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明朝帝师张居正夺情风波

　　张居正带着平生的抱负埋入了江陵的墓地，可他哪里知道，自己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

　　张居正夺情风波

　　一、张居正父亲之死

　　张居正的父亲，原是一位学无所成、屡试不中的乡间穷秀才，他的名字叫张文明，20岁上，补为府学生。在科举的年代里，为了谋取一个功名出身，他曾先后7次走进乡试的考场，结果每次都是名落孙山。只是到了他那大有出息的儿子张居正点了翰林，他才掷下考笔。万历皇帝朱翊钧登基后，张居正位极人臣，尊为师相，张文明便也不断地尝到父以子贵的甜头。一次，朱翊钧知道张文明还健在，已70多岁了，便一面吩咐备赐，一面为此专门又发了一道圣谕：闻先生父母俱在，年各古稀，康健荣享，朕心嘉悦。特赐大红蟒衣一袭，银钱二十两;又玉花坠七件，彩衣纱六匹，乃奉圣母恩赐，咸钦承，着家僮往赍之外，银两是先生的。感动得张居正当场赶写奏表谢恩，连连表示要派僮仆星夜兼程将赏赐之物转达于父母，世代奉为至宝。但是，张文明不久老病而死，10天后张居正接到家人送来的丧信，当日也就没有上朝。朱翊钧从次辅吕调阳的奏疏中得知了此事，于是，提笔给张居正写了一道谕旨，差司礼监太监李佑送到张居正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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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明代礼制，张居正的父亲死了，他必须辞职回家守制两年。明代，内外官吏人等都有丁忧的制度，在遇到重祖父母、亲父母的丧事时，自闻丧之日起，不计闰，守制27个月，期满起复。英宗正统七年有令，凡官吏匿丧者，俱发原籍为民;正统十二年又令，内外大小官员丁忧者，不许保奏夺情起复。所谓“夺情”，即指在27个月中，由皇上特别指定，不许辞职。在明朝立国以来，除投身军队的人，在朝大臣是较少被“夺情”的。

　　二、不愿守制27个月

　　张居正照例得提请回原籍守制。但他内心十分矛盾，于公于私他都不愿在此时回乡。一方面，朱翊钧还年幼，他们母子都离不开他这个深谋老练的顾命大臣;他自己已推行开的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的举措及准备着手进行的在全国范围内丈量土地、改革赋税制度、推行一条鞭法等改革方案还有待进一步谋划和执行。从个人的私利来考虑，自己数十年来从湖广江陵的乡间走到现在的权倾朝野这一步，也确实来之不易，生怕日久生变。更令张居正想不到的是，就在他因丧没有上朝的第四天，官员竟都去祝贺次辅吕调阳。根据明朝不成文的故事，首辅去位三日以后，次辅便可把座位从右边移到左边。这次，内阁僚属和翰林院的学士、侍讲读学士、修撰、编修、庶吉士们都纷纷穿上红袍到内阁道贺。张居正去留还未最后确定，他们却都向次辅吕调阳道贺。真是人未走茶已凉，把张居正气得咬牙切齿。

　　张居正对形势看得很清，他知道朱翊钧母子此时离不开他，是不会轻易让他就这么走的，太监冯保等人都支持他夺情，凭自己数年的经营和深谋老到的权术，去留问题还是最后由他自己来定。张居正遂加紧了私下的活动。十月二日，也就是张居正接父亲死讯的一周以后，朱翊钧就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在下发吏部的圣旨中写道：安定社稷，朕深切依赖，岂可一日离朕?父制当守，君父尤重，准过七七，不随朝，你部里即往谕着，不必具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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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设计“夺情”

　　张居正知道皇帝要“夺情”的态度，就故作姿态上了一首《乞恩守制疏》，在叙述了一通父子人伦当守制的道理后，又说自己年纪只53岁，“丁忧”的时间也不过是27个月，到那时，身体尚还康健，只要皇上不嫌弃，还可再召回任用。朱翊钧未悟出其中的奥妙，他此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不让张先生离开京师回籍守制。于是他又给先生下了一道圣旨：爱卿笃孝至情，朕非不感动，但念朕十岁上先皇辞世，先生受托尽心辅导……朕于幼冲之年，垂拱仰成，顷刻离卿不得，安能等得三年?况且爱卿身系国家安危，又岂是一般的金革之事可比?请强抑哀情，勉遵前旨，以不负我皇考委托之重，勿得固辞。朱翊钧抬出了死去的先皇，希望张先生就此而留下。

　　张居正通过连日来的几辞几留，“夺情”心愿不仅如愿以偿，而且他在朝中的地位和威望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天子盛赞他的无双忠孝、盖世大功，是他今后继续当国受之不尽的资本。

　　四、同乡反对遭廷杖

　　张居正 “夺情”的事情就此算是定了下来，而朝臣中的分歧和争论也激烈地展开了，支持的人固然不少，加以阻止和明确反对的声势也不小。这年的十月初五，天上出现彗星。按当时的说法，这是不祥的征兆，是上天在示警。按以往历代帝王的习惯做法，朱翊钧诏修省，上自皇帝下至百官都要反省。而这一次，有不少大臣把它与张居正的夺情问题联系起来。率先上疏的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这位来自南直隶武进县的翰林后进，虽是隆庆五年的进士，与张居正有师生之谊，但此时他上了一道 《因变陈言明大义以植纲常疏》，以为“夺情”既不近人伦情理，也不合义理法度。第二天，隆庆五年进士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再上疏，请令张居正奔丧归葬，事毕回朝。第三天，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又联名上疏，奏请令张居正回籍守耕。张居正发怒了，他实在没有料到，挺身而出反对他“夺情”的都是些自己的门生或同乡。朱翊钧更是龙颜大怒，他觉得吴中行四人的矛头不只是对着张先生“夺情”问题，也是对自己权威的藐视!他决定效法列祖列宗对直言犯谏的建言大臣所惯用的手法，对此四人执行廷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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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臣中竟也有不被这场淫威所吓倒的，那就是刑部观政进士邹元标，这位来自江西吉安府的青年进士，对张居正素无好感。就在四人挨杖的当天，他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奏疏呈上，矛头直指张居正的诸般过失。在他看来，张居正虽然有才有志，但学术偏隘，自用太甚，他的设施乖张，用刻深之吏、沮豪杰之才等行为，不胜枚举，何况朝中除他以外，也不是没有能人。张居正自称非常之人，其实亲丧不奔，别人视他为禽彘。结果，邹元标被廷杖，遣戍都匀卫，同时遭廷杖的还有一位来自浙江余姚的布衣姚韩，他也上了一封万言疏指责张居正，被抓来打了一顿后，发送回原籍。反张居正“夺情”的斗争终于被镇压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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