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如何评价明朝的？为什么说明朝的存在是悲剧？

　　历史是如何评价明朝的?不清楚的读者可以和趣历史小编一起看下去。

　　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无数次改朝换代，但若论“得国之正”，很多中国人都会首推明朝。原因很简单，朱元璋推翻了蒙元统治，恢复了汉人天下，这是朱元璋最为后世称颂的功绩之一，也使后人谈起明朝时带有一种强烈的民族感情。

　　然而明朝绝没有明粉们说的那样伟大。朱元璋建立大明，打的是“日月重开大宋天”的旗号，似乎是宣告他要恢复宋朝的开明统治。但事实证明，朱元璋的大明并没有多少大宋的味道，相反，和大宋相比，明朝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严重倒退。

　　这种倒退首先体现在经济上。宋朝是一个高度繁荣的社会，国家财政收入一度高达16000万贯，这个数字是唐朝最高峰的3倍。相比之下，明朝财政收入在最高时期还不到这个数字的20%。另外，根据学者研究，宋代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高达22%，在当时已经世界领先，而到了明朝，城市化水平一下子降到7%左右。

　　这种巨大反差的背后，是经济政策和治国理念的变化。宋代打破了“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士农工商”之间的界限不再那么明显，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几年前来，中国的国家收入一直以农业税为主体，但在宋朝，财政收入的主流变成了工商税收，占比高达70%，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元朝虽然轻视汉人，却继承了宋朝对工商业的重视，并进一步发展了海外贸易。

　　清明上河图

　　然而到了明朝，经济政策发生了180度的大逆转。贫农出身的朱元璋对富人有一种天然的仇视，洪武年间的大富商多半被他以各种名目整得家破人亡。他对商人制定了史上最苛刻的规矩，不仅禁止商人及其子女参加科举，连穿衣戴帽都有种种歧视性的禁忌。

　　光是打压商人还不能说明问题。明朝经济倒退的根源，是最大程度的限制了人口流动。

　　朱元璋制定了史上最严格的户籍制度。在大明，每个人一生下来，就被官府登记在户口本上，长大之后，子承父业，一辈子不准随便迁移，即使郎中、算命的也只能在本乡活动。哪怕遇到了灾荒，也不准老百姓外出逃荒，一经发现就会被抓回原籍。

　　此外还有最奇葩的职业制度。朱元璋把老百姓强制分为农民、军人、工匠三大类，三大类中再分为若干小类，比如工匠中还分为厨子、裁缝、铁匠等。如果你是军人，那么你的子子孙孙都是军人，除非你做到兵部尚书，否则终身不得脱离军籍。同样，如果你爸爸是厨子，那么你和你的后代永远都得在后厨忙活，而不管你厨艺如何，手指有没有残疾。

　　在这些制度之下，明朝的人口几乎失去了流动性，绝大多数百姓只能终身在田间劳作，而且连更换土地和地主的自由都没有。整个国家变回了一个大农村，农业税重新在国家收入中占了大头，而工商杂税只占12%。

　　此外，朱元璋在登基不久就发布了著名的禁海令，正常的对外贸易几乎中断，代之以“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这更加速了明朝向传统的小农经济回归。

　　较之经济，明朝人道主义水平的倒退更令人震惊。

　　在宋代以前，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买卖奴婢的现象，而且这种买卖是合法的。奴婢的地位和牲畜类似，处境十分悲惨。然而到了宋代，奴隶制在事实上被取消了。宋朝的“奴婢”其实也是平民，和主人不再是主奴关系，而是雇佣关系，类似今天的保姆或助理。他们不是雇主的私产，而只是为主人打工，如果对待遇不满还可以跳槽。在宋代杀害奴婢和一般的杀人无异，要受法律严惩。

　　但到了明朝，奴隶制再度复活，而且相当普遍。明朝的主人视奴婢为自己的财产，可以随意送人，对奴婢想打就打，想骂就骂，直至虐杀。比如《金瓶梅》里描写男仆周义偷了主人家的财务逃走，被抓回后“拿到前厅，不备分说，打了四十大棍，即时打死”，也没被追究。明代奴婢还可以世袭，男仆和婢女结婚，生的孩子还是主家的奴婢，也就是《红楼梦》里常说的“家生子”。明朝法律还规定，奴婢不能控告主人，不经主人允许不得结婚，一切必须逆来顺受。

　　除了奴隶制，明朝还恢复了一项令人发指的古老制度：活人殉葬。这本是先秦时代的野蛮风俗，到东汉以后就几乎完全消失。但朱元璋临死前却下了最后一道圣旨，命令所有没生过孩子的妃子为他殉葬。于是他的四十位妃子在太监的催促下集体上吊，到地下陪伴朱元璋去了。后来的朱棣和几位皇帝也都如法炮制，直到明英宗时才被废止。

