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国之君崇祯值得同情吗？明朝灭亡有哪些原因？

　　今天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崇祯的故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大部分历史上的亡国之君，总会遭到人们的唾弃，因为他们往往穷奢极欲，不顾百姓死活，最后落得身死国灭。

　　可有一个这样的帝王，死后却博得了人们的同情，他就是明朝的崇祯帝。

　　崇祯皇帝勤勤恳恳，想有一番作为，可惜他接过的是一个被好几代祖宗给败得差不多了的烂摊子。

　　从崇祯的苦苦挣扎，我们能感受到一种剜心之痛，至于明朝这个庞大而又笨拙的帝国的灭亡，锅实在不应该让崇祯一个人背。

　　祖制让明代成为了笨拙的帝国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苦，建立了不朽功业，还体恤百姓，这都是应该承认的。

　　但是，也正是由于出身环境，朱元璋对财政、金融和贸易很陌生。

　　朱元璋认为是他的英明神武把元朝揍趴下的，他丝毫没有意识到元朝后期的财政大崩溃。

　　他有样学样，跟宋朝与元朝一样，发行了“大明宝钞”这种纸币。

　　朱元璋淳朴地认为，纸币是个好东西，能印就能花，想印多少就印多少，这背后的逻辑他没搞懂，当然他也没兴趣。

　　所以，奇葩的“大明宝钞”问世之初，就没有准备金。

　　也就是说，你可以用手上的真金白银按照既定的汇率，去换得大明宝钞，但如果你想用大明宝钞按照相同的方式去换取真金白银，对不起，这是不可能的。

　　老百姓就算再傻，也不可能看不出来，人们在市场交往中，发现“大明宝钞”毫无说服力，自觉抵制，仍旧采用金银铜钱交易。

　　不得已，朱元璋动用自己的权威蛮横地干涉，禁止民间金银交易。

　　经过多次折腾，朱元璋貌似也窥得了货币的一丝门道，只是他身上固有的小农意识也出现了，他在政府花钱时尽量多用纸币，在收钱时少收纸币。

　　比如民间在缴纳商税的时候，规定百分之七十用纸币，百分之三十用硬通货，民间为了凑齐缴纳的硬通货，得花大量的纸币去兑换，不出意外，“大明宝钞”出现了大贬值。

　　朱元璋设计的这种制度还是有公平之处的，因为除了坑百姓，坑起官员来也毫不手软。

　　官员原来的俸禄是用粮食支付的，但到后来，一部分变成宝钞，宝钞贬值了，能够换得的粮食自然也就少了。

　　为了最低的生活保障，在民间抵制与官员的疾呼下，明朝确立了银本位。

　　商业贸易的发达与过度产业化

　　明朝朝野呼吁建立银本位，恰好赶上了西方大航海时代的贸易浪潮。

　　西班牙人占领了白银储量最高的国家墨西哥，开辟了以菲律宾为跳板、往来于中国与日本的贸易路线。

　　但是，明朝皇帝在对外贸易中，根本不了解宋元时期的规则。

　　在明朝皇帝看来，他们都是仰慕中国文化前来朝贡的，所以就算是西方的商人也必须伪装成朝贡的使者。

　　朝贡的使团献给明朝帝王礼物，明朝帝王再赐予这些使团价值数倍的回赠，长久下来，明朝一直是亏本买卖。

　　宋元时期赚钱的外贸，反而成了明朝皇室的包袱。

　　中国的近邻日本与北方的蒙古，也把明朝当做冤大头。

　　明朝的应对是减少日本的朝贡次数，压低日本朝贡货物的价值，正常的贸易受到了打击，日本人随机对中国的沿海地区开始了走私和海盗攻势，东南沿海的倭乱开始了;

　　同样，明英宗发现蒙古的朝贡使团有半数以上是冒充的，所以只按照规定人数给予赏赐，这下激怒了也先，才有了后来的土木堡之变。

　　明朝开始在沿海实行严格的海禁，在西北也不断与蒙古有战争摩擦。

　　可是，无论是朝廷宰辅徐阶、张居正还是地方名臣海瑞，都认为对于白银储量不高的中国来说，“开矿不如市舶”。

　　所以，隆庆年间，开放了海禁，又在西北与俺答汗“封贡互市”，困扰明朝的倭乱与边患竟然一下子减轻了不少。

　　这样，大量的白银开始涌入中国。

　　西班牙人从墨西哥带着大量的白银先到菲律宾的马尼拉，然后到达中国的东南沿海，购买中国的货物后，一部分回到马尼拉，一部分到日本。

　　之后，将中国货物转手卖给日本，日本兵库县的白银通过西班牙人之手，再次采购中国货物的时候，也流入了中国。

　　流来流去，白银还是流入了中国，明朝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白银帝国”。

　　被高估的张居正改革

　　既然商业收入这么多，照理说，明朝应该把商业税上升到主体地位才是，可是这个老牌的帝国并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也没有一丝改变的想法。

