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为何对汴河如此重视呢？其实汴河不止有航运功能

　　淳化二年(公元991年)，东京汴梁附近的河渠决口，宋太宗闻讯，天刚亮就乘步辇出乾元门，亲入泥淖，行走百步，视察灾情。他对群臣说：“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宋太宗为什么会为一条河渠亲临抢险抗灾现场呢?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趣历史小编一起往下看。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下令开掘隋唐大运河首期工程，运河将板渚，经鸿沟、蒗荡渠，睢水连为一体，北接黄河，南连淮河，流经豫、皖、苏等三省六市，全长650公里。这条运河就是汴河，也叫“通济渠”。宋太宗指的正是汴河。

　　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的北宋，在外交上实行“守内虚外”的政策，先后与辽朝、西夏签订不平等条约，以岁贡银绢的形式换取边境和平。对外采取“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和“恩逮于百官唯恐不足，财取于万民唯恐其有余”的专制政策，官僚阶层兼并土地，盘剥百姓，外加五代十国的割据战争，农民缺少土地和生产资料，加剧了北宋朝廷“币藏空虚，财用枯竭”的经济危机。

　　北宋实行中央集权制，“畜兵京师，以成强干弱枝之势“，据历史学家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推断，北宋初期的禁军数量有20万左右，至仁宗时期多达八十多万。重兵云结汴梁，对军需物资供应急剧增加。在外交、经济、军事的三重压力下，北宋失血严重，亟需高效便捷的输血途径。

　　自中唐以来，江淮地区的赋税占朝廷财政税收的90%以上。汴河连接黄河和淮河两大水系，突破了南北航运的瓶颈，拉起了汴梁和南方联系的纽带。北宋选择汴河无疑是当时的最佳方案，起到了“国家御戎西北而仰食东南”的目的。

　　自开通以来，汴河一直是南北水路交通的大动脉。安史之乱后，汴河年久失修，河堤毁坏。五代时，受战争影响，汴河废置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后周显德年间，周世宗柴荣先后三次疏浚汴河，为北宋设置以汴河为主的航运体系打下了基础。据《宋史·河渠志》记载：“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咸会天邑。”北宋以汴梁中心，确立了由惠民河、金水河、五丈河、汴河组成的“漕运四渠”。为此，专门成立了负责漕运的发运司。它以10至30艘船为一纲，共掌握了200纲，实行官船、私船分运制，推行一年四运制，每年漕运期限长达二百多天。通过巨量的南北漕运，维持汴梁的生机和繁荣。

　　明朝杨宏编写的《漕运通志》对汴梁漕运进行了详细的记述，当时汴河不仅要承担“江南、淮南、浙东西、荆湖南北六路之粟”，还有关中的漕运也要经过汴河转运，“四河所运，惟汴河为最重”。单以发运司掌控 “淮南之船,以供入汴之纲,常六千只,一舟之岁运常千石”，加上其他的公私船只，总数超过万艘。

　　开宝五年(公元972年)，汴河漕运不过数十万石。至太平兴国六年(公元 981 年), 漕运四渠总运量为550万石，汴河承担了江淮米食300万石, 菽100万石,运量增加了数倍。大中祥符初年,漕运猛增至700万石。

　　神宗时期，日本僧人成寻在汴梁大相国寺交流佛事，亲眼目睹了汴河上繁忙的航运景象，他坦言：“汴河两岸著船不可胜计，一万斛、七八千斛，多多庄严。大船不知其数，两日见过三四重著船千万也。”据测算，北宋创造了漕运历史上最高记录，而汴河占北宋总漕运量的3/4。北宋参知政事张洎认为：“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 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汴河成为黄金水道已初具雏形，北宋在汴河的支持下得以享国167年。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统计，神宗熙宁年间，汴梁共有160多个行业，说明汴梁商业和手工业分工细致，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北宋词人周邦彦的《汴都赋》有云:“舶妒相衔,千里不绝,越般吴糟,官艘贾舶, 闽讴楚语,风帆雨揖,联翩方载,征鼓锉铃。”从词作中可以看出汴河对汴梁社会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

　　汴河漕运的长盛不衰，和北宋推行的漕运制度也有密切关系。开宝五年(公元972年)，发动司设置漕运转般法。具体做法是在运河沿线的泗、楚、真、扬四州(州治所今安徽泗县、江苏淮安、仪征、扬州等地)设立转般仓，东南六路的船只在此卸载漕粮，“载盐以归,舟还其郡,卒还其家”，漕粮由“汴舟诣转般仓运米输京师”。由于纲船可以附载商品入汴，这一做法既能让社会、发运司和船主利益均沾，又可以提高漕运的效率，转般法一直实施到北宋末年方才结束。

　　元佑四年(公元1089年),御史中承梁煮上书陈词：汴河“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石,及至东南之产、百物之宝,不可胜计。”可见当时汴河既能漕运，又可通商，而且品种多样，数量惊人。转般法增加了汴河漕运的含金量，有力促进了汴梁的经济发展。

　　汴河不但具有漕运的社会功能，还有淤田的自然属性。汴河的水源大多来自于黄河。早在西汉时期，黄河“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巨量的泥沙富含有机质，以此淤田可以有效改良土地。在唐朝就有引汴淤田的先例。

　　王安石变法的重要举措就是成立管理放淤和淤灌的“淤田司”，设立相应的奖惩制度。熙宁二年至元丰二年(公元1069年～1079年)，全国引黄、汴、漳、滹沱、胡卢等河水淤田，总计近7万顷。汴河淤田地点主要集中在阳武县(今河南原阳县)和汴梁附近。

　　经过几年的引汴放淤，汴梁附近的盐碱地“尽成膏腴，为利极大”，《灵璧县志略》对当地放淤也有记载：“浊流经过，泥沙停积，其地最为肥美，旱涝无虞。”淤积过后的农田，由原先亩产五至七斗提高到两三石，增长了至少三倍。这是汴河经济价值又一个巨大的成果。

　　北宋政治家张方平对汴河的作用进行了精辟的概括：“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汴河废则大众不可聚,汴河之于京师,乃是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由此可见汴河对北宋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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