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灭亡后，为什么文人还念念不忘？当亡国奴当上瘾了吗？

　　当亡国奴当上瘾了?为什么元朝灭亡后，文人们对元朝还念念不忘?是很多人要的问题?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解答。

　　“崖山之后无华夏,明亡之后无中国”，这句话咱们肯定都不陌生，至于到底正确与否咱们今天不做讨论(因为这句话出自日本人之口，那就得颇为思量一番了)。

　　我们一般把元灭宋视为野蛮取代文明的悲惨事件，这传承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出现了断层，汉民族百姓们承受了深重灾难。元朝在中国统治也极为残暴，比如说把全国百姓封为四等人(汉人为最低级一等，直接体现就是蒙古人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九儒十丐(就是说元朝的文人地位最低，甚至比娼妓还不如，也就比乞丐稍微好点，科举被废，斯文扫地)。

　　所以朱元璋在起兵之后以“恢复中华”为口号，将蒙古人斥为胡虏，他还在北伐的檄文中说：“天道好还，中国有必伸之理”，处处都以汉人正统自居。在朱元璋想来他代表饱受压迫的文人百姓们讨伐落后、野蛮的异族人(强调蒙古人非我族类)，解救百姓于水火之间，只要他朱元璋一声令下，天下英豪全都振臂响应!

　　但是出乎朱元璋意料的是，在百姓们积极响应的同时，元朝的文人们反而保持了一种诡异的沉默，甚至还逆潮流而行，尊奉元朝为正统，否认朱元璋的合法性。

　　而且心念元朝的文人们人数还不少，最显著的就是元朝户部尚书张昶，他在被朱元璋抓住了之后当了明朝的官，但这位老哥一直身在曹营心在汉，偷偷地和元朝勾结，事情败漏后张昶竟然丝毫无愧色的写了几个大字：“身在江南，心思塞北”。蒙古大将王保保手下也有个叫蔡子英的人才，对元朝可谓忠心耿耿，在战斗中蔡子英也当了俘虏，结果他坚决不肯投降，对着朱元璋就哭，日哭夜哭，反正就是怀念旧主，朱元璋无奈只能把他放走了。

　　当然您可以解释为这两个都是被元朝给洗脑了，毕竟和其他被压迫的同胞相比他们都是既得利益者，所以就成为了蒙古人忠实的帮凶，毕竟秦桧也有三朋友嘛。

　　除了官员，修行的道士们以及在野的隐士们好像也对元朝念念不忘。

　　最典型的就是明代著名道士张三丰，在金庸先生的小说里把张三丰写成了反元义士，《倚天屠龙记》中是这样描述张三丰的：

　　张三丰双目如电，直视赵敏，说道：“元人残暴，多害百姓，方今天下群雄并起，正是为了驱逐胡虏，还我河山。凡我黄帝子孙，无不存着个驱除鞑子之心，这才是大势所趋。老道虽是方外的出家人，却也知大义所在。空闻、空智乃当世神僧，岂能为势力所屈?你这位姑娘何以说话如此颠三倒四?”

　　您看着是不是特别激动?特别解气?实际上张三丰一直怀念元朝，对朱元璋和明朝颇为不满.......

　　现在道教界公认的张三丰的两部诗歌作品中都出现了“大元遗民”，比如说《卖花声》：

　　无根树下说真常，六道含灵共一光。会得威音前后事，本无来去貌堂堂。明洪武十七年，岁在甲子中和节，大元遗老张三丰自记于武当天柱峰之草庐。

　　《自题敕封通微显化真人诰命后跋》中记载：大元遗老三丰道人书。

　　都已经洪武十七年，大明已经定鼎天下快二十个年头了，张三丰还想着当元朝人哪!这哪里是什么反元义士，明显就是元朝的顺民嘛!

