的礼法制度，也就等同于破除了明世宗登基之时的“名不正言不顺”之困局。

　　但是呢，这个说法明世宗并没有答应，而是肯定了张熜“继统不继嗣，请尊崇所生，立兴献王庙于京师”的主张，“至是，下璁奏，命廷臣集议。”——《明史·世宗一》

　　相信大家从这里就能看出不少东西，一方面是明世宗并不愿意改认明孝宗为父，而是想立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为“皇考”;另外一方面，进士“张熜”的主张显然是站在了明世宗这一边。

　　那么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杨廷和示意画像插图

　　截至嘉靖三年(1524年)二月，“谨集诸章奏，惟进士张璁、主事霍韬、给事中熊浃与萼议同，其他八十余疏二百五十余人，皆如臣等议”，什么意思?——《明史·列传第七十九》

　　争议赫然是一直持续到了嘉靖三年，且朝臣有一大部分都是站在了内阁首辅“杨廷和”那一边，也就是站在了明世宗的对立面。而支持明世宗的官员，却仅仅只有“进士张璁、主事霍韬、给事中熊浃与萼”寥寥几人，差距极为悬殊。

　　但是结果呢，却是于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明世宗下诏“下员外郎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锦衣卫狱。癸未，杖马理等于廷，死者十有六人”，继而于“九月丙寅，定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献皇帝为皇考”。——《明史·世宗一》

　　很显然，这场争了三年多的“大礼仪之争”，最终还是在明世宗的皇权干预下宣告结束，以明世宗的胜利而告终。

　　而作为明世宗主张的支持者，进士“张熜”亦是于嘉靖六年(1527年)十月，被册封“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预机务”，俨然只用了六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很多人可能一生都达不到的‘入阁拜相’之程度。——《明史·世宗一》

　　明太祖朱元璋画像插图

　　明世宗让“张熜”入阁拜相的举措不符合明朝旧制

　　但同时也就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明世宗让进士“张熜”入阁拜相的举措并不符合明朝的旧制。

　　因为早在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在制定“官员考核体系”之时，就曾在“考满法”中明文规定，“凡升迁，必满考”，顾名思义，就是如果想要提拔官员，那么官员首先就得通过这“考满法”的考核。——《明史·选举三》

　　而这个“考满法”的考核却并不是那么容易完成的，因为其“三年给由，曰初考，六年曰再考，九年曰通考。依《职掌》事例考核升降”的特性就注定了想要通过“考满法”考核，最少也得九年的时间。——《明史·选举三》

　　大家再看“张熜”的履历，从正德十六年考中进士，再到嘉靖六年入阁拜相，显然不到九年，更别提还是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身份入阁拜相，实打实的位高权重，这又如何能符合明朝旧制呢?

　　那么也就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明世宗相中了“张熜”，觉得张熜这个人值得被自己信任，可以破格录取委其重任。也间接的证明明世宗很迫切的需要一批人才来作为亲信培养。

　　明世宗朱厚熜画像插图

　　明世宗扶持“张熜”成为内阁首辅

　　大家可以再回顾下“大礼仪之争”的过程。很明显，张熜从始至终一直都站在明世宗的这一边，而且还是以一个初次入朝为官的“新官”身份。

　　反观张熜所反对的杨廷和一派，人多势众不说，更是身居高位，杨廷和自身更是当时的内阁首辅，这也就意味着张熜一旦挑明了反对杨廷和，势必就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甚至危及他的仕途。

　　就好比杨廷和当时知道“进士张璁与侍郎王瓒言，帝入继大统，非为人后”的事情以后，“恐其挠议，改瓒官南京”，直接就把“侍郎王瓒”给调到了南京，而后同样也将“张熜”给调到了南京。——《明史·列传第七十八》

　　但幸运的是，张熜的主张、以及他不畏强权的性格恰好被明世宗所欣赏，为他加了分，否则仅凭张熜那新入朝为官的进士身份，在调到南京后难免会落得一个被统治者所遗忘的结局，哪里还有可能发生后来的入阁拜相之事。