　　明朝的倒退远不止这些。若论对国运和后世的影响，明朝的政治文化更值得我们深思。

　　毫不夸张的说，今天的国人对“皇帝”的印象多半是由朱元璋塑造的：乾纲独断，唯我独尊，一句话让你飞黄腾达，一句话让你人头落地。但实际上直到宋代，皇帝并不能这样为所欲为。中国的皇权虽然总体上一直在膨胀，但同时对皇权的制约力量也一直在增长。到了宋代，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政治文明达到了最高峰，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国家大事由君臣民主协商，甚至市井小民都有机会参与政府决策。比如宋太宗时要对茶叶经营立法，就专门请来几十名茶商，让大家各自发表对法条的意见。这在其他朝代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有学者认为，宋代的政治已具有近代政治文明的雏形。

　　然而到朱元璋时代，一切都变了。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废除了两千年的宰相制度，真正实现大权独揽，宁愿日以继夜地亲自处理政务，也不想和任何人分享自己的权力。后来实在忙不过来，只好设立了内阁，选一批官员作为自己的秘书，为了防止他们夺权，还刻意把他们的品级限定在五品。只是朱元璋没想过，他就算再勤奋再小心，却不能保证自己的子孙和自己一样勤奋一样小心。事实是明朝后期的皇帝一个比一个懒，不光使内阁的权力越来越大，还让那些替皇帝批折子的太监尝到了权力的滋味。

　　同样处于对权力的不安全感，朱元璋创立了锦衣卫，大搞特务统治。特务遍布京城内外，上至王公大臣，下至普通百姓，都处于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帝国上下各个阶层都处于恐怖气氛之中，人人相互提防，不敢乱说乱动。

　　西汉以来，文人士大夫的社会地位都是很尊崇的，特别在宋代更是登峰造极。“士可杀不可辱”到宋代早已成为社会共识，皇帝“待士大夫有礼莫如本朝”。对大臣特别是文臣施加侮辱性刑罚，在宋代是不可想象的。

　　但朱元璋才不管这一套。元朝皇帝有鞭打大臣的习惯，朱元璋则加以改进，发明了著名的“廷杖”，不管你是文臣还是武将，也不管你什么地位和品级，只要惹怒了皇帝，就可以在朝堂上扒掉裤子打屁股。挨打的大臣嘴巴啃地，轻则皮开肉绽，重则当场毙命。大臣的尊严就在这重重的棍子下被打得粉碎。

　　然而对明朝的文人士大夫而言，打屁股还不是最难受的，况且也不是人人都有享受廷杖的资格。

　　朱元璋曾发布诏令：允许地方官、甚至农工商人都可以对他提出建议，任何人都有权讨论政治，唯独读书人(生员)不准说话。“军民一切利病，并不许生员建言。果有一切军民利病之事，许当该有司、在野贤才、有志壮士、质朴农夫、商贾技艺皆可言之…….惟生员不许!”为什么谁都可以讨论政治，偏偏最该关心政治的读书人不可以?显然，读书人有思想，有组织能力，这种力量会危害他的统治，所以要取消他们的嘴巴，只准埋头四书五经，学写八股文，不准发出声音。

　　也正因不许读书人乱说话，所以明初文字狱的蔓延之广、理由之荒唐是空前的。很多人仅因为诗文中出现了“光”“僧”“贼”等字样，就能触动朱元璋的龙鳞，轻则发配流放，重则满门抄斩。所以明朝的文人写诗作文都小心翼翼，字斟句酌，诗文的数量和质量都急剧下降，终明一朝，竟然没出一个重量级的诗人。唐宋以来的风雅传统涤荡殆尽，朝堂上只剩一群空谈“性理”的伪君子，社会上只剩一群皓首穷经的书呆子。

　　在这种极度的专制高压和种种奇葩制度之下，中国社会从明朝开始彻底失去了活力和创造性，变得空前的封闭、僵化、保守和低效率，社会的道德水准也急速下滑。尽管这种趋势从元代就已开始，却是在明朝得到强化并变得不可逆转的：

　　繁荣的工商业消失了，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重新占了上风;开放的贸易和外交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天朝上国的自大和万国来朝的幻觉;广开言路的风气断绝了，取而代之的是万马齐喑人人自危;文人的风雅和气节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市侩的猥琐和道学家的虚伪;社会的正气越来越少，只剩种种尔虞我诈和偷偷摸摸的纵欲狂欢。

　　中国人的精神气质被彻底改变了，变得麻木不仁，奴性十足，胆小而又狡猾，怯懦而又残忍，爱占小便宜，善于欺骗…..这种变化使明朝以后的中国人和唐宋时期的中国人看起来更像两个物种，也成为后世有识之士探讨国民“劣根性”的重要参照。

　　而与明朝同期的西方，此时已穿过黑暗的中世纪，正通过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敲响着近代文明的大门。等待他们的将是经济的腾飞，民众的觉醒，社会的巨大进步，还有殖民地的急剧扩张。

　　读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为什么朱元璋会让大明偏离了航向，在如此重要的历史关头转了个大弯呢?

