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道光花了26年的时间才下定决心立储？

　　《清稗类钞》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道光帝在写传位诏书的时候，将所有的太监都赶出殿外，然后才书写了立奕訢为皇太子的朱谕。但清宫内外很快就有了传言——奕訢已被立为皇太子。那这样的机密是如何泄露出去的呢?

　　据说，被赶出殿外的太监们，深知道光帝有隐秘的大事要处理，故而远远地通过窗户窥伺道光帝的一举一动。他们发现道光帝在书写谕旨时，最后一笔拉得特别长，由此猜想其书写的是奕訢，这件事就传了出去。道光帝很不高兴，就改立了奕詝。

　　显然，这个故事是经不起推敲的，可信度极低。不过，这一传言却说明道光帝在立储上，的确是破费踌躇，左右为难。但这并不说明道光帝完全没有主见，在立储问题上，他还是有着很细致的考虑的。

　　两位立储皇子之间的明争暗斗

　　就奕詝和奕訢的个人情况来看，以当时的标准来衡量，可以说奕訢更有优势。奕詝其人性情稳重内敛，给人以忠厚仁德、谦恭温良的之感，实际上他遇事优柔寡断，魄力不足。加之在师傅杜受田的教导下，奕詝学习的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诗文习作之类。

　　在道光时期，这些所谓的“正道”内容陈旧，无法适应当时社会形势，更无从解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和严重的内忧问题。而奕訢聪颖敏达，恃才傲物，锋芒毕露，且较易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相比而言，更具趋新应时之锐气。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奕詝因为在南苑围猎时，不慎坠马，摔伤大腿，后经御医的精心治疗，虽无大碍，但多少留下些残疾，行动大为不便。而奕訢则身体健康，文武皆能。

　　道光帝对这两位皇子非常了解，仅从个人情感而言，他无疑更偏爱奕訢，并愿意立其为皇太子。但有两个因素也是道光帝不得不加以考虑的。

　　第一，中国封建社会，立储原则向来遵循立嫡立长

　　有嫡立嫡，有长立长。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皇子间的皇位争夺，维持封建社会中的上下尊卑，长幼有序的传统政治伦理道德。尽管这样可以保证皇位的平稳继承，但同样也有副作用，即立储时只强调嫡长，在德行方面会有所欠缺，结果是平庸的皇子做了皇帝，而贤能的皇子为其所制，这样的特点在明代就十分突出。

　　上面提到，清初时期并不遵循立嫡立长原则，而是采用选贤举能的办法。不过，入关之后，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在立储问题上又不能无所顾忌。从乾隆帝开始，就有了立嫡立长的苗头，道光帝本人就是典型的案例。

　　道光帝自从皇后佟佳氏死后，奕詝生母被封为贵妃，统率六宫，后又被封为皇后。与奕訢的生母静妃相比，显然后嫡庶之分;况且奕詝长奕訢一岁多，无论是立嫡，还是立长，道光帝都应立奕詝为皇太子，这一点便是奕詝的优势。

　　第二，道光帝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传统观念的影响

　　从主观意图而言，道光帝未必就一定要抱残守缺，墨守成规，但客观上却是率由旧章、事事依祖制办事，因此在立储问题上，他更倾向于能维持政局和国家平稳的守成之君。因此，有几件“小事”最终让笃守祖宗之法的道光帝选择了奕詝。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春，道光帝亲率皇子去南苑行围打猎。诸皇子从皇宫高墙深院中被解放出来，个个跃马扬鞭，争先恐后，张弓搭箭，在父皇面前一展才华。这个时候，唯独奕詝没不发一矢一枪，不伤一禽一兽。

　　道光帝发现奕詝一无所获，心中不快，但还是心平气和询问原因何在。奕詝回答：现在正值万物复苏滋生，是鸟禽野兽生长繁育之时，我实在不忍心去伤害这些生命，更不愿“以弓马一日之长，与诸弟相争”。道光帝听后龙颜大悦，称赞说“是真有君子之度也”，于是暗自决定了储位人选。奕訢在这次围猎中虽然斩获颇多，但还是在不知不觉中输掉了这一局。

　　还有一则流传颇广的说法源于《清代野史大观》，说道光帝晚年患病，召见奕詝和奕訢前来入对谈话，以便进一步考察两人的品格德行，并将借以决定储位。奕詝、奕訢在面见道光帝之前，就曾问计于自己的师傅。

　　奕訢的师傅卓秉恬不敢大意，决定发挥奕訢才思敏捷、聪明伶俐的优点，要求奕訢凡是道光帝有所询问，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尽量向道光帝展示自己的才识，力争以才、以能取胜。可以说这个策略也是正确的。

　　但奕詝的师傅杜受田技高一筹，他为奕詝确定了“避己之短，扬己之长”、“藏拙示德”的策略。他授意奕詝：若是在皇上面前条陈时政，讲论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你不敌六爷，因此只能以仁、以德取胜;如若皇上向你们谈到自己年老多病，不久于此位的话，你只管伏地痛哭流涕。

　　结果恰如杜受田所预料的那样，道光帝十分高兴，认为皇四子奕詝仁孝，储位遂定。这样，奕訢又输掉了第二局。

　　皇四子奕詝终继大统

　　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道光帝终于下定决心，立奕訢为皇太子。其建储朱谕为：“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立储后不过三年半的时间，道光帝病情愈加严重。自道光三十年正月初四日起，皇太子奕詝即开始“代阅奏章，召见大臣”，履行皇帝的权力了。

　　正月十四日，道光帝崩逝。十七日，奕詝以嗣皇帝名义封奕訢为恭亲王。正月二十六日，爱新觉罗·奕詝正式即位，以第二年(1851年)为咸丰元年。

　　道光帝选择了奕詝，就意味着大清选择了奕詝。且不论咸丰帝奕詝的个人贤愚功过如何，仅就奕詝与奕訢两人寿命长短而言，道光帝的选择就是一个极大的失误。当然，这一点这是人所不能预见的。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不妨大胆地设想一下，如果道光帝立奕訢为储的话，情况将会如何呢?

　　奕訢死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享年66岁，一生共有四子，奕訢死时，长子、三子、四子均以先他而死，但其次子载滢已年仅四十。姑且不去推测说奕訢是否比奕詝更为优秀，是否更能适应国内形势的变化，是否将大清国这一艘巨大而残破的航船驶向安全的港湾，也不去评论载滢是否成才成器。

　　但有一点几乎是无可置疑的，即载滢必可于成年之时，较为顺利地继承皇位，清王朝当不会因皇位继承人年龄太小，而导致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出现，更不会出现以后连续两位清帝死后无嗣，而产生大清王朝皇位继承危机与朝局的动荡。遗憾的是，历史终究还是选择了奕詝，而奕訢注定是生不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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