　　与此同时，杨廷和的这个举动，无疑也就证明了明世宗执政初期，内阁的权力已然势大到足以独揽朝政的地步，且内阁首辅的主张还跟他不一样，对明世宗而言，这显然不是什么好的信号，“内阁”赫然已经对“皇权意志”构成了威胁。

　　明世宗示意剧照

　　而张熜即便是被调为外官，却依旧敢继续反对杨廷和的举动，正好就恰逢其时的随了明世宗的心思，满足了明世宗想要通过这场“大礼仪之争”选拔亲信的诉求。

　　试问，如果把内阁的首辅换成支持明世宗的亲信，岂不是就基本等同于官僚意志与“皇权意志”得到了统一吗?

　　如若我们再从明世宗利用皇权，强行结束“大礼仪之争”的行为来看，也足以证明明世宗确实不仅仅只是为了给父母正名，否则单凭皇权的加持，他就完全没必要将这次事件拖那么久，其最终的目的，终究还是为了选拔亲信。

　　故而这才有了嘉靖六年，明世宗不顾“考满法”旧制，破格提拔“张熜”入阁拜相的事件发生。更是采纳了张熜所提出的“今内阁择其人焉，责之以择九卿”的主张。——《明世宗实录·卷八一》

　　顾名思义，张熜此举，赫然是想让内阁拥有选用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以及都御史，大理寺卿、通政司等“核心政治机构”主要负责人为内阁成员的权力。从而也就相当于是让内阁凌驾于六部百司之上。

　　但到这里还不算完，明世宗更是于嘉靖八年，罢了当时的内阁首辅“杨一清”，改立“璁为首辅”，正式将张熜扶持成了内阁首辅。——《明史·列传第八十四》

　　以至于后来更是形成了一种“孚敬还内阁，事取独裁，时不敢有所评议”的现象，俨然张熜已是独揽内阁大权，成了内阁的实际掌权者。——《明史·列传第八十一》

　　明朝内阁官员示意画像插图

　　势大不代表擅权

　　不过说到这里，相信大家应该足以看出明世宗非但不限制内阁权力，甚至还进一步提升内阁权力的真实意图了吧?属实就是为了营造出一种由内阁执掌朝政大权，但是却由他掌控内阁实际掌权人的政治格局。

　　俗话说的好，“堵不如疏”，就像此前于宣德年间，明宣宗为了制衡内阁，在内廷中培训了一批“司礼监秉笔太监”，并让其“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硃”，在无形中剥夺了内阁的“决策权”，只给内阁保留了“议政权”。

　　但是这个举措，却也直接导致了明朝宦官势力的势大，造就了诸如“王振”、“刘瑾”这样的大宦官。

　　而明世宗此举，首先就让宦官势力失去了独揽大权、擅权专制的机会，正如史书所说，“故内臣之势，惟世宗朝少杀云”，显然成效是十分显著的。——《明史·宦官一》

　　与此同时，内阁的势力固然是大了，但是其最高的掌权者却是明世宗的亲信，那么在处理政务之时，势必就会更多的去考量明世宗的想法，从而也就形成了一种明世宗怎么说，内阁就怎么做的政治局势。显然对明世宗促进中央集权有着极为积极的意义。

　　严嵩示意画像插图

　　可能很多人会说了，那么明世宗朝的内阁首辅“严嵩”，其独揽朝政20年的事件又怎么说呢?

　　不过大家考虑过没有，如果这“严嵩”其实跟“张熜”一样，都只是明世宗手下的亲信势力呢?那么严嵩的独揽朝政之举还算是“擅权”吗?并不算，因为“势大”于“擅权”这两者在本质上就是不同的。

　　所谓“擅权”，指的是官僚势力将自己的意志覆盖到了皇权意志之上，造成了皇权意志被架空的景象。就好比公元835年，27岁的唐文宗不甘为宦官控制，和李训、郑注策划诛杀宦官，发动“甘露之变”，欲夺回皇帝丧失的权力，这种程度的独揽大权，才能称得上是“擅权”。

　　而“势大”，则只是单纯的独揽大权，但“皇权意志”依旧还是凌驾于官僚意志之上的。

　　所以，如若要说“严嵩”独揽大权是“擅权”的话，那岂不是说明世宗在严嵩独揽大权的二十年时间里，一直都受制于“严嵩”吗?