　　因为，商业税是个流动性强，变化特别大的税种，这需要明朝彻底抛弃对商业“四本之末”的看法，再配套以专业的官僚队伍。

　　只是，在动态的社会里，明朝依旧选择以静态的方式来应对。

　　明朝的税收主要来源依旧是土地，毕竟土地数额变化在短时期没有商业营收那么巨大。

　　朝廷从战乱恢复的洪武年间到太平的嘉隆万时期，人口与土地都应该增长才对，可官方的数据却瞠目结舌，人口与土地还减少了。

　　原因就在于朱元璋将大量的田地赐予自己的子孙和勋贵，而后世的皇帝还要兼顾外戚，这些人都不用纳税，他们占领大量的田地尚且不满足，总是想办法兼并普通百姓的田地。

　　偏偏，明朝又是一个不抑兼并的朝代。

　　此外，地方官员还藏匿田地，有“黄册”和“白册”的区别，黄册用来应付上级，记录的人口与土地数额较少，需要缴纳的税额自然就少;白册是实际记录数额，地方官员的征税依据。

　　这其中的差价，毫无疑问是被地方官员中饱私囊了。

　　张居正的改革是在帝国财政一团乱麻的前提下，解开了几个死结，尤其是通过“考成法”给地方官员压力，清量土地，再通过“一条鞭法”，将所有的税额和劳役折合成银两，每年只征收一次。

　　影视剧中的张居正形象

　　这种方法减少了扰民，简化了手续，有利于征收税赋，加上白银涌入，确实让民间也受到了惠及，所以政府的收入大幅度增加。

　　这才有了万历年间“三大征”的底气。

　　只是，张居正并未想过发展经济，也没有给民间经济松绑的意图，只是理清了税基：土地!

　　后世的明朝帝王在需要应对突发事件的时候，第一反应都是按照土地数额，每亩增加多少税收的范式来应对财政危机。

　　所以，从张居正开始，就没有下定决心面对商业发达的现实，也没有尝试将商业税作为主要来源，毕竟这已经是现代化国家的范畴了，张居正受到时代的局限，并未看到当时全世界的变化。

　　农民起义不断

　　因为对外贸易的兴盛，丝绸与茶叶成了重要的外贸产品，东南沿海的土地不再种植水稻，纷纷改种经济作物桑树、茶树。

　　加上，明朝依旧靠土地征税，这让更多的百姓干脆离开土地，从事商业以及手工业。

　　江南的经济一派繁荣，但粮食产量却是逐年降低的。

　　而在中国的西北，农村依旧靠农耕为生，他们的负担依旧没有减轻，因为这中间还涉及了一个铜钱与白银的汇率。

　　丰收的年景，农作物价钱肯定比较贱，必须用更多的粮食换取铜钱，即使铜钱与白银的汇率是不变的，换取同样的白银，百姓们也付出了更多的粮食。

　　更何况，朝廷往往在丰年会加收银两，这样百姓付出的铜钱也不少。

　　那么，灾荒的年景，农作物价钱贵了，铜钱的价值就会低，这会造成白银对铜钱的汇率上升，换取同样的白银，百姓们也付出了更多的铜钱。

　　但是，农民在丰年依旧没有存粮，更何况是荒年，所以流离失所在所难免。

　　彼时，西班牙在海洋上被英国击败，导致明朝不再能从墨西哥进口到白银。

　　“屋漏偏逢连夜雨”，“小冰河”的气候也让明朝深受其害，粮食大量减产，所以西北民变发生后，朝廷既无钱赈灾，也不能调拨东南沿海的粮食往西北。

　　本来，西北的农民就够惨了，但为了应对女真在东北的挑衅，支付辽东军队的军饷，崇祯依旧只能选择加征土地税。

　　西北的农民，终于忍无可忍，胸中奔腾的千军万马爆发了，最后李自成埋葬了大明王朝。

　　魏忠贤还活着，能给明朝续命吗?