　　首先是元朝的影响。元朝虽然入主中原，但其一直拒绝接受汉文化，终元一朝，蒙古人那种野蛮的草原文化一直在发挥作用。包括户口制度、职业世袭、任意折辱大臣等，其实都是元朝的制度。元朝的君臣关系更像是主奴关系，除了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不算你功劳多大官位多高，在皇帝面前都形同奴隶，要做到绝对顺从，并以此为荣。朱元璋读书不多，眼界不够，他的所谓以史为鉴更多是以最近的元朝为鉴。所以明朝虽然是汉人王朝，但政治文化带有浓重的野蛮色彩，明朝的君臣关系也从大宋的“共治天下”变得如隔天地。

　　但从根本上讲，明朝的倒退几乎是朱元璋一手造成的，而这与他独特的经历和性格有关。对于一个王朝开创者来说，他的性格会主导整个国家的性格，他的素质会影响整个民族的素质，而且这种偶发的影响可能非常久远。朱元璋正是如此。

　　朱元璋是赤贫佃农出身，父母亲人都因贫病而死，他生命的前二十五年都活得穷困潦倒，颠沛流离。他没有机会读书，还做过和尚、乞丐，受尽了地主权贵的欺凌。如果不是元末的农民起义把他颠出了原来的生活轨道，他随时都可能在街头冻饿而死。这种悲惨的遭遇，使朱元璋心中充满了仇恨和怨毒，同时还有深深的自卑，也使他的心理发生了严重的变异。

　　所以，纵观朱元璋的治国理念，还有他为大明开创的种种奇葩制度，越看就越像一个苦大仇深的农民在报复社会，或是凭着一个农民对“皇帝”的想象去做皇帝。

　　小农思维的典型表现是怕出“乱子”，讨厌变化，追求稳定和秩序。所以朱元璋才那么厌恶人口流动和职业变换，拼命打压商人和开放的贸易。在朱元璋的眼里，世界是封闭的，静止的，每个人都应该各安“本分”，杜绝任何非分之想，这样大明的江山才能永远平平安安的运转下去。

　　在朱元璋眼里，皇帝就应该乾纲独断，就应该为所欲为，不受任何约束。所以他非常乐意看到所有臣民都匍匐在他的脚下，并通过教育、科举和酷刑，不断强化着臣民的奴性。他不仅要征服他们的身体，还要掌控他们的灵魂。

　　他仇视官僚和富人，也仇视读书人。他总感觉那些文人对自己低贱的出身内怀不服，还时常在诗文里含沙射影嘲笑他。所以他对文字狱有一种特别的偏好，还把那些不肯合作的读书人以各种罪名流放，杀头，打屁股，大卸八块……

　　正因如此，当满清的统治者入主紫禁城之后，他们无不对朱元璋和他开创的制度赞赏不已。他们发现，经过朱元璋的收拾和修剪，中国人变得极其顺从、麻木、好管，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像行星轨道一样井然有序，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楚。所以顺治要赞叹“历代贤君莫如洪武”，康熙更是夸朱元璋的的大明“治隆唐宋”。于是清朝基本上对明代的政治制度照单全收，并通过设立军机处等小调整，使这种制度更加完备。

　　从这个角度讲，朱元璋不止开创了大明近三百年的基业，连大清王朝都可以视为他政治思想的延续。这使得中国这艘巨轮的航向越走越偏，与世界文明的距离越来越远，并且在五百余年的时空里都得不到匡正的机会。当西方人用炮舰打开尘封已久的中国大门之后，他们惊讶的发现，这个传说中富庶文明的国度，更像是一个半开化的野蛮国家，皇帝昏庸暴虐，官吏贪赃枉法，百姓生活在恐惧之中，愚钝麻木，精神萎靡。“他们禁闭妇女，残杀婴儿，奸诈、残酷、胆怯、肮脏，对科学技术一窍不通，对世界一无所知。一切都愚蠢透顶。”

　　所以，朱元璋的出现和明朝的诞生，就如同明朝的灭亡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巨大悲剧。时至今日，朱元璋注入这个民族肌体和灵魂的种种毒素并没有完全清除，仍需要我们时时警醒，反思，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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