　　但纵观史书，礼部尚书严嵩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兼武英殿大学士，预机务”开始，再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夏五月壬寅，严嵩罢”这20年时间里。——《明史·世宗一、世宗二)》

　　夏言示意画像插图

　　显然是呈现出了一种“夏言、严嵩迭用事，遂赫然为真宰相，压制六卿矣”的状况，顾名思义，就是由夏言、严嵩两人轮流掌权，继而压制六卿，属实并非严嵩一人独揽大权。——《明史·职官一》

　　其次，明世宗重新启用夏言的原因，也正是因为“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使得明世宗“微觉嵩横。时赞老病罢，璧死，乃复用夏言。”——《明史·奸臣》

　　即便是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世宗“罢夏言。三月癸巳，杀曾铣，逮夏言”，造成夏言身亡，但随后严嵩的政治地位也并未真正安定下来。——《明史·世宗二》

　　因为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这一年，“嵩密疏毁鸾，帝不听，而颇纳鸾所陈嵩父子过，少疏之。嵩当入直，不召者数矣”，显然没有对“严嵩”言听计从，甚至还曾有意的疏远严嵩。——《明史·奸臣》

　　这种种案例都足以表明，虽说严嵩曾独揽大权是事实，但也只能称之为“势大”，也就是权力大，仅此而已，至于“擅权”威胁皇权意志这一方面，严嵩属实是未能达到标准，或者是并没有成功。

　　如若再加上此前明世宗还曾将“张熜”扶持成了内阁实际掌权者的事实。那答案也就很明显了。

　　内阁势大是真，但内阁首辅擅权的局面却并未成型，而明世宗也完全可以借助控制内阁首辅的方式来控制“内阁”，继而实现全面掌控明朝朝政的最终目的。

　　明朝宦官示意漫画插图

　　结束语

　　综上所述，相信大家不难发现，对于如何限制内阁势大的这个问题，明世宗之所以会采用与其他绝大多数明朝统治者截然不同的方式。

　　一方面是由于他为了预防“宦官之祸”的发生，所以不再想重用宦官。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从登基之初就开始了通过“内阁”全面掌控朝政的布局。

　　先是通过“大礼仪之争”选定了值得他委以重任的亲信“张熜”，继而一路扶持“张熜”，让其入阁拜相，而“张熜”又对明世宗忠心耿耿，政治意见显然也是与明世宗达成了一致。

　　否则便不可能会发生明世宗采纳张熜提议，让内阁实现对“六部百司”全面压制的事件，更不可能会将张熜扶持为内阁首辅，让其成为内阁的“实际掌权者”。

　　明世宗掌控朝政示意漫画插图

　　换句话来说，截至嘉靖八年，自“张熜”被册封为“内阁首辅”之日起，明世宗“控制内阁”的布局就已经基本完善了。至于后面的夏言、严嵩等内阁首辅，实则只是按照明世宗已经规划好的政治统治体系路线在走!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明朝内阁的势大，以及“内阁首辅”的势大，在明世宗一朝确实算不上擅权，其最终的目的，终究还是在为明世宗促进中央集权，加强君主专制体系的完善而服务。

　　正如史书所说，“世宗御极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要亦中材之主也矣”，如若“严嵩”真的是“擅权”的话，且还擅权20年，那《明史》的这个评价又从何说起呢?毕竟明世宗也才执政四十多年。

　　所以，也就足以证明，明世宗给“内阁”以及“内阁首辅”放权的做法，虽与其他绝大多数的明朝统治者不同，但殊途同归，其最终的目的是一致的，均是为了实现对朝政的全面掌控，属实对明世宗促进中央集权，完善君主专制体系等方面有着极为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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