　　时下流行一种观点：“东林代表江南大商人利益，个个富得流油却抗拒商税，导致明朝国库没钱，因此灭亡”。魏忠贤是主张对大商人征税的，假如魏忠贤活着，崇祯不至于因为钱窘迫，所以，东林党是明亡的直接推手。

　　实际上，即便崇祯要对富商征税也很困难。

　　大量流入的白银，绝大部分肯定在富商手中，这些富商靠着资本积累，与朝廷高官互相勾结，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

　　早在嘉靖年间，东南的富商就能够与朝廷高官联合排挤抗倭名臣朱纨，导致朱纨自杀，可见，他们的影响力有多大。

　　因为地域的原因，很多人便认为东林党与富商的利益是一致的。

　　诚然，东林成员都是中小地主，但有些人家里也兼营点小商业，总体上来说家产不多，如东林领袖顾宪成的家产不过三百亩地，还要跟兄弟均分;

　　这样的家产状况顶多只能说是中产阶级，还有更穷的，邹元标家里就很穷(食贫);顾大章家连奶妈都请不起;缪昌期家里破产，连参加科举的盘缠都是朋友资助的;杨涟考上进士前要自己种地，差点累死在地头。

　　除李三才等极少数人外，东林人士基本都是清官，死时家产也不会比继承的祖业多多少。

　　所以，东林人士代表的是中产阶级和贫民的利益，并没有代表江南大商人的利益，相反东林人士的对立面倒多是大商人出身。

　　明朝皇权极强，皇权派生出来的宗室、外戚、宦官利用特权垄断商业，兼并田地，与民争利，皇帝还生怕他们过得不够好，万历给李太后的老爹李伟赐田七百顷，郑贵妃的弟弟郑国泰一次赐田三百顷。

　　东林排挤的许多内阁大学士家大业大，内阁首辅王锡爵就出身江南巨商，有田万顷，奴仆千人;之后的内阁首辅朱赓是绍兴山阴人，父亲是知州，自己也不廉洁，把山阴县的良田美宅全部侵占，有奴仆几千人。

　　这些人，皇亲国戚不用上税，内阁辅臣凭权势逃税，还庇护其亲戚党羽逃税，东林人士反而是建议要少给皇亲国戚赐田，要向富商豪绅收税，免得他们把税收转嫁给百姓。

　　崇祯帝募捐的时候，一丁点儿银子也募不上来，但是周奎、朱纯臣、张维贤等一毛不拔的勋贵都不是东林党，倒是英勇殉国的范景文、李邦华是东林成员无疑。

　　再说阉党，崇祯年间当政的温体仁、祸乱南明朝纲的马士英、阮大铖，可是典型的“魏党马党”，当这些人见清军势大，提前逃跑的时候，倒是杨涟的弟子史可法战死在了扬州。

　　较之魏忠贤以及后来的温体仁，东林根本没有真正、完全、彻底掌握国家政权，又遑论治国理政。

　　比起魏阉，东林与最高权力始终隔着一层，如果没有东林党的制衡，魏忠贤及其党羽会更加肆无忌惮。

　　明朝亡于内外交困，首要问题是没钱，而缺钱的原因很大方面是没跟得上时代潮流。

　　就连张居正那样能力强的人，也是对帝国修修补补，没有敢从源头动刀。

　　如果从源头动刀，对富商征税，除了相应的体制要适应外，还要做好应对朝廷勋贵的责难，很显然，张居正没有这个魄力，或者说张居正也受到了时代限制。

　　因为无法进口白银，造成了经济大崩溃，加上自然灾害，激发了民变，再加上新兴的女真政权。

　　所以，明朝灭亡，成了大势所趋。

　　金庸先生在《袁崇焕评传》曾说“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腐朽，最黑暗，统治者最残暴的朝代，到明末更成为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最黑暗的时期。明朝当然应该亡。”

　　金庸的评价，或多或少带了个人的主观原因。

　　一个朝代的灭亡，是错综复杂的综合原因造成的，绝非一人一事能够撼动。

　　明朝的灭亡，是多种人为因素交织在一起，自然灾害使这一切问题暴露并加重，

　　至于晚明朝廷的无可救药，与东林党并无太多关系，魏忠贤比东林党更能理财、其党羽比东林党更能打仗的这种说法，更是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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