　　您要说这些并不能代表天下文人，那我再给您举举例子。著名诗人杨维桢就誓死不从朱元璋，甚至说：“皇帝竭吾之能，不强吾所不能则可，否则有蹈海死耳。”而元代的理学家郑玉在太祖点名要他去做官时直接回复：“吾岂仕二姓者耶!北向再拜自经死。”甚至朱元璋的心腹谋臣刘伯温一开始也曾经为元朝廷镇压起义军，后来朝廷太昏庸，刘伯温一怒之下隐居，换句话说如果朝廷不昏庸呢?那就老老实实为朝廷效力，镇压逆贼朱元璋呗!而且宋濂、刘伯温这些开国功臣(当然绝大多数都是文人，而且是江南文人)在私底下也对明朝颇为轻蔑，怀念元朝(宋濂在记事时还用的是元朝年号)。

　　就算是朝代更迭总有一些遗民想不开(比如说清末不少的遗老遗少，甚至还有像王国维这种大文学家)，但元末明初却存在着大量的江南地主和读书人怀念元朝，他们对明朝的感情并不深，甚至可以说是冷眼旁观。

　　这一点让朱元璋大为奇怪，你们这些读书人不是都知道“华夷之辨”?这些蒙古人如此欺压我们这些汉人，为什么你们还要对元朝如此念念不忘甚至誓死效忠?

　　别说朱元璋奇怪，就连民国时期著名的学者钱穆先生对此也颇为不解，他极为惊讶的发现“明初诸人，皆不忘元廷，无意出仕。”钱穆先生首先强调了这些文人与大明朝廷并不一条心：“胡元入主，最为中国史上惊心动魄一大变，元人用兵得国之残暴，其立制行政之多所剧变，而中国全境沦于异族统治之下，亦为前史所未遇。未及百年，乱者四起，明祖以平民崛起为天子，为汉高以下所仅有，读史者岂不曰驱除胡虏，重光中华，其在当时，上下欢欣鼓舞之情当如何?而夷考其实，当时群士大夫之心情，乃及一时从龙佐命诸名臣，其内心所蕴，乃有大不如后人读史者之所想象。”这些文人甚至还对元朝廷念念不忘。“明祖开国，虽曰复汉唐之旧统，光华夏之文物，后人重其为民族革命。然在当时文学从龙诸臣，意想似殊不然。或则心存鞑庭，或则意蔑新朝。虽经明祖多方敦迫，大率怯于进而勇于退。”按照钱先生的解释这些文人被蒙古人统治了几十年，所以一个个都被洗脑成为了元朝忠心的奴才，这才“心志不免自狭，意气不免日缩，乃以为斯文所在，即道统所在。”

　　真的是如此么?咱们来分析一下蒙古在中国的统治政策(尤其是南方)。

　　正所谓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读书人们对元朝如此念念不忘，必然有其原因所在。

　　为什么怀念元朝?因为他们在元朝活得舒服。

　　怎么个舒服法?因为元朝更重视商业，对田地赋税收得极轻。

　　叶子奇就在《草木子》中这样夸赞元朝的赋税“元朝自世祖(忽必烈)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亦!”

　　元朝在江南地区的赋税甚至比起南宋来说还要少!“法网疏阔，征税极微。吾松(江)僻处海上，颇称乐土。……一家雄踞一乡，小民慑服，称为野皇帝，其坟至今称为某王坟茔。”(您看看，都自称为皇帝了，一个土地主在元朝有着多么大的权力啊!)

　　所以看看元朝在江南进行统治的特点，首先是判罚极为宽松(这个咱们后面要讲到，这里就不介绍了)，而且税收极少，所以那些个文人地主们怎么样?过得如同皇帝一般!这个观点还得到了明朝读书人的认同：“前元取民最轻”，“其时(指元朝)赋税甚轻，徭役极省。”“陛下即位之初，诏蠲今岁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与北异，贫者佃富人之田，岁输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输租如故，则是恩及富室而不被于贫民也。”

　　和咱们想象中元人虐待江南汉人不同，元代南北的政策有着十分巨大的差别。“今王公大臣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倾，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而在南方，“江南豪家广占农地，则驱役佃户，无爵邑而有封君之贵，无印节而有官府之权恣，纵恣妄为，靡所不至”。也就是说元代的统治者在北方(一般体现为王公大臣)抢占民田来当草场放牧使用，而江南的富商和读书人则像土皇帝一般，他们占据民田驱役佃户，日子过得美滋滋!

　　这其实就是江南士子们怀念元朝的关键，蒙古人在平定了南宋后对江南富户地主采取了“一本于宽”的政策，对这些读书人百般拉拢，所以元代江南豪族的权势不但得以稳固，而且比之南宋还要更大!为什么?强龙不压地头蛇，蒙古人在江南没有开展种族灭绝，为了保证元政府对江南统治的长治久安，元朝廷的官吏们和江南富户、读书人勾结在一起，他们“夺民田宅居，蠹有司政事，为害滋甚”。

　　这些人过得有多爽?他们不但可以参加科举考试(有人说元朝没有科举，这是不对的，就连刘伯温也曾经前往北京参加进士考试)步入仕途，还可以用送钱、纳粟等等方式当官。虽然蒙古人在江南担任重要职务，但天下这么大，你们蒙古人有多少?还不是要汉人来协助，大量史料证明，汉族官员在江南甚至中央担任要职的人数要远远超过蒙古人(蒙古人主要掌握的是军权)。所以对于士人们来说，元朝和南宋也没什么区别，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还要比南宋时期过得快活和自由。建文帝重臣方孝孺这样评价元朝的吏治：“元之有天下，尚吏治而右文法。凡以吏仕者，捷出取大官，过儒生远甚，而儒多屈为吏。吏皆忠厚洁廉，宽于用法而重于有过，勇于致名而怯于言利。”刘伯温也这样回忆：“士大夫安享富贵而养功名，文人雅士渲染太平，歌舞升平，极尽侈糜之能事”。士大夫们都过得爽，那百姓们呢?谁还管啊!

　　除了收税少，蒙古人对刑法的判处也十分轻微。比如说在灭南宋后把233条罪名，减少到了135条，在忽必烈时全国都只有不到两千人被判处死刑(这个跟朱元璋比比，动辄一次杀几万)。

　　(江南的读书人们还很怀念张士诚时期的自由和宽松，这也让朱元璋十分不满)

　　而这些读书人的好日子在朱元璋建立了明朝之后彻底破灭了，老朱是个什么人?心硬如铁，他的父母因为官吏们贪污赈济粮饿死了，他自小当过和尚、乞丐，参加义军，是从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人物，这样的人对于这些地主和文人自然有一种特别的不信任感。而江南地主因为在元朝是既得利益者，所以对朱元璋也十分冷淡(而且当时江南的士人地主要么希望元朝卷土重来，要么支持法度宽松的张士诚，对朱元璋十分仇视)。作为报复，朱元璋在统一天下后对江南士人的打击也变本加厉。

　　朱元璋首先强调了元朝“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于是规定“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必杀无赦”。你们还以为是元朝时期的土皇帝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要不能为我所用，杀!

　　诗人高启曾为魏观撰写《郡治上梁文》，其中“龙盘虎踞”等句触怒朱元璋，认为他怀念张士诚，直接被押到南京腰斩。戴良因为辞官不就，朱元璋逼迫他自杀。与此同时朱元璋对江南的地主富户们也不遗余力的打击，你们这些人贪赃枉法，坑害民财，早就要收拾你们了!于是江南一代“富民豪族，铲削殆尽”、“既盈而复，或死或徙，无一存者”。

　　所以这些读书人为什么怀念元朝?按照士人的话来说就是“洪武间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惊怕，与朝廷出多少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其时士大夫无负国家，国家负天下士大夫多矣。”他们在元朝多爽啊，蒙古人又不懂政事，怎么判案怎么纳税还不是他们一句话的事?在他们“广占农地，则驱役佃户”、“小民慑服，称为野皇帝”的时候，百姓们过得是怎样的生活?卖儿卖女，生不如死。但这些读书人却看不到，他们只关注的是赋税少、刑法松，一边榨取民脂民膏，一边还能轻松的饮酒赋诗。可惜元朝的统治终究是结束了，这些寄生虫也遇到了最关心农民、手段最毒辣的朱元璋，贪污十六两银子就剥